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对日本启蒙文化发展的谋略。十九世纪开始，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觊觎 东方，准备在远东夺取殖民地。因此，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从十九世纪初期起，就提出购买西方军备。以强固国防，抵御外国势力的侵入。他们认为，救日本的根本大计，唯有改革，吸收西方新的知识。福泽谕吉就出生在这样的环境下。

福泽谕吉青年时期曾在绪方洪庵门下求学。绪方洪庵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学者，教育家，在日本文明化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他着重培养教育学生的实学思想。在福泽谕吉的思想中种下新文明的种子。他从儒学转到西洋的实利主义，后来又怀疑和敌视“汉方医”，鄙视中国、朝鲜而主张“脱亚论”，其思想根源，部分就在这里。

他曾两次随遣欧使团出国，考察欧洲国家的政治制度和风俗习惯，有机会直接吸收一些西欧的先进文明;更进一步激发了他的反封建意识。他毅然放弃佩刀的权利，反对尊王攘夷派等等，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回国后，福泽致力于介绍西洋文明的工作;例如介绍欧洲的政治制度、美国的独立宣言，以及阐述自由、法治是文明的重要条件等。他说：“日本国人而有真正报国之心，则不应喋喋于开锁之利害，而当谋富强之开国”。他反对当时尊攘派那种不务实际，而唱高调的作法，和他以后讲求实利的思想，完全一致。

1868年——明治元年8月，他专心从事庆应义塾的教育;次年，又分余力从事出版，致于文明开化的启蒙普及工作。

作为一个教育家，他尤其重视人才的培育，在致友人信中，曾说：“当今之急务固属富国强兵，然富国强兵之本，唯在专心培育人才。”他在《劝学篇》中，主张人和人之间，应平等和独立，只有每个人能独立之后，国家才能独立。人身的独立，必须反对以当时卑屈的封建道德观来学习西洋文明。这种提法，显然是针对日本在开国以后，一切屈从于欧美的情况而发的，对当时的社会风气是当头棒喝。从中也可以看出，他虽主张文明开化，可是怎样去达到这目的，却和当时在朝的想法并不一致。

早在1873年，他就和森有礼、西周加藤弘之等人组织了明大社，以文明开化的启蒙为己任。明大社和1874年出版的《明文杂志》在日本的启蒙时代起了先驱者的作用，发生很大影响。福泽作为一个思想家，在这方面确是具有旗手的作用。

福泽谕吉作为一个思想家，主张从思想入手，以革民心，主张实利，反对空谈，而且提倡“尚商立国”，这种把日本引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在明治维新以后促使日本加速向资本主义推进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在政治上，福泽的自由主义思想，对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自由民权运动的开展，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福泽作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有进步的一面，但也有反动的一面，在其思想中存在很深的弱肉强食的想法，这表现在以后他所发表的“脱亚论”中。他主张，日本的文明开化，要全部学习西洋，像中国和朝鲜那样不知议进，依然迷恋于古风旧习的国家，是恶友，必须加以抛弃。

福泽谕吉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思想家，有其两面性。极力主张日本模仿，吸收西洋文的优点，以加速日本的文明开化;但是由于他出生在封建社会，青年时代受到皇国史观的国粹思想影响很深，加上资产阶级思想中的侵略思想也给了他深刻的印象。因此他在批判儒家思想尊攘的国家主义思想的时候，实际上又承受了其中最反动的部分。作为文明开化先驱者的福泽，同时又成为“脱亚论”的倡导者，从外表上看是很矛盾的，实质上其思根源却是一贯的。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lishibaike/20221212353.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