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作出改变红军战略转移方向的决定。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中央红军被

迫长征。长征开始后，博古、李德又在军事上犯了逃跑主义错误，使红军蒙受巨大损失。11月底，在突破敌人湘江封锁线后，中央红军减员过半，只剩下3万余人。12月上旬，敌人调集重兵，准备围歼向湘西转移的红军。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主张去湘西，红军面临着覆灭的危险。在这个紧急关头，毛泽东提出放弃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主张向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主张，部队在占领湖南西南边境的通道城后，转入贵州。但博古、李德不同意，仍坚持去湘西。一路上争论激烈。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繁平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黎平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意见，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作出了放弃向湘西前进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在川黔边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定。会后，中央红军根据黎平会议的决定进军黔北，于1935年1月7日攻占黔北重镇遵义。由于红军突然改变行军方向，甩开了原来尾追和堵击的敌军，在遵义得到了十二天的休整。黎平会议的决定，避免了红军覆灭的危险，并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这个决定，是红军长征开始后，中共中央第一次作出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决策。两河口会议决定北上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懋功北部的西河口召开会议，作出了红军北上的战略方针。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决定，中央红军渡江北上，会合红四方面军，赤化四川。会后，中央红军经过四渡赤水的作战，于5月上旬渡过金沙江，6月12日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合，摆在中共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制定红军的战略方针，指明今后的发展方向。当时红军所在的川西北地区，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区，高山穷谷，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经济落后，物产不丰，供给困难，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而在此以北的陕甘地区，地域宽阔，交通方便，物产较为丰富，汉族居民较多，又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统治的薄弱地区，特别是邻近华北，从华北事变后，华北已成为抗日斗争的前线。据此，中共中央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张国焘却不同意，主张红军向川康边退却，以避开国民党强大军事力量的压力。为了统一战略方针，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西河口召开会议，经过讨论，张国焘勉强同意红军北上，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领导全国的革命运动。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历史已经证明，红军北上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红军开赴抗日前沿阵地，适应了形势发展的需要，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保存和扩大了革命力量，这是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的重大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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