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推行统购统销政策，把很大一部分民族资本经营的工商业，纳入统购统销范围之内，极大的压抑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引起民族企业家们的普遍不满。古耕虞经营的猪鬃业就是被统购统销的一种。他深有体会，一次他面对宋子文陈述统购统销的种种弊病，提出：“我对这个政策是不满的，但为了抗战，我拥护了”。这个政策“压低国内价格，使生产受到阻碍，收购不易，势必会减少出口，影响国家外汇收入”;在国外又把销价抬得很高，这又促使别国的猪鬃“在竞争中发展，占领市场，可作代用品的人造鬃也会很快发展起来，这样，势必影响中国猪鬃的出口”。

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古耕虞感到胜利在望，开始思考今后猪鬃业的发展。他想到在日军侵略下，东北、华北、中南等地猪鬃业没有获得发展，甚至停顿，那里是一个空白区，谁抢先占领，谁就能发大财，于是初步构成了他守住西南，开发二北(东北、华北)，走向全国的战略打算。

但当务之急是要迫使国民党当局取消对猪鬃的统购统销政策，否则他的战略打算将全盘落空，为此他采取了以下步骤：

首先，抓住要害，制造舆论。主管统购统销的具体部门是国民党贸易委员会下的复兴公司，公司总经理是席德柄，宋子文的姻亲，古称其为“皇亲”。该公司在抗战期间垄断了中国土特产品出口，营私舞弊，贪污腐败，仅猪鬃一项所创7000余万美元外汇，大部化入私囊，不时传出丑闻，民愤极大。古耕虞抓住该公司的问题，于1945年7月10日以企业家的胆略，在重庆《商务日报》发表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的文章，勇敢地揭露复兴公司的问题，指名道姓的批评席德柄，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舆论大哗，不少人提出质问。古耕虞不失时机又在14日抛出《统购统销竟未中止》的社论，猛烈抨击统购统销政策，指责该政策是以谋私利为转移。进一步激愤民情，纷纷斥责统购统销是“借名图利，垄断贸易”，“误国病民，压迫生产”。面对沸鼎的舆论，国民党当局不得不赶快做做样子，表示要“整肃官常”，核查复兴公司帐目，以平民愤。

接着，掀起罢工，施加压力。一个月后日本侵略者投降，形势对古耕虞愈发有利，他借助群情沸腾的大好时机，联络重庆各猪鬃公司，请愿罢工，进一步向当局施加压力。使古耕虞没有料到的是，他们的罢工活动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9月12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对时局的严正献言》，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刻废止管制政策，取缔官僚资本，以舒解工商界八年来的痛苦，并使民间企业得以自由发展”。这给了古耕虞以极大的鼓舞，他的斗争信心更足了，当席德柄遭到他的痛击，尽管恨得咬牙切齿，但又怕把事再扩大，更怕查帐，不得不屈尊请人向古疏通时，古耕虞的回答很坚决，席可以“过关”，但“复兴公司必须关门”。

此后，痛揭流弊，申明大义。在罢工斗争打击下，国民党当局无力招架，乃派行政院长宋子文出面召见古耕虞，以求化解事态。古耕虞抓住这个机会，淋漓尽致的把统购统销政策，揭的体无完肤，令宋无言以对。半个月后，下令废止对猪鬃的统购统销，取消复兴公司，惩处了该公司几名人物。至此，一场反对猪鬃统购统销的斗争，以古耕虞的胜利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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