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到了晚明开始衰颓。一方面是剧坛骈丽雕琢的风气日盛，另方面是以沈璟为代表的吴江派的格律说对戏剧的严重束缚，使剧作家不再重视戏剧作品的整体生命和思想意义，而一味只在协律、合调、字雕句琢上用苦功，致使戏剧日趋没落，戏剧作家几乎都变成了曲匠。

反对这种戏剧格律说最强烈的是晚明的戏剧大家汤显祖。他用其实践对格律说进行了冲击。其主要表现在他创作的《牡丹亭》上。《牡》剧是一部极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优秀作品。作者以积极的浪漫主义的艺术力量，反映现实生活，表现反对封建道德的自由婚姻，歌颂爱情力量和追求个性解放。这无疑要倾注作者新的思想观念和新的血液。在这种创作势态下，作者为情所迫，对格律派定下的束缚思想的一些清规戒律，不能不有所突破。再说，《牡》剧汤氏原为宜黄腔而写，并没给昆腔演唱之意，而吕玉绳诸人为了迎合昆腔，对剧本任意改动，这自然为汤氏所不能容。他说：“不佞《牡丹亭记》大受吕玉绳改窜，云便吴歌。不佞哑然笑曰：昔有人嫌摩诘之冬景芭蕉，割蕉加梅，冬则冬矣，然非王摩诘冬景也。”(《答凌初成》)又说：“弟在此自谓知曲意者，笔懒韵落，时时有之，正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答孙俟居》)还说：“《牡丹亭》要依我原本，其吕家改的，切不可从。虽是增减一二字，以便俗唱，却与我原作的意趣大不同了。”(《与宜伶罗章二》)这些话充分显示出汤氏大胆反对格律拘束的积极精神与坚定的品格。宁愿拗折天下人嗓子，也不能损害作品的意趣与个性。这种酷爱艺术的精神自然不被吴红派的沈璟等人所能理解和接受。沈璟的《二郎神》一套散曲，便是直接针对汤氏“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而发的。散曲云：“名为乐府，须教合律依腔。宁使时人不鉴赏，无使人挠喉捩嗓。说不得才长，越有才越当著意斟量。”又说：“奈独立怎提防，讲得口唇干，空闹攘。当筵几曲添惆怅。怎得词人当行，歌客守腔，大家细把音律讲。自心伤，萧萧白发，谁与共雌黄?”(《太霞新奏》)对汤显祖的批评与不满是不言而喻的。后来，汤氏的《牡丹亭》，经过一些老曲师另订宫谱，居然一字未改的在舞台上演出了。可见汤氏并非不谙审音配调，也不是一切不顾地“直是横行”(王骥德《曲律》)，而是不愿受格律说的约束，要另辟自己的蹊径。当时有一批传奇作家，对汤氏深致推崇，学习他那种舒情、含蓄、绮丽而又纤巧的文风。成为对后世很有影响的临川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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