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訢是道光帝第七子，咸丰初封恭亲王，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受命为议和全权大臣，与英、法、俄分别签订《北京条约》。1861年，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首席大臣，以后长期主持清政府的外交工作。在外交谈判中，他善于讨价还价，懂一些外交策略，并不是一个被外国外交家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平庸之辈。英国爱丁堡大学现代史教授季南认为奕訢“是一位运用东方外交手腕的老手”。奕訢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久，即1861年1月，向道光帝建议对西方各国实行“外敦信睦，隐示羁縻”的方针，并提出六条具体章程，奏请施行(《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674—2680页)奕訢提出他的外交谋略的历史背景是：一、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暴露了清军武器落后，战斗力低下，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对外不能再“专意用剿”，只能采取“羁縻”的方针。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采取与清政府“合作”的政策，使奕訢等人感到外国侵略者不仅不推翻清政府，而且还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只要“信义笼络”，还会对清朝有好处。三、奕訢面临当时的内忧外患，认为英、法等国不过是“肢体之患”，太平天国革命则是“心腹之害”，主张学习“诸葛亮秉政”的办法，“遣使通好，共约诛魏”，也就是联合外国侵略者，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从而更加决计对外奉行“真心和好”的方针。

所谓“外敦信睦”，就是对外关系要“以诚相待”、“真心和好”;所谓“隐示羁縻”，就是在对外交往中要多方笼络，尽可能避免同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决裂，以便为国内的自强运动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这是一个以笃信友好、加强中外交往为宗旨的外交方针。

奕訢的这一外交方针，抛弃了传统的“尊王攘夷”和“驭夷”的方针，是对中国近代外交的重大贡献。奕訢的外交谋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指导了中国近代的外交活动，为清政府赢得了一段中外和平的时间，我们应予以适当肯定。但这个外交方针确有迁就妥协的一面，奕訢极力推行“守势外交”，避战求和，结果助长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野心，这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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