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八·一三”日本侵略军大举进犯上海，消息传开，重庆至上海的长江航运被迫中断，市面一片混乱。一向靠长江航运营生的重庆工商界忧心如焚，重庆市场危机四伏，商业停营，工业停产，银行停业，进口货猛涨，出口货暴跌，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怎么办?这是摆在重庆工商界面前的重大课题。政府(当时已设立了军事委员会，由委员长行营行使政府职能)的态度是限令开市，发放一笔贷款。但这对依靠长江航运为生的工商业来说，犹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何谈开市，工商界人士议论纷纷，一筹莫展，束手无策。

古耕虞这位长期经营重庆山货业的老板，垄断猪鬃出口的“大王”，凭着企业家的胆识与谋略，提出了三项谋划，震惊了军政显要，解救了渝城之危，舒展了工商眉头。

古耕虞以他企业家的远见卓识指出：抗战刚刚开始，“沿海、沿江很可能都被敌军占领”，“那时中国说不上还有海，还有江……”，“战争是长期的”。现在的问题是“出口停顿，政府没有外汇向国外购买军火，抗战的军火从哪里来?”他批评当局说：“出口商的货物运不出去，要贷款又有何用?”所以，他指出至关重要的是解决运输通道，把重庆的货物运出去。他的主张是：

第一海关登陆。他指出海关本来是管理海上进出口贸易的，但现在已经没有海了，应该立即从海上转至陆上，在陆上管理进出口贸易，只要进出口贸易不中断，工商界的货物能从重庆进出，市即可开，人心就能稳定。他的建议是利用粤汉铁路，同时使用重庆到昆明军用公路，做为由昆明出口到海防的通道。

第二恢复出口货商与国外的通讯，军政当局不要干涉业务往来，不要扣留、检查商业密码电报。

第三由重庆军事委员长行营，依战时法下令征用一部分卡车，组成运输队，运送出口物资。

他的建议立即被当局采纳，并以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名义，下令“海关登陆”，“令到执行”，不得有误，违者以军法论处。出口货物经由粤汉铁路从陆路输出，征调了华西公司部分卡车，组成了运输大队。

古耕虞还提出，山货不要贷款，由他全部包下来。他亮出底牌，说明自己在中国银行有存款200余万元，重庆山货行的山货他可以统统包买，并且保证不再降价。

就这样，古耕虞在“八·一三”长江航运中断后，为自己的出口业找到了出路，并进一步控制了重庆山货业。如猪鬃战前每担900元，此时下跌到380元，仅此一项古耕虞就发了一笔大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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