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不断侵入，中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与此同时，中国也逐渐出现了自办的机器工业，这当中有洋务派官僚兴办的，也有民族资本经营的新式工业。薛福成早年曾作曾国藩的幕僚，为洋务派的干员，后来在外国侵略的刺激和影响下，他的思想逐渐越出了洋务派思想的范围，提出了效法西方国家，发展中国自己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谋略。

他要求改变封建国家压迫工商业的政策，提高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宣扬“商握四民之纲”的说法。他主张让私人集商股成立公司，并由国家加以扶助保护，不赞成洋务派对新式工业的垄断政策。他宣扬“人人欲济其私”的资产阶级人性论，认为只要国家准许私人开办工商企业，并用减税和其它办法加以鼓励，私人资本家知有利可获，就会“相率而竞趋”，中国的工商业就能够迅速发展起来。这样做国家不致破费公库款项，而可得到税收增加的好处。

他在出使英、法、意、比期间。写了《振百工说》、《用机器殖财养民说》、《西洋诸国导民生财说》等一系列文章，竭力阐述在中国建立和发展大机器工业的必要性。他的论据有两点，一是用机器夺外人(在中国所掠夺)之利，一是用机器“殖财养民。”

当时，地主阶级顽固派为了反对在中国建立和发展新式工业，提出了“机器夺民之利”的说法，薛福成批驳了这种观点，指出阻挠中国使用机器，实际是帮助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使外国商品更加泛滥于中国市场，使中国人民受到更深的掠夺和奴役，因此中国只有发展自己的机器工业，才能夺回外国人在中国所攫取的利润。

至于用机器殖财养民的观点是和薛福成对人口的见解相一致的。最初他认为中国人口的迅速增加是造成人民贫困的原因。但从欧洲考察回来之后，他改变了看法，认为欧洲人口密度比中国更高，但因“能浚其生财之源”，所以人满亦富。由此，他提出，要解决贫穷问题，关键在于“殖财”或“浚财之源”，而要殖财或浚财之源，就必须首先发展大机器工业。

薛福成提出的振兴工商业的诸种建议和设想是他通过研究欧洲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分析欧洲的经济制度和社会政策，发现了欧洲国家勃兴的原因，对比中国的情况，而找出的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富国之道，是符合民族利益的改良主张，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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