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刘伯承、贺龙、邓小平等人，在中共中央军委的指挥下，运用“南北夹击”等谋略举行成都会战，一举围歼国民党胡宗南集团30万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野战军突破大西南防线之后，刘伯承等人即策划成都战役。此时，蒋介石已决定将国民党政府从成都迁往台湾，委派胡宗南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全权指挥川、康地区国民党军。退集在成都一带的国民党军共6个兵团32万余人。中共中央军委为了顺利地“吞”下这个集团，运用了南北夹击等一系列策略：首先是“三断退路”。在成都战役正式开始前的一个来月中，中央军委连出三步妙棋：解放贵阳、遵义，一断胡宗南向东南的退路;夺取川南的宜宾、泸州，二断胡宗南向南的退路;攻占川西重镇乐山、邛崃，三断胡宗南向西的退路。至此，解放军从东、西、南三面，将成都紧紧地包围起来。其次是“三路追击”。命令位于川陕边界的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之61、62、63军及第7军，分三路由北向南追击川北的国民党军，直逼成都。原来胡宗南以为他们的3个兵团(5、7、18)凭险守住了秦岭防线，还曾向蒋介石邀功。实际上，解放军在秦岭一线有意识地“突而不破”，不让国民党北面的3个兵团过早南下，给解放军突破大西南防线增加困难。当12月3日已形成东西南三面包围之势时，18兵团及第7军，分别从巴中、剑阁、江油直逼成都北部平原，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第三是实施“攻心计”。在“四面包围”、“四面楚歌”的形势下，政治攻势的作用相当大。特别是胡宗南不顾22日军长会议上“同舟共济、共赴国难”的誓言，于23日逃往台湾之后，军心浮动，国民党第15、20、7、18兵团相继起义。只剩接替胡宗南指挥的第5兵团司令李文，集中7个军的兵力继续顽抗。第四是采取分割包围、逐步消灭、先打弱敌的战法。对于继续顽抗的国民党军，刘伯承告诫部队，不要轻敌，不要急躁，还是要稳扎稳打，一口一口地吃。在这一策略的指挥下，尽管李文不惜血本疯狂突围，但最终也未能跳出刘伯承的手掌。在溃不成军、完全丧失战斗力的情况下，李文才于27日带领5万余人缴械投降。

中央军委和第2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等，成功地运用南北夹击等谋略，使成都会战顺利地于12月30日结束。国民党在成都地区的32万余人，除极少数逃往西南地区外，其余30万均被消灭，四川省全部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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