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石介革新诗文之谋。唐中期韩愈与柳宗元的古文运动，虽在反对浮艳文风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骈文并未因此而绝迹。晚唐之后，它还在继续流行。李商隐的诗文，有很高的艺术造诣，但他好用典故和追求辞藻华美的诗与骈文，又给宋初文坛以不良的影响。宋初盛行一时的西昆体，就是在这种思潮影响下而形成的一个形式主义的文学流派。

西昆体的领袖是杨亿、刘筠与钱惟演。他们的诗文以李商隐为师，专取其艳丽、雕镂的一面，而忽略李商隐诗、文的精神与内容。他们互相唱合，竞相仿效，并将唱合之作，由杨亿辑为《西昆酬唱集》。他们在作品中所追求的是“雕章丽句”，所谓“雕章丽句”，就是只注重对偶工巧、音调和谐及辞句的优美。于此，《四库提要》作了十分中肯的批评：“其诗宗法唐李商隐，词取妍华而不乏兴象，效之者渐失本真，惟工组织，于是有优伶挦扯之讥。”然而，因当时杨亿之流依其政治权势主盟文坛，故使此风在宋初文坛盛行三、四十年之久。时人王禹偁、范仲淹、寇准、林逋诸人，对西昆体也甚为不满，但由于他们未曾在理论上提出反驳，而只是在诗文的创作上采用不同的姿态，故也未能形成一种反西昆体的有力的运动。至柳开、穆修、石介才始揭开批判西昆体的序幕。石介是三人中态度最为坚定的。他的《怪说》便堪称是这方面的力作。他在此文中批评杨亿等人“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拆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其用心在于“使天下人目盲，不见有周公、孔子、孟轲、杨雄、文中子、韩吏部之道。”可见他对西昆体批判之厉，但他处处将文学与圣人之道联系在一起，并将《尚书》《周易》视为文学的正统，将尧、舜、周、孔推崇为文学家的典范，又说明他深受其阶级与时代的局限。可是由于当时西昆体的声势浩大，而从事古文运动者又势孤力单，加之石介等人在文学创作上都没有显著的成绩，因此，他们对西昆体的批判在当日的文坛也没产生什么大的反响。于是，彻底清除西昆体的浮艳文风，是不能不有待于以后的文学大家欧阳修等人来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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