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新政是同治、光绪年间，洋务派官僚所策划的所谓“自强”、“求富”的活动，又称“洋务运动”。当时，清王朝经过长期农民战争的冲击和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统治力量已大为削弱。清政府中一部分掌握实权的人物如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竭力主张“借夷助剿”，并企图在投靠外国侵略者的同时，学习他们的“船坚炮利”，以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于是从六十年代初开始，他们陆续地购置了西洋船炮枪械、训练新式海陆军、建立了一些近代军事工业。其兴办新政的整个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从“自强”为标榜的“练兵制器”活动，后期是以“求富”为标榜的经济活动。

1861年，清政府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对外事务。1862年，北京设立了同文馆，上海设立了广方言馆，广州也随之设立了同文馆，专门培养翻译人才。与此同时，洋务派在天津、上海、广州、福州、武昌等地聘用外国军官，购买洋枪洋炮，培训新式陆军。他们还先后在各地兴办了20多个制造枪炮、船舰和弹药的工厂，如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内军械所;1862年李鸿章在松江设立弹药厂，次年在苏州设立洋炮局;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成立江南制造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设立船政局;1867年崇厚在天津设立机器局，等等。

在镇压人民起义、建立新式军事工业以及支付外国赔款的过程中，清朝统治者感到财力的不足，于是，也想象外国一样，“由工商致富”。这样从同治后期开始，也着手兴办了一些采煤、冶炼、交通、纺织等方面的新式工业。如上海轮船招商局(1872年设)、开平矿务局(1878年设)、漠河金矿局(1886年设)、上海机器织布局(1880年设)、汉阳铁工厂(1890年动工)。洋务派举办的这些民用工矿运输企业，同军事工业有所不同。军事工业是封建的买办工业。民用工矿运输企业，则主要采用了官督商办的形式，在少数企业中还采取了官商合办的形式，它们是较大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不过带有浓厚的买办性和封建性。

洋务派举办以上新政，是想“师夷长技”以求强求富，这在当时不失为一种高明的策略，然而由于他们一味仰赖洋人，事事受到外国侵略者的干涉和操纵，再加上自己的腐败经营，因而实际的结果却是自强不强，求富不富，反而更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但是，洋务派所创办的一些企业却为中国近代工交企业的发展打下了初步的基础，为西学的传播和中国科技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洋务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但它所建立的近代化的工矿交通却加速了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促进了中国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这就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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