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粲三是重庆民资聚兴诚银行的继任人。1923年他将杨氏总行迁往汉口，欲向全国扩展，但穷数年努力，经过种种尝试后，终感无力同南北四行竞争天下，如一意孤行适足招致败北，非得计之举，乃决定改变战略方针，撤守老营，进军西南，于1930年将总行迁回重庆，明似退守实则发展西南，避开锋芒，扬己之长。

扎固根基，面向西南。西南资源丰富，工商界亟待资金开发物产，经营贾贩，重庆则是西南经济重镇，商品集散中心，由于银行不多资金有限，利率高达2—3分以上，吸引长江下游一带银行业，莫不垂涎其利，跃跃欲试，想方设法打进西南。正在各地银行家同觊觎西南之际，聚兴诚迅速退回老营，扎固根基，以自己的有限实力，面向西南发展，实为远见明智上策。

以渝为心，四面出击。聚兴诚撤回重庆以后，即以其为中心，向四面发展。先在川省出产丰富的地区开辟阵地，在内江、大足、阆中、长寿、铜梁、达县、乐山等地设立代理处。又在梁山、大竹、酆都、夔府、宣汉、石柱、云阳、开江、忠县等地建立据点，成立介绍处，牢固打下坚实基础。然后在长沙、常德等地设立汇兑所，向湘、桂、滇、黔整个西南广大区域布下网点，把西南抓在自己手里。正当聚兴诚刚刚扎实根基拓展西南之时，抗日战争爆发了，重庆立时转成大后方，各方各地资金源源不绝蜂涌而来，银行日多，竞争日剧，倾刻被吞噬者比比发生，而聚兴诚幸抢先一步有了基础，不仅没有因之受到冲击，反而在狂流中捞了一把。

“天晴借伞，落雨快收”。在社会动荡纷乱时期，杨粲三放款十分谨慎，用他的话说就是“天晴借雨伞，落雨赶快收”。没有把握，看不到稳妥，绝不轻放，任你怎么游说，他也似毫不动摇，“决不轻易把钱出堂”。在几十年的业务经营中，除1918年因用人不当京行发生一次倒帐外，再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在银行业可谓仅见，凡工商界熟识他的人都称他为“石匠”。他的经营手段是“多办收交，多开往来，迅速汇兑”，力求放款下家稳妥。

不图贪利，信誉至上。1923年聚兴诚为解决市面小额钞券的不足，发行了小额无息存单，做为现金支付给取款人，并可用于流通。1926年刘湘控制川省时，支持聚兴诚的存单做法，特通令规定可用于现金支付，这实际上等于授给聚兴诚以变相发行小额钞币的合法权。此后，聚兴诚的小额存单迅猛增长，可谓一本万利。但不久出现了伪造行为，杨粲三感到不是个好兆头，乃果断决定停止小额存单发行，迅速收回在市面流通的近200万元存单，全部销毁。这一做法遭到许多人非议，认为放着大利的事不干，令人不可思议，对伪造行为通过官府追究处理，大可不必为此而舍大利。面对这些议论杨粲三不以为然，他认为不能为图利而扔掉信誉，信誉是银行立足之本，不能贪利失本。不久中和银行发生滥发兑换券，引起舞弊伪造的事，以致出现挤兑风，经办人王鸿宾触犯刑律被枪决。这时，人们才感到杨粲三远见卓识，智高于人“确有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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