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即位之初，百废待兴，为了克服政治上、经济上的种种困难，迫切需要大批有才之士，才能适应天下大治的需要。但是，唐初由于社会离乱，许多士人不愿意走仕进之路，一时间有才能的官员，明显地不够用了。因此，唐太宗决定广开才路，采取“任人唯贤”、“不拘一格”的用人政策，使贞观时期统治集团的决策人物，来自于五湖四海。在决策人物中，除了原秦王府的心腹外，还有一批是宿敌李建成手下的有识之士，如魏征、王珪等人，也成为“贞观之治”的重要谋臣。唐太宗采释隙任能的谋略，重用“昔仇”魏征，成为千古佳话。魏征(580—643年)，少时曾出家为道士。在隋末农民大起义中，加入李密的部队，后随李密投降唐朝，担任太子李建成的洗马。在太子和李世民之间猜忌日深的时候，他经常劝说太子要尽早除掉李世民，还千方百计为太子出谋划策。玄武门之变，李建成兵败被杀，太子党人士纷纷逃亡，魏征却依然如故。李世民把魏征召来，责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魏征举止平静，慷慨自若地说：“当时太子如果早听了我的话，一定就不会有今天的灾祸了。”唐太宗原来就非常看重魏征的才能，听了他的这番话后，反而以礼相待魏征，任用他为詹事主薄，后改任为谏议大夫，还把原太子手下的王珪、韦挺召到朝廷任职。唐太宗对魏征的信任，不亚于对房玄龄、杜如晦等心腹故旧，除了让魏征随宰相到朝廷商议国事外，还经常召入寝宫，请教治国方略。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魏征由一个仇虏而到位极人臣，像唐太宗这样不计前嫌而度量恢宏的帝王，是极为罕见的。当然这不能仅看成是唐太宗释隙任贤的美德，更重要的这是唐太宗的一种谋略。魏征也不负唐太宗的厚望，频加忠谏，治国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唐太宗对自己不计前嫌，重用魏征等人的谋略所取得的成效也十分满意。贞观六年(632年)，他对群臣说：“魏征往者实我所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惭古烈?”(《贞观政要·任贤》)反之，虽然是秦王府的故旧，只要是无能的庸才，也绝不授予重任。对这点他也理直气壮地说：我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唯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这种用人不以新旧亲仇来划线，而是采用唯才德是举、新故同进的谋略，确是唐太宗治国用人成功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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