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蒋介石南京政府建立后，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一方面，由于反动的武力“剿共”，军费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税收极少。这一是由于地方军阀各霸一方，租税收不上来;二是由于海关一直为洋人所把持，关税进口税税率又极低，因此关税收入也很少。另外，由于19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其他国家都相继采用金本位制，这使中国的货币白银，在国际市场仅是一种国际交易的普通商品，使中国的对外贸易随着中国所无法控制的世界银价的剧烈变动而不断起伏变化。为了稳固统治，增加财政收入，建立和扩大官僚资本，国民政府对其经济政策进行了如下几方面的变革：

第一、统一财政税收。1927和1928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召开两次财政会议，划分“中央”、地方财政，将过去一向归中央收入的田赋和新创的营业税划归各省，使各省承担本省的保安费及其他政费的支出：“中央”财政则以关、盐、统为支柱。各省除保安费外，军费改由“中央”开支。二是恢复关税自主，提高进口税。自1928年下半年，国民政府就开始与有关国家进行关税谈判，并与他们签订了中国恢复关税自主的协议，制订了一个新的税则，于1929年2月1日正式生效。与日本的交涉直到1930年才达成协议，而且日本商品的协定税率，仍继续维持了三年。三是实行统税政策。1931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废除“厘金”和其他地方当局强行征收的子口税、复进口税、常关税等内地税，实行统税的单一货物税，即对工业品出厂时课一次税。

第二、建立官僚金融体系大举借债。其一是内债，自1927年到1936年，除1932年外，每年都有巨额内债的发行，十年总计达26亿元以上，超过北洋政府举债总和的三倍半。内债发行时，将债票向银行抵押，按六、七折甚至五折计算，因此发行额与实收额相差很大，但债券偿付时按票面十足计算并付利息(六厘至八厘)，这使控制银行的四大家族大发横财。举债之二为外债。1927—1937年，国民党政府公开举借的外债就有14笔之多。另外，南京政府还直接与在华的美商借款。1927—1937年其所借外债总额约有四亿美元。其二是建立官僚资本金融体系——四行二局。中央银行于1928年12月成立为国家银行，负责发行兑换券、铸国币、经理国库、募内外债。另外对原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也投入官股;1933年成立农民银行，1935年改为中国农民银行，二局为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信托局设于1934年，资本为一千万，孔家独占，垄断出口物资的收购。汇业局成立于1930年，专办储金汇兑，遍布于全国各地，属陈家势力。四行的金融势力压倒一切。由此四行二局控制了中国的金融业，蒋、宋、孔、陈操纵了国家的金融大权。

第三、进行币制改革，实行法币政策。银本位制，使中国对外贸易在金价上涨之下更处于不利地位，1934年美国大量收买白银，造成中国银缺，银行钱庄大批倒闭，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改革币制。1935年英国派货币专家李滋罗斯来华，国民政府在其指导下，实行币制改革，宣布实施法币政策，规定：中国、中央、交通三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为“法币”，所有公私款项的支付概用法币，不得使用现银;白银收归国有;中英汇率规定为法币1元等于英镑1先令2.5便士。英国汇丰和麦加利两银行提出存款一亿二千五百万银元交中央银行作为发行纸币准备金。这样中国币制成了英镑制的附庸。美国出来干预，迫使国民党政府于1936年与美签订《白银协定》，中美汇率定为法币100元等于美金29.75元。美国再向中国买银七千五百万盎司白银作抵押。至此币制改革才算结束。

第四、修筑铁路和公路。1927到1937年，国民党共修筑了九千零三十三公里铁路，对全国铁路实行了统一管理，辞退了各地的外国监督。同时，在过去几乎没有公路运输的情况下，修筑了约十万公里公路。这时期铁路的运输量超过轮船的两倍。中国铁路增长了47%。

1927年1937年国民党政府所实行的经济政策，首先为巩固其反动统治起了重要作用：财政税收政策的实行，使其政府税收收入由1928年的三亿三千二百万元增至1936年的八亿四千六百万元，1928年到1936年其国税共达五十亿元以上，这便是蒋介石进行其反革命战争的重要军费来源，也可以说是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原始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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