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建国初期，以农业生产为主，在希腊众多城邦中是一个很贫穷的国家。雅典公民被分为贵族、农民、手工业者三个等级，国家规定只有贵族能担任官职，这样一来就把贵族执政的特权从法律上固定下来了，农民与手工业者不能担任官职，称为平民。

公元前7世纪起，雅典的手工业和商业迅速发展，阶级分化日益加剧。富有的平民上层分子——工商业奴隶主，他们不但要求国家推动工商业向外发展，攫取更大的利润，而且渴望获得与他们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权利，迫切要求参政掌权。贵族在政治上垄断政权，在经济上肆无忌惮地剥削压迫农民，他们占有全国最肥沃的土地，一部分利用奴隶耕种，一部分出租给贫苦的农民。这些农民要把收成的5/6交给贵族。如遇天灾人祸，他们就陷入高利贷的罗网之中，还不起债即沦为债务奴隶，有的甚至被卖到国外。广大平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积极酝酿武装起义，推翻贵族专政。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梭伦走上了政治舞台。梭伦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本人又经商致富，其财力虽仅属于中等阶层，但就门第声望而言，皆属于贵族阶层。他不满氏族贵族的专横跋扈，曾写了许多诗篇加以抨击，在工商业奴隶主与广大平民中有很高的威信。公元前594年，平民组织起来准备实行武装暴动，贵族不得已接受平民要求，重新选举执政官。工商业奴隶主认为梭伦是自己人，能代表自己的利益，因此选他为执政官。广大穷苦百姓认为梭伦没有放过高利贷，富有同情心，主张平等，他执政会对穷人有利。贵族认为梭伦出身贵族，总不致于数典忘祖，过分损害本阶级的利益。社会上三种人都对梭伦抱有希望，希望他为雅典找到出路，为自己谋到好处。于是，在共同协商的基础上，选举梭伦为执政官。

梭伦执政后，认识到社会动荡不安，最基本的原因在于土地兼并与债务奴隶。这两个问题的存在与发展，加强了贵族的经济、政治实力，阻碍了工商业奴隶主参政及雅典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首先在土地兼并及债务奴隶问题上开刀。梭伦的第一项重大措施是颁布“解负令”，取消债务及由于负债而遭受的奴役。根据这个法令，平民所欠的公私债务一律废除，禁止在放债时以债户的人身作抵押，废除债务奴隶制，由国家赎回因负债而被卖到国外为奴的人。为了限制土地的过分集中，还规定了个人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

为了打破贵族对政权的垄断，梭伦把全体雅典公民按财产多寡分为4个等级，按等级享受政治权力。即年收入500麦斗者为第1等级，年收入300麦斗者为第2等级。此二等级者可担任政府高级官职及参加骑兵队伍。年收入200麦斗者为第3等级，只能担任政府低级官吏及充当重装步兵。年收入200麦斗以下者为第4等级，不能担任官职，在军队中也只能充当轻装步兵或水手。与此同时，设立公民大会，规定4个等级的公民都可以参加，大会选举国家官吏，讨论和决定国家大事，大会的常设机构为400人会议，第4等级的公民无权参加。为打破贵族对司法权的垄断，设立陪审法庭，陪审员在全体公民中抽签产生。

为保护新兴工商业奴隶主的利益，促进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梭伦还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如改革币制，奖励外国工商业者到雅典定居，提倡公民学习手工业技术。为使雅典农业迅速过渡到集约性的果园经营，改变雅典农业经济结构，禁止谷物输出，准许橄榄油大量出口。

梭伦的上述改革，保护并发展了工商业奴隶主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使他们迅速上升为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从而限制并消除了贵族垄断政权的世袭特权，平民免于沦为债务奴隶。从此以后，雅典大量奴役外来的奴隶，促进了与异邦人和奴隶相对立的雅典公民集体的形成，为雅典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民主政体的确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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