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前后，一些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在“拥护民主”的口号指引下，通过开办平民学校，开展争取人民教育权利的进步运动。发起人有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毛泽东等于1917年11月，在湖南创办工人夜校，是全国平民教育事业之萌芽。李大钊于1919年2月，在《晨报》发表的《劳动与教育问题》，大力提倡多设劳工补助教育机关，使一般劳作的人也有均等机会去读书、看报、补习技能和修养精神。同年3月，邓中夏等组织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提出“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他们通过露天讲演和出版刊物等形式，在城市、乡村和工厂开展平民教育活动。1920年，中国共产党的前身——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配合工人运动，运用办劳动补习学校和工人俱乐部等形式，使平民教育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当时有邓中夏负责筹办的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刘少奇等筹办的沪西小沙渡劳动补习学校，对工人群众开展了文化补习教育、政治思想教育和工人组织工作。

与此同时，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影响下，主张“教育救国”，坚持“不先有了平民教育，那能行平民政治”的观点，成立组织，发行刊物，开办平民学校。其代表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部分师生联合组织的“平民教育社”，主张通过教育的革新改造社会，认为教育的“根本改造”是社会改造的根本。另一个是以晏阳初为代表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主张“今日之平民教育就是将来普及教育的先声”，并在河北等地进行有组织的试验。编写了《平民千字课》为教材，以办平民学校，以办一家一店或一个机关为单位的平民读书处，以及办随时可以求教的平民问字处等形式，进行识字、读书教育，短时期内在全国掀起高潮。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平民教育运动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的普及问题，但它对于提高民众的教育意识，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人民大众中的广泛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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