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曾说：“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史记·货殖列传》)白圭被商界尊称为祖师。他是先秦时代的政治家，也是一个大商人，与陶朱公相比，他有一套更为完整和更有理论色彩的商业经营谋略。

白圭治生之术的核心是“乐观时变”，即善于预测市场行情，并据以进行经营决策。“时”主要是指市场行情，在对市场行情预测的基础上，白圭把他的经营方略概括为八个字：“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人弃我取”是指供过于求，人们不愿问津的商品，则应趁其价格低廉时买进。“人取我予”是指当自己手中存贮的某些商品供不应求，价格大涨时，应趁机卖出。从这一高一低中获取丰厚的利润。白圭的这一经营谋略是基于“贱下极则反贵，贵上极则反贱”这一原理，与陶朱公的“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同出一辙。在这里白圭实际是从经商实践中总结了价格涨落与供求变化的关系。

白圭所说的“时变”，在当时很重要的方面是包括农业丰歉对商品价格和供求的影响。在农副产品经营上，他有自己的一套方策，即“岁孰(熟)，取谷，予之丝、漆、茧;凶，取帛、絮，与之食。”通常所说的丰歉，是指粮食收获的丰歉。在凶灾之年，粮食歉收，但其他农、副产品未必减产。因此，就会出现丰年粮价比其他农副产品价格相对较低，灾年粮价比其他农副产品价格相对较高的情况。所以，在丰年买进价格较低的粮食，而卖出价格较高的丝、漆、茧;在灾年则卖出粮食，而买进帛、絮。这即是运用市场规律，正确地决定取舍，以便从年岁丰歉和季节差异所造成的价格变动中获取利润，也是对“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这一决策思想的灵活运用。那么，如何预测粮食的丰歉呢?白圭提出按12年来推测每年的收成状况的方法。

白圭不但善于“观时变”，而且还敏于“趋时”。也就是说，他不仅善于预测行情，而且在看准行情之后，能够及时决策，迅猛行动，不失时机地利用行情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司马迁把他的决策行动称之为“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当然，白圭的经商魄力，是建立在对“时变”看得较准的基础上，并非轻举妄动，随意冒险。司马迁说白圭这样做“非苟而已也。”

白圭的另一个经营原则是“欲长钱，取下谷”。“下谷”是大众消费的商品，价格低，利润率低，但市场需求量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弹性不大的商品。所以，经营这种“下谷”，薄利多销，获取利润更有把握，可以得到“长钱”，即比较大的总利润量。“欲长钱，取下谷”实际上是说明了商品供需弹性的问题，而这一观点在19世纪末英国的新古典学派以前的经济学书籍中很少见。

白圭在用人方面明确提出了“智、勇、仁、强”四项标准，“智”指善于观测行情并具有灵活应付“时变”的能力;“勇”指看准时机后能够当机立断，敢于冒风险大干;“仁”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经营目标，舍得付出本钱，花费代价，即要懂得先予后取、以予为取的“取予之道”。“强”指经商所需要的坚韧品质，为了实现自己的经营目标，敢于百折不挠地干下去，不为小利所动，不因一时的挫折和对自己不利的行情变化而心灰意冷，惊慌失措。

白圭的“治生之术”对后代影响极大，成了两千多年中国社会中“治生之学”，即“微观经济管理”的出发点。他的这一套营生之道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商品经济的规律和经营管理的规律，对近代实业家也颇具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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