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运动高潮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出现了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军阀统治局面。北洋军阀系统的皖系和直系军阀,以及盘踞各地的军阀之间混战不休。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各种矛盾,尤其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继续发展,必然要引起新的、更大的革命高潮。
在这场革命大潮中,知识分子成为急先锋。早在20世纪初,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胡适等为首的近代知识分子就对封建专制制度与封建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进而深深地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凡尔赛和约》无视中国人民正当要求的强权行径则直接激怒了中国人民。
1919年5月4日,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成立,不仅领导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而且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于1926年7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但正当革命深入发展之际,蒋介石与汪精卫于1927年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失败告终。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深深教育了共产党人,使其认识到了自己掌握武装的重要性,并依靠自己的武装——工农红军,创建了许多革命根据地。共产党力量的日益壮大,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于1931年到1933年先后发动了五次“围剿”。由于共产党内部“左”的错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国工农红军被迫长征,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红军会合。
到达陕北的红军令蒋介石惊恐不安,他亲自飞到西安,命令驻扎在这里的张学良与杨虎城的部队进攻红军。张、杨在与红军有过几次接触后,尤其是感于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向蒋进谏停止反共,联共抗日,在遭到蒋的否决后,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兵谏”,囚禁了蒋介石,史称“西安事变”。后经多方调解使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国共得以再次合作,为两党合作抗日共御外侮准备了直接条件。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中国人民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洪流之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强行将印度拖入战争的深渊,从而给印度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战争中,印度人民承担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损失。战争的残酷性与帝国主义唯利是图的丑恶嘴脸使印度人民更加坚定了民族独立的决心。与此同时,趁着英国忙于战争而放松对印度控制的有利时机,印度的民族资产阶级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在一战中受到严重削弱的英国要像战前那样统治印度已经非常困难。
然而战后的英国对此不但缺乏认识,而且更变本加厉地推行自己的殖民政策,如火如荼的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再次兴起。在这场运动中,甘地逐渐脱颖而出,同国大党一起承担起了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责任,领导印度人民开展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所谓“非暴力不合作”,是指印度人民在民族解放斗争中采取忍让与和平的方式实现印度的自治与独立。具体有如下几种方式:1.放弃英国授予的爵位、封号和名誉职位;2.罢课、离职、抵制法院和司法机关,并辅以“家家户户恢复手工纺织”和不买英国布;3.逐步走上抗税阶段。甘地和国大党领导的不合作运动获得各阶层人民的响应,多达2/3的选民抵制选举,许多职员和律师放弃自己的职位,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有的地方公开焚烧英国货。群众一旦动员起来,他们就不满足国大党所设立的运动范围,他们要解决自己切身的问题,要将民族主义运动转变为一场社会革命。但是,伴随着印度人民斗争的深入,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又害怕工农运动的深入发展危及其自身利益的需要,从而从中进行阻挠,又体现了其软弱的一面。群众的过激行为被甘地认为是不文明的,从而致使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也一波三折,甘地本人也曾因此而进入监狱。
虽然如此,“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终究给英国殖民者以沉重的打击,迫使其不得不在一些问题上作出让步。总体来看,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具有其强烈的革命性与斗争性,在这场运动中,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紧密团结在一起,显示了印度人民空前的凝聚力。同时,在运动中提出的“自治”与“独立”,既显示出印度人民斗争的逐步深入,也反映了这一口号日益深入民心。总之,“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不仅在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占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同时也为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斗争途径。
奥斯曼土耳其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为之付出了沉重代价。战后,土耳其经济凋敝,债台高筑,人民生活困苦。兼之,战败的苏丹政府与协约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摩德洛司停战协定》,土耳其面临被瓜分的危险。在国家经济破败、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土耳其人民为捍卫国家独立和民族生存掀起了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穆斯塔法·凯末尔(1881~1938年)是土耳其民族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和爱国领袖,他领导了土耳其的反帝民族解放战争。
1918年11月,凯末尔从前线回到首都伊斯坦布尔,向议会和苏丹建议组织一个对抗协约国的强硬民族内阁,后因感于首都充满妥协与消沉气息而奔赴游击战争风起云涌的安纳托利亚。在安纳托利亚,凯末尔为人民的救国热情深深打动,更加坚定了他拯救祖国的信念。
1919年7月,凯末尔利用自己被苏丹政府委任为第9军督察使的权力,在埃尔祖鲁姆召开了东部各省护权大会,通过了护权协会章程和告全国人民书。大会宣布反对各种形式的外国占领和干涉,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托管和委任统治。凯末尔在会上被推选为主席,正式取得了在民族抵抗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同年,他将分散于各地的农民游击队改编为接受统一指挥的国民军。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正规军的建立,对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起着巨大作用。1920年1月28日,奥斯曼帝国最后一届议会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占多数议席的凯末尔派议员使议会通过了反映民族要求的《国民公约》,这是挽救土耳其民族危亡的独立宣言,公约明确指出,当前维护民族独立和主权的斗争是土耳其取得“生存和继续生存的基本条件”。议会通过《国民公约》的行动,使苏丹政府和协约国大为震惊。反动的苏丹政府不仅妄图借助协约国镇压凯末尔运动并且与之签订了更为卖国的《色佛尔条约》。这个条约将列强对土耳其领土的瓜分用法律形式肯定下来。根据条约,黑海海峡地区实行“国际化”,成立由列强控制的国际海峡委员会。土耳其的领土被瓜分后仅剩下原有国土的1/5,即安纳托利亚境内安卡拉与黑海之间的一块土地。条约还规定,恢复外国在土耳其的领事裁判权和国债管理局;设立由英、法、意三国代表组成的特别财政委员会,控制土耳其的海关、税务及其他财经大权。这一条约是协约国集团强迫战败国签订的一系列和约中最带奴役性的条约,它激起了广大土耳其人民的愤慨。
1920年4月23日,以凯末尔为首的代表委员会在安卡拉召开了新的国民议会——大国民议会,成立了以凯末尔为首的国民政府。凯末尔担任临时总统兼国民军总司令。土耳其人民在凯末尔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奋战,终于击破了苏丹政府与协约国的联合绞杀,并于1922年11月20日在瑞士洛桑重新召开解决对土耳其和约问题的会议,与协约国签订了《洛桑条约》。新的和约废除了《色佛尔条约》中的不平等条款,确定了土耳其从黑海到爱琴海的边界,东色雷斯和伊兹密尔地区归还土耳其,亚美尼亚和库尔德斯坦少数民族地区仍归属土耳其;废除外国在土耳其的领事裁判权和财政监督权,取消赔款,实行海关自主。同日,英、法、意、日、希、罗、南、保、土9国签订了《海峡公约》,规定黑海海峡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海上和空中都通航自由的原则;海峡地区非军事化,由签字国组成的海峡委员会实行监督。
《洛桑条约》的签订是土耳其人民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后,又在外交战线上取得的重大胜利,它将凡尔赛体系打开了一个缺口,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计划。
1923年8月23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批准了洛桑和约,10月2日,协约国军队撤离了伊斯坦布尔。6日土耳其国民军进驻伊斯坦布尔。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
1917年,俄国在8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诞生了一个崭新的国家,震撼了世界。
与西欧比较,20世纪初的俄国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但是它的工业区相当集中,这种集中使得占总人口比例很小的工业无产阶级却具有很高的组织程度,以至于它在政治上的影响和行动能力远远超过了它所占的人口比例。
1917年3月12日,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拖得筋疲力尽的沙皇俄国终于爆发了革命。短短的8天,罗曼诺夫王朝就垮台了。革命期间,首都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的代表成立了统一的组织工兵代表苏维埃。资产阶级代表们迫不及待地组成了不包括社会主义者的临时政府。俄国首都存在着两个政权:苏维埃与临时政府。在后来的几个月里,这两种政治力量进行了殊死的较量。
二月革命爆发后,列宁从瑞士回到彼得格勒,并发表了《四月提纲》的讲话,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列宁认为,这次革命的最终目标应将“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七月事件”后,临时政府改组,克伦斯基成了政府首脑,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控制了首都。苏维埃宣布支持政府,彼得格勒也就结束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全部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中。列宁再度流亡国外。
1917年9月,临时政府由于发生的叛乱不得不与布尔什维克联合并在布尔什维克和武装工人的支持下平息叛乱。此后,彼得格勒再次形成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而且力量对比明显的不利于临时政府。克伦斯基试图用部队调防方法来改变力量对比,把具有革命情绪的军队调往前线,从前线调回支持政府的军队。但这一命令被由苏维埃成员所组成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否决。11月5日,克伦斯基下令逮捕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并查封布尔什维克党的报纸,列宁当即决定起义。11月6日,起义开始。第二天(11月7日),起义士兵就攻克了临时政府驻地冬宫。除克伦斯基脱逃外,其余政府成员均被逮捕。
胜利了的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革命胜利的这一天11月7日是俄历10月25日,所以史称“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维埃俄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列强惊恐万分,正在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法、美、日各国以及德国,都派出军队入侵苏俄,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国内的反动势力也纷纷叛乱,企图一举颠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府带领着人民,经过近3年的浴血奋斗,到1920年10月,终于打败了国内外的反革命武装,捍卫了新生的苏维埃革命政权。
但是,新的政权面临着更为艰巨的任务,那就是治理战争留下的巨大创伤。饥荒成为广大农村地区的灾难,农民迫切需要苏维埃政府从经济上帮助他们,要求城市供给他们布匹、靴子、钉子、犁和其他工业品,要求改善生活。而连年的战祸同样使工业衰败不堪,千百个工厂处于半毁坏状态,多数设备破旧得如同废钢烂铁;铁路运输几乎停顿,几百座铁路桥被炸毁,几千公里的铁轨报废,大部分机车和车厢已经超期限使用;一部分工人失业,跑到了农村。在国际上,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对苏俄实行经济封锁,还在暗地里组织匪帮和富农暴动,时刻准备进行颠覆活动。面对严峻的形势,列宁认识到,党和政府必须来个重大转变,斗争的重心要逐渐转到经济方面,在改进农业的基础上,恢复工业,必须把机器和货物供应到农村,从经济上加强工农联盟;在国家电气化的基础上恢复工业。1921年3月,布尔什维克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经济政策的决议。新经济政策以粮食税代替征收,允许农民自由出卖余粮,允许私商自由贸易,并且将一部分小工厂还给私人,还准备把一些企业租给外国资本家等。实行新经济政策是苏维埃国家发展历程中的重大转折,它表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放弃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和实践。
他们从苏俄国情出发,认识到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必须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联合绝大多数居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使1921年春天的危机迅速消失,生产稳步恢复。它满足了劳动者的经济要求,受到广大农民工人的欢迎,使苏维埃政权日益巩固。新经济政策为苏俄人民指明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工业发展严重滞后。因此,苏联在战后经济的恢复上面临着艰巨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任务。列宁病逝后,苏共高层又出现了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这便决定了苏联在二三十年代的改造与建设工作的一波三折。在苏共高层党内斗争的同时,苏联共产党领导苏联人民进行了一系列的“五年计划”建设。
第一个五年计划于1929年4月开始,1932年结束。期间,苏共为了集中精力发展重工业,依靠行政手段实行了农业全盘集体化的方针。农业集体化的实施,使分散的小生产变成集中的大生产。这一变化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提供了条件。随后,苏联又于1933~1937年实行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从1938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由于德国法西斯的入侵而被迫中断。通过这些“五年计划”,苏联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体系。同时,为了高速发展重工业,政府实行高积累,把大量资金投入经济建设。
“一五”期间,苏联利用资本主义世界遭受经济危机打击之机,从西方引进一批先进的机器设备和技术力量,还用高薪聘请外国专家和技工。所有这些举措对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取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两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建成了6000多个大企业,建立起飞机、汽车、拖拉机、化学、重型和轻型机器制造业等部门。工业布局有了很大变化。在东部地区兴建了乌拉尔一库兹涅茨克钢铁煤炭基地、新库兹涅茨克钢铁基地、伏尔加一乌拉尔石油基地等。1940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13年增加6倍多,超过法、英、德,跃居欧洲第1位,世界第2位。
在这期间,苏联的农业也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人民的生活水平、受教育水平均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提高。科学技术也获得了重大发展。但是五年计划的实施,也存在着许多的弊端与失误。如“一五”时期的全盘集体化运动过多剥夺了农民的权益,并造成了大量的人员死亡。五年计划的许多重要指标也未能按期实现生产中存在着只重产量,不重质量的坏风气;经济发展粗放,浪费资源,等等。
总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十分巨大,但也存在重大缺陷和问题,并在不同程度上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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