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柳宗元革新唐代诗文的谋略。唐代的古文运动始于唐德宗贞元年间。其主要倡导者为韩愈与柳宗元。这是一次在复兴儒学的旗帜下而进行的文学革新运动，其在文学上的目的就是要提倡古文，反对骈文。

古文是对骈文而言的。古文的概念出于韩愈。这次古文运动之所以在唐贞元年间展开，其原因既是文学发展之必然，也是为了适应政治上复兴儒学的需要。先秦两汉的散文，质朴自如，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利于作者表达思想。自南北朝以来，骈文盛行，作者耽于对声韵、对偶、辞藻、典故的追求，华而不实，“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李谔《上隋文帝革文华书》)。骈文成了作者表达思想，反映现实的桎梏。远在西魏，苏绰就曾仿《尚书》以制《大诰》，提倡商、周古文以革文弊。隋文帝也下诏全国，禁止“文表华艳”。但均未见成效。唐初，一方面六朝骈文的余风仍在沿袭，另方面也开始了变革文风的酝酿。史学家刘知几就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史通》)的主张。后起的陈子昂的“始变雅正”，和他的诗歌革新说相呼应，也要求文体的变革。之后的肖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等人，也提出宗经明道的文学理论，并以散体作文。这些都为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从政治上说，唐在安史之乱后，代表豪族地主的藩镇割据日趋严重，加之佛教势力的炽盛，致使中央政权受到更大的威胁。可另一方面，贞元时期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国内又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这就为重新巩固唐政权提供了机遇。以韩愈为首的儒学复兴思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借助提倡儒家的思想维护唐王朝的统治，为达此目的，韩愈树立了从尧、舜、禹、汤、文、武到周公、孔子、孟子的“道统”，鼓吹先圣王之道，与佛老相抗衡，企图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韩愈在《与孟尚书书》中曾说：“使其道由愈而传，虽灭死万口无恨。”但是，因为那种一味追求形式的骈文，已完全不能适应宣传儒学的需要，所以必须摒弃，而代之以能自由表达思想的古文。对此，韩愈曾说过这样的话：“愈之为古文，是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也，学古道则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词后》)。

韩、柳古文运动的内容可概括为二。其一是：文道合一。文是其形式，道是其目的。韩愈说：“通其辞者，本道乎者也。”柳宗元也说：“文者以明道。”韩、柳都强调“道”，不过韩强调的是以孔、孟为代表的“道统”，柳则主张“以辅时及物为道”。这二者是有所区别的。其二是：文体革新。革新文体就是变骈文为合乎时代需要的散文。创造这种文体的关键在于语言。为此，韩、柳又提出了对新体文学语言的要求。一曰“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及剽贼”(《樊绍杰墓志铭》)。道是先圣之道，但传道却是今人之事，所以传道者必须用新鲜的词汇。二曰：“文从字顺多识职”(《樊绍杰墓志铭》)。要求建立新的语言法则。三曰：“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翔书》)。

韩、柳的古文运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韩愈曾说：“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文，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则人必大怪之”(《与冯宿论文书》)。于时人的非难和嘲讽，他“奋不顾俗流，犯笑侮，收正后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不断壮大古文运动的队伍，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发展。

韩、柳古文运动结束了骈文统治文坛数百年的历史，革新了文体和文学语言，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唐末皮日休、陆龟蒙等人的讽刺小品文，便可说是这次古文运动的继续。但韩愈在语言上力求创新，有时不免又“奇奇怪怪”，甚至佶屈聱牙，又给后世的文学带来了不良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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