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洽卿是中国近代企业家，如同近代许多实业界人物一样他也是从小在上海做学徒，后来当了洋行买办，投资创办近代航运业，并成为航运界代表人物之一。其在航运事业上着实有一番业绩和筹谋，比较突出的有：

一、集众资，压太古，打入沪甬航线。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内河沪甬航运线一直被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控制，20世纪初年正是英国太古轮船公司横行之时，他们凭借自己的垄断地位不断抬高运价，极力盘剥我国商民，激起人们强烈不满。虞洽卿看到这一情形，决心打破太古公司的垄断地位，抵制其任意抬价行为，他以维护民族同乡利益为号召，在上海筹集资本，克服种种困难，创办起宁绍商轮公司，虞亲自担任经理。宁绍轮一行驶在沪甬线上，立即制定了比太古公司低一半的票价，迅即把客户吸引到宁绍轮上来。虞洽卿还教育船上员工热情为客户服务，使客户感到乘船如家，营业大盛。相反英商太古公司却因价格高，服务差，而客户大减，以至出现放空船的情景。太古公司遭此打击不甘失败，凭仗雄厚实力，乃将票价降至宁绍轮以下，还向客户赠送肥皂、毛巾等物，企图以此压垮宁绍公司，夺回失去的利益，宁绍同乡见状，为支持虞洽卿与太古斗争，组织起“船票维持会”，资助宁绍轮因被迫降价与太古公司等价而遭受的损失，这场针锋相对斗争，终使太古公司屈服，保持与宁绍公司的同等运价，改善船上服务。

二、抓机遇，扩业务，明三暗一牟厚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欧各资本帝国将大批船只从中国召回征用，一时船少货多，航运价格猛涨，虞洽卿抓住此机遇，卖掉部分房地产业，独资兴办三北航运公司，置海轮2000余吨位，行驶在南北洋航线上，不久，再筹建宁兴、鸿安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这两个公司他以自己子女的名份设置股东，对外是三家公司，实际则完全是虞独资企业，其采取明三暗一的方式，主要是为了便于调剂资金，以及向外借贷时互相为保，即自己为自己担保，有效地发展了企业，到1920年之后，他在航运业的资本已达400余万元，与当时的重庆民生轮船公司和天津政记轮船公司鼎足而立。

三、行押柜，让买办，越穷越要买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外国资本帝国轮船公司重新返回中国，再加战争期间中国航运业飞快发展，使航运战线竞争加剧，虞洽卿则由于这些年大量投资于不动产，资金周转发生困难，为筹措周转资金，拖欠上海行庄巨额借款，高时达到300余万元。在这种情况下，他采取大量买船的方策来摆脱困境，所以如此是当时买船只须先付30%现款，其余款许可以后分期再付，同时购到船后就能向银行借取抵押船价70%的贷款，他可用这笔钱款抵偿急催的债款，于是出现了越穷越要通过买船来摆脱困境的现象。与此同时，他还以押柜制方式，即新船行驶之前收取茶房的保证金，当时客船上的茶房收入主要依靠旅客偿给的小费，这笔押柜收入为数也很可观;另外就是以买办方式将轮船的经营权用巨资抵押给他人营运，这样，既可不担经营风险又稳得收入。他就用这些手段渡过欠债难关。

四、迎险阻，靠民志，再获民信与牟利。1927年以后，内战迭起，蒋介石政府强迫大批民族资本船只运送军火、物资，虞洽卿的部分船只也被拉去顶差。为了公司利益他不得不开辟川江航线，但此时四川军阀割据，各派势力明争暗斗，入川航船时遭被劫之苦，许多公司不得不借洋商洋旗势力维持航行，避免劫难。虞洽卿不想让外商坐收渔利，经过深思，他采取了高人一筹的四条妙计：一是派人向川蜀沿江军阀游说，宣传三北公司的民族大义，表示坚决不靠洋人不扯洋旗，显示自己的民族气节获取军阀的支持;二是在船身漆写“大中国”三个醒目大字，以张民意声威;三是降低运价，广招客户货主;四是向货主公告，如因轮船被劫，公司负负责赔偿货主全部经济损失。许多人都替他耽心，结果他却一直顺利，不但没发生意外，反而获得厚利。

到抗战前夕，他的三北公司轮船吨位已达9万余吨，占当时全国轮船吨位的七分之一，被誉为“民营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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