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后期，吏治败坏，奸吏横行，侵夺百姓，欺上瞒下，营私舞弊，贿赂公行，曲媚求进，世风日下。对此，刘晏清醒地认识到，要治理好国家之财，必须摒除这种败坏风气的干扰。因此，他制定了一套选拔、使用、管理和考核经济管理官员的办法。

刘晏把他选用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士，一类是吏。他说：“士人有一定学识，奋发有为，且多清廉，洁身自好，求名重于求利;佐吏虽然廉洁奉公，终究没有什么前途，求利重于求名。”刘晏根据这两种官员的不同责任，分别予以使用。他在自己主管的各级财政、经济机构中，把出纳、稽核等管钱、管物、管帐等方面的事务交给士人掌管。而把“奉行文书”，即奉命办理文书之类的一般事务性工作交给佐吏掌管，不让他们负担重要的责任。刘晏把对官员的使用、信任同考核、监督结合起来，从而达到既可以调动官员的积极性，又可以防止贪污腐败。由于刘晏有一套效能较高的考核、监督办法，所以，他所任用的人，即使远在千里之外，执行政令，也象在他的眼前，就连吃饭、睡觉、说话、做事，也丝毫不敢隐瞒，即他的部下虽“居数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旧唐书·刘晏传》)，不敢欺瞒或玩忽职守。正因为如此，刘晏的理财主张和措施才能贯彻到底，并取得巨大成效。

比如，刘晏主管几个道的租庸事务时，分设各道(监察区)租庸使，十分慎重地选拔中央政府里有德才的官吏来充任。当时国库经费不足，停止了全国的代理、试用官员，独有租庸使可以委任调补，而且达到几百人，选用的都是有朝气、有能力而又廉洁奉公的“新进锐敏”的士人，如任户部侍郎判度支事的韩洄、任尚书右丞、判度支事的元琇、以兵部侍郎判度支事的裴腆等，这些人因在理财方面颇有成绩而闻名当世。

建立一套廉洁、精干、行之有效的财经事务管理机构和官员队伍不容易，保持住则更难，而刘晏在这方面却表现出其非凡的智谋和廉正清洁、克己奉公的优良品质。

由于理财是人们垂涎的“肥缺”，朝中权贵纷纷向刘晏荐举私人。在当时腐败的官场习气下，刘晏也不敢拒绝，而是满足他们对官职和俸禄的要求，给予官位，但吏治绝不能败坏，因而不用这些人管事，只用厚俸养着他们，可谓，用心良苦。

刘晏为国理财，竭精殚智。他常说，好象看见钱在地上流动。骑马上朝时，还用马鞭比划算帐。他每天天明开始理事，直至深夜。即使在休假时，也不停地为国操劳，“为人勤力，事无闲剧，必于一日中决之，不使留宿”(《资治通鉴》卷226)。刘晏半生理财生涯，为国家积了大量财富，自己却家境贫寒，到死时，家里也不过是“杂书两乘，米麦数斛”(《新唐书·刘晏传》)。这样，自然是“人服其廉”，后人无从诟病。

正是由于刘晏的努力，才使唐朝几近崩溃的经济得以发展，刘晏可称得上是唐朝后期的救世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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