这是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的指示中提出来的。他说“既须对于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又须对于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毛泽东提出在区别上建立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为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谋略。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生动体现。毛泽东提出在区别上建立政策的谋略，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非常及时。1938年10月，中国抗战逐渐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亲日派，于1938年12月逃离重庆，飞往越南河内，公开声明投敌。后来，在日本军部的导演下，经过汪精卫同南方、北方傀儡头目商谈后，于1940年3月在南京凑成日本占领区内统一的伪中央政府——“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表现出要继续抗日，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极度不满，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国民党顽固派在各地的反共磨擦活动日趋严重，接连发生博山惨案、深县惨案、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等袭击和杀害共产党及革命力量的严重事件。在严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正确地决定：坚持打击卖国的汉奸汪精卫，继续争取同蒋介石集团维持国共合作，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为此，在区别上建立中共的政策，是必要的。毛泽东强调，对于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对其尚能抗日的一面，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反共的一面，加以孤立的政策。处理阶级关系时应有区别，就是对待帝国主义，也应有区别。必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战争并赞助中国抗日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毛泽东提出在区别上建立政策的谋略，帮助中共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清醒地认识了国内政治局势出现的严重危机，懂得如何处理错综复杂的矛盾。由于中共在区别上建立政策，因而不仅充分发动和组织了工农群众，而且团结了各阶级、阶层，支援抗战;对反共顽固派，进行了坚决而灵活的斗争，维持了全民族抗战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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