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变革唐代诗歌的谋略。唐代诗坛的新乐府运动，是唐贞元至元和年间的产物。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现实主义诗歌革新运动。其主要倡导者为白居易。

安史之乱后，唐开始从中兴走向衰落。至贞元、元和之际，宦官擅权，藩镇割据，赋税繁重，战祸频仍，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更为尖锐。对此，唐代诗人白居易有如下痛切的陈述：“洎天宝以降，政教寝微，寇既荐兴，兵亦继起。兵以御寇，寇生于兵。兵寇相仍，迨至十载。财征由是而重，人力由是而罢。下无安心，虽日督农桑之课，而生业不固;上无定费，虽日峻管榷之法，而岁计不充。日削月脧，以至于耗竭其半矣。”(《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

面对如此严酷的社会现实，一批有识、有志的诗人，不能不收敛起盛唐时浪漫主义的热情和理想，把揭露社会矛盾和反映、同情人民疾苦作为重要主题来加以表现，从而使诗歌的思想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首先负起这个历史重任的是杜甫。他的现实主义名篇《三吏》《三别》，就是在这个时期写出的。杜甫的这些诗，都是“即事名篇”，已具备了新乐府的特点。继之而起的是元结、顾况等人。他们虽都有类似的诗作，但却都没有把这些诗提高到理论上来。到了白居易，才正式提出新乐府运动的文学理论，又经过元稹、张籍、王建等人的共同努力，新乐府运动才逐步开展起来。

白居易在其《与元九书》《新乐府序》《寄唐生》《伤唐衢》《读张籍古乐府》等一系列诗文中，明确阐述了他新乐府的文学主张，他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的著名论断，并指出文学创作的宗旨应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与元九书》)。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是“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与元九书》);反对诗歌嘲风雷，寻花草，而要“惟歌生民病”(《寄唐生》)。要求诗歌“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实”“其体顺而肆”(《新乐府序》)，并鼓励诗人“不惧权豪怒”(《寄唐生》)。

白居易新乐府的诗歌理论，要求诗人针砭现实，指控时弊，势必会受到当朝权贵的强烈反对。当时的大庄园主诗论家司空图就骂他“力劲而气孱，乃都市豪沽耳。”他的诗也曾使“执权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元和十年，白居易终为此而被远谪江州。新乐府运动也因他被谪而受到严重摧残。但是作为一次现实主义的诗歌革新运动，它却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并对后世的诗歌创作开拓了一条新路。从晚唐诗人皮日休、聂夷中等人写的许多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中，仍不难看出新乐府运动影响的痕迹。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lishibaike/20221212140.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