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乾隆之际，社会相对稳定，这给文化思想界的复古、明道说，提供了发展的机遇。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应运而生，倡程、朱之道学，主唐宋八家之文体，形成一次古文运动。因为他们都是桐城人，故称桐城派。桐城派始于方苞，正如姚鼐所云：“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方苞的古文主张为：其一，他认为，作古文的目的在于“能约六经之旨以成文”(《答申谦居书》)。所谓“约六经之旨”，也就是说写文章要重视礼义，要继承孔、孟、程、朱的道统;其二，道统与文统相结合。他认为道以文见，文欲载道、明道，就须依古文的法则作文。所谓法则，也即是文统。他说：“六经、《语》《孟》，其根源也。得其支流而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古文约选序例》)这里的“义法”，他解释道：“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言有物，是说文章要有内容;言有序，是说写文章要重视方法。他所强调的内容是有关圣道论常的内容，也即他说的“非阐道翼教、有关人论风化不苟作。”而他所重视的作文之法，也无非是选语用词而已。刘大櫆的古文见解与方苞微有不同之处，方苞重“义法”，而刘则只强调“法”。他说：“古人文章可告人者惟法耳。”(《论文偶证》)他所推重的“法”，即他说的“神气音节。”(《论文偶记》)。至姚鼐，又有所变化，他强调文理、考证、文章三者兼备，但其明经载道的主旨与方苞、刘大櫆无异，所不同的是：他在论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有新见地。他说：“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日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古文辞类纂》)这里的神、理、气、味、是指文章的内容，这是文之精;格、律、声、色属于文章的形式，这是文之粗。他认为学古人时，开始是掌握形式，之后是重视精神，最后达到“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的境界。这较之方苞空谈义理，较之刘大櫆专谈音节、字句的法则，有了提高。此外，在文章的风格上，他还提出了阴阳刚柔说。他把文章分为阳刚阴柔两大范畴，在阳刚阴柔的不同结合下，又可以产生多种多样不同的风格。这种理论是有特色的。

到了姚鼐，桐城派才形成了一次有力的文学运动。从整体而论，桐城派的古文主张，与李贽、袁宏道诸人倡导的反孔、孟之道、反传统古文束缚的进步思想是背道而驰的，这表现了封建文人为封建政治与封建道德服务的立场。因此桐城派的主张乃是使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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