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是发生在中国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旨在反对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和封建政治的一次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它不但为解放人们的思想开了先声，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奠定了思想基础。

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后改名为《新青年》)杂志为兴起的标志。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进步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任何文化现象都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背景。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成立了中华民国。这时，国际上帝国主义列强正在准备和积极瓜分世界，争夺势力范围。而在国内，共和制给人们带来的是失望与苦闷，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并没有实现。袁世凯曾一度恢复帝制，张勋拥戴宣统皇帝复辟，军阀割剧导致的军阀混战连绵不断愈演愈烈。在思想文化界，涌起一股股尊孔读经的逆流，封建主义正统思想越来越严密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这种封建正统思想以孔学为正宗，成为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破烂武器，而打倒封建专制的新武器则尚未产生。严酷的现实迫使陷入极度苦闷的知识分子用严肃的思考来解决救国救民的方略。他们面对为寻求救国道路而作出奋斗与牺牲的事实，感到自己应当肩负起推进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他们感到，中国之所以一天坏似一天，乃在于国民素质的低劣，因而必须根本改造国民性。那么，怎样才能根本改造国民性呢?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们在研究西方的政治与文化以后，决定“拿来”两件新式武器，这就是“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即民主和科学。民主用以击溃封建专制主义建立新的民主政体;科学用以打破封建迷信的文化传统，建立新的文化体系。在中国，封建专制与封建迷信是互为表里和互为因果的，专制导致迷信，迷信维护专制。只有唤醒民众的觉悟，冲破封建正统思想的束缚，破除对封建专制的奴隶般的盲从，才能起来向封建专制群起而攻之，才能为建立新人民体制创造条件。在这期间，《新青年》成为向封建正统思想作战和宣传新文化的主要阵地。李大钊、鲁迅等是英勇的战士，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和鲁迅的《狂人日记》及其大量杂文，是投枪、匕首直刺封建礼教。在向封建主义斗争中不能不把矛头指向孔孟之道。孔孟之道是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圣经”，是封建正统思想的理论根基，要建立新文化、唤起民众，必须动摇其统治的根基。在孔子的理论中，“仁”是其核心，并由此派生出了封建旧道德和封建旧文化。于是，在新文化运动中，“打倒孔家店”是又一重要口号。在整个新文化运动中，民主和科学是解放思想的重武器，批孔则是动摇封建正统思想根基的“挖掘机”。通过民主与科学的传播，唤起了更多的知识分子的觉醒;通过对孔学的批判，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地位，打开了接收新思想的闸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这样，新文化运动使结成了反封建的思想文化统一战线，并为中国无产阶级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创造了思想基础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干部上的准备。这也为党在以后的各个历史阶段建立思想文化领域的统一战线提供了借鉴。当然，新文化运动由于受时代的局限，也有不足的地方，主要是以为离开根本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仅仅靠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就可以根本改造国民性和改造社会，这成为后来产生机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根源。但无论怎样，新文化运动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是不能抹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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