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赌气的皇帝——“万历怠政”之谜

作者/杨继正

万历皇帝是一个有很多故事的皇帝，他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位期间发生过万历三大征、国本之争、梃击案风波等诸多事件，但最具争议的莫过于著名的“万历怠政”，即长时间不上朝‍‌‍‍‌‍‌‍‍‍‌‍‍‌‍‍‍‌‍‍‌‍‍‍‌‍‍‍‍‌‍‌‍‌‍‌‍‍‌‍‍‍‍‍‍‍‍‍‌‍‍‌‍‍‌‍‌‍‌‍。

众所周知，上朝一方面指臣子到朝廷觐见君王，奏事议政，另一方面是指君王到朝廷上处理政务‍‌‍‍‌‍‌‍‍‍‌‍‍‌‍‍‍‌‍‍‌‍‍‍‌‍‍‍‍‌‍‌‍‌‍‌‍‍‌‍‍‍‍‍‍‍‍‍‌‍‍‌‍‍‌‍‌‍‌‍。皇帝的工作就是上朝处理政务，如果皇帝不上朝，那他就是在罢工‍‌‍‍‌‍‌‍‍‍‌‍‍‌‍‍‍‌‍‍‌‍‍‍‌‍‍‍‍‌‍‌‍‌‍‌‍‍‌‍‍‍‍‍‍‍‍‍‌‍‍‌‍‍‌‍‌‍‌‍。都是皇帝了还罢工，确实让人觉得奇怪，而且他从万历十五年到万历四十八年，一共“罢工”了三十三年！长期不上朝，导致他与外廷的对抗激烈，再加上民间的各种宫闱秘闻，让他得到了一个“酒色财气”的评价，但他依然故我，还是不上朝！

万历皇帝三十多年不上朝，是历史上极具争议的一件事。有人认为，万历皇帝怠政，导致政府的机动能力和运转能力大幅下降，民不聊生，是明朝灭亡的起点，是为“明亡于万历”说。有学者就曾在电视上说：“明朝皇帝不像清朝皇帝那样勤政……万历帝可以说是最懒惰的皇帝。”

但也有人认为，万历皇帝在其统治中后期依然牢牢握着政权，继续治理国家，使明朝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达到了高峰，是明帝国继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之治和明成祖朱棣永乐盛世后的又一个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史的最后一个巅峰。总之，两方最激烈的论点在于万历长期不上朝这件事，也就是史书中的“万历怠政”。那么，这两种说法，孰对孰错？万历皇帝为什么三十多年不上朝？是他自己突然不想当好皇帝了，还是身体不好，抑或是受制于人？不上朝的三十多年，他又做了些什么？这三十多年又对当时的明帝国及国际环境造成了什么影响？

这些疑问，且让我们一一解答。

早期“怠政”

万历皇帝朱翊钧，年号万历，庙号神宗，是明朝第十三位皇帝。他十岁登基，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帝王。他的皇帝生涯可以分成前后两段。前段从万历元年到万历十五年，这期间如果没有特别原因，他是坚持上朝的。后段从万历十六年到万历四十八年病逝，他先消极怠工，后来免了午朝，最后甚至将奏章“留中”，也就是不予批复。

前期勤政，后期怠政，这种变化实在出人意料。然而，前期又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万历皇帝即位之初至内阁首辅张居正去世，共十年时间；第二部分是张居正去世后至万历十五年，共五年时间。

万历元年到万历十五年，是万历皇帝人生中的特殊期——年纪轻轻就统治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其压力可想而知。所幸，那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层出不穷。隆庆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体弱多病的隆庆皇帝朱载垕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弥留之际，他将东宫——也就是年幼的朱翊钧托付给了三位阁臣：高拱、高仪和张居正。隆庆帝的托孤遗诏中提到，朱翊钧登基后，要听从三位阁臣的指导，让帝国的政治机器继续运转下去。

这三位托孤大臣都是当时数一数二的能臣，明帝国就是在他们手上慢慢恢复了强盛。因此，从理论上说，这段时期的万历皇帝是最可以偷懒或怠政的，但据记载，他却十分勤勉。

隆庆皇帝死后不久的隆庆六年六月，吏部建议汰革冗官、节省经费，提高政府机构运转效率。年仅十岁的万历皇帝当即批示：“卿等务要虚心甄别，毋纵匪人，毋枉善类，以称朕简才图治之意。”之后，万历皇帝时刻监督改革动向。

万历元年，从朝鲜来中国朝贡的朝鲜官员赵宪，以其在中国的见闻撰写了一本《东还封事》，其中就对明朝的官场环境大加赞赏。该书描述万历朝初期，明朝政府对官员的整顿进入了一个快车道：官员的行事效率高，政令上行而下达，以至于中央的改革和诏令平民百姓也能知晓。可以说，万历皇帝推行的这项政策增加了政治透明度，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

另外，《东还封事》还记叙了万历皇帝是如何勤政的。当时的万历皇帝虽然年幼，但并没有“诸事皆主于张居正”。每月逢三六九日的朝议，皇帝从不缺席，六部、言官面奏和奏章，他也会亲自做出指示。

当然，也有人认为万历皇帝在万历朝前十年勤政并不是自愿的。但根据记载，万历皇帝在张居正去世后的万历十年到万历十五年依然勤政。而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万历皇帝勤政是以清算张居正开始的。张居正是一个能臣，他的改革政策让帝国重新焕发了活力，但他主政时期采取强硬的改革手段损害了很多士大夫的利益，再加上一些地方矫枉过正，所以他死后，对他清算是意料中的事。清算张居正也代表万历皇帝掌握了权柄，帝位得到巩固。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也说明万历皇帝当时是勤政的。万历十三年四月十七日，明帝国收到了干旱非常严重的消息，百姓人心惶惶。为了稳定人心，万历皇帝宣布他将带领文武百官从紫禁城步行至南郊祈雨。根据《召对录》的记载，这一天，万历皇帝穿着粗布衣，从武英殿出发，出大明门，全程步行至南郊。祈雨活动结束后，他依然步行回宫。紫禁城到南郊，往返二十多里路。步行这么远和繁琐的祈雨礼仪需要的体力，对长在深宫的皇帝来说可是种考验。因此，万历皇帝的态度值得注意。

总之，万历皇帝从一开始就展现出了很强的执政能力。他聪明、勤政、爱民，很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明君形象。但越是这样，越凸显出他后期不上朝的反常。从其前期的表现和已经握住权柄的事实来看，万历十五年后他不上朝是他自己的选择。

事实上，万历十五年，一向勤政的万历皇帝突然消极怠工也让大臣们困惑不已‍‌‍‍‌‍‌‍‍‍‌‍‍‌‍‍‍‌‍‍‌‍‍‍‌‍‍‍‍‌‍‌‍‌‍‌‍‍‌‍‍‍‍‍‍‍‍‍‌‍‍‌‍‍‌‍‌‍‌‍。早朝时间越来越短，午朝被免掉后，一些大臣纷纷上疏询问原因。他们很快得到了皇帝的答复：病了，而且是多病相加。同时，皇帝也强调自己身体痊愈后一定会与大臣们相见，继续上朝，希望臣子能够理解。然而，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大臣并不相信万历皇帝是真的病了，而是他开始怠政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万历皇帝多次强调自己没有怠政，只是身体不好需要养病。但大臣们不依不饶，固执地认为他不上朝就是不理朝政。有些大臣甚至开始认为，皇帝不上朝是因为有内阁大臣夺位篡权，有宫廷阴谋！之后，事情愈演愈烈。到了万历十九年，事情发展到几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皇帝和内阁大臣竟被士大夫集团孤立！年轻的万历皇帝亦渐渐失去耐心，开始对外廷大臣“冷战”。

大臣们为了使万历皇帝上朝，纷纷上疏。一方面指责万历帝消极怠工，一方面攻击内阁阁臣专断专横，抢夺天子权柄。大臣的弹劾程度如此之烈，以至于内阁阁臣后来甚至不敢入阁办事，纷纷称病回家，明帝国最高政府机构瘫痪！

那么，万历皇帝不上朝，真的是因为有内阁夺位篡权的政治阴谋？

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万历十五年时，万历皇帝身体确实不适，之后也一直被病痛折磨着。只要翻开记载明朝君臣言行以及国家大事的《明实录》，就能发现不少万历皇帝自述身体不适的记载：

圣体偶因动火，服凉药过多，下注于足，搔破贴药。

朕前以卯初起御门，一时头目晕眩。

柰朕前入年以来，屡屡动火眩晕不时，非朕偷逸自荒。

朕因去岁动火，屡服凉药过度，以致下部虚软。虽然尚可支持，自新春以来心肺，二经之火上攻，两目涩瘴不能远视。

我们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万历皇帝的主要病征是：头晕目眩、腹泻、肝火旺盛、足疾、视力下降。由此看来，他可能患上了糖尿病之类的慢性疾病。

其次，万历十五年到万历十九年期间，万历皇帝虽然不上朝，却依然勤勤恳恳处理着政务。从《明实录》的各种记载可以看出，当时大臣上的奏章，万历皇帝基本上都按时批阅了。因此，大臣们所说的内阁夺位篡权阴谋论是无稽之谈。

我们知道，只要是智力正常的皇帝就绝不会把核心权力下放。皇帝权力的丧失，就是一个国家灭亡的起点。经历过张居正这种强势首辅的万历皇帝，对核心权力的把持绝对是特别敏感的。比如在批阅奏章这一点上，万历皇帝就曾和自己最信任的内阁首辅申时行发过牢骚，年轻的皇帝十分气愤大臣不理解自己：“如今用人，岂有一人不是朕主张？”说完，他还不解气，接着补充道，自己虽然辍朝，但仍牢牢把握着最高权力。不光官员任用是他亲自裁定，各个衙门的奏章也是他一一批阅；政事更是他决定后才能实行。他最后还强调自己已不是原来那个轻易受张居正摆布的小孩了，岂会受人左右？申时行也连忙表态自己从没有替皇帝下过决定，只是辅佐皇帝处理政事。

可惜的是，万历皇帝的病情及其把握了权力的申辩都没被大臣所接受。结果，内阁成员集体避嫌，所有政务都压到了皇帝一人身上。《明实录》：“今内外章奏，每日朕自亲览。应行的朕自批，拟其中边方重务。品隙官员紧要文书，自初六日至今堆积盈几。”

国防、官员任用……全国大小事情都由皇帝一人处理，以至于官员的奏章很快就堆满了皇帝的御案。吴晗先生曾做过计算，在没有阁臣帮助的明太祖时期，朱元璋一天要处理几百份文书，上千件国事，万历皇帝此时就是这种情况。也就是说，万历皇帝一天要处理上千件国事。明太祖这种劳模级别的皇帝最后都向堆积成山的政务投降了，更别说精力远不及明太祖的万历皇帝了。如此情况下，大臣们依然觉得万历“不理朝政”，实在让人气愤难当。因此，万历皇帝多次发怒，痛批臣子是“小人”、“险邪小辈”。

年轻的万历皇帝面对大臣们的不配合，显然有些不知所措。他甚至一天几次下旨催促内阁大臣入阁办事，并曾在催促阁臣入阁办事时，连续用了两个“是可忍乎？孰不可忍乎？”疲惫、急躁和无奈，应该是他当时真实的内心写照。这种情况下，他还坚持工作，并且日夜不停完全没有休息和娱乐的时间。我们知道，慢性疾病患者应静心调养，可由于大臣不理解他，各个衙门消极怠工，导致了他压力大增，身心健康每况愈下。

不过，大臣们不理解万历皇帝也是事出有因。万历皇帝之前的嘉靖皇帝一开始也是异常勤勉，但后期就开始避居西苑，练道修玄。虽然他始终牢牢掌控着明朝的政治、财经、军事和民生大权，但也让权奸严嵩乘势而起，致使政局混乱、吏治败坏。所以，大臣们对万历皇帝不上朝产生先入为主的误解也在情理之中。再加上防止皇帝成为昏君是一种臣子的责任，导致大臣们行为极端，结果使万历中后期的君臣对峙白热化。

“国本之争”导致彻底“怠政”

万历二十年，万历皇帝处理政务的态度突然急转直下。根据记载，六部和言官的奏疏很多都是“留中”或者“不报”。意思是，万历皇帝对奏疏不做批示或者直接扣下了‍‌‍‍‌‍‌‍‍‍‌‍‍‌‍‍‍‌‍‍‌‍‍‍‌‍‍‍‍‌‍‌‍‌‍‌‍‍‌‍‍‍‍‍‍‍‍‍‌‍‍‌‍‍‌‍‌‍‌‍。如果说他之前的“怠政”是被动无奈或君臣冲突下的产物，那么从这一年开始，怠政就发生了质变，成了主动罢工！

是什么促使了这种质变？那就是万历年间著名的“国本之争”——册立谁当太子。

对一个帝国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选谁承嗣大统。立长制度在士大夫心中根深蒂固，皇长子继承大统是显然的事情，可万历皇帝更倾向于册立皇三子。这就导致双方冲突激烈，并且持续了十五年之久。

虽然万历皇帝执政期间坚持与外廷抗争，但他却是一个柔弱的人，而且，他爱记仇又容易被激怒。这与其幼年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是优秀的教育家，也是严厉的老师。根据记载，万历皇帝有一次读书时念错了一个字，张居正就大吼大叫，皇帝被吓得发抖，连连道歉。这是他与张居正相处模式的一个缩影。总之，张居正的严格任教，使年幼的万历皇帝心里慢慢埋下了恐惧外廷的种子，这对他今后的外廷决策具有深远的影响。

万历皇帝通过清算张居正，走出了幼年的阴影，但他仍对士大夫们又敬又怕。

他这种复杂的心态，使万历朝的政治局面繁复错杂。

根据《明实录》中的记载，“国本之争”前后，万历皇帝留中和不报奏章的原因有以下几点：1. 认为大臣结党，2. 认为大臣沽名钓誉，3. 认为大臣夸大了政事的严重性。所以，他采取拖延战术，搞起了罢工。结果，明朝士大夫们对他罢工及拖延立储的态度，也由最先的等待、愠怒、失望，变成反抗。每次变化都与万历皇帝的心态有很大关系。据分析，当时的士大夫未必私下同谋要求皇帝立储，他们能众口一词，是因为他们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即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祖制、国本。

早在万历十四年，因外廷的巨大压力，阁臣申时行就曾代表外廷上奏，要求皇帝在本年春挑选黄道吉日册封东宫，立储君，保证国家政权的延续。可见，当时士大夫的共同心愿就是定国本。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外廷的出发点确实是为国家社稷着想。于是，不论是被贬谪，还是被廷杖、削职为民，士大夫们都毫不退缩，他们交替上疏，前仆后继，甚至不惜用鲜血去捍卫心中神圣的“祖训”和“社稷”。但与士大夫们希望的结果不同，这一做法激怒了万历皇帝。

举朝反对，甚至连郑贵妃和慈圣皇太后都多次跪求立长，让万历皇帝非常害怕和慌乱，他回忆起了幼时被张居正控制甚至恐吓的记忆。万历皇帝虽然外表强势，但内心却十分脆弱。他极力希望摆脱幼年的阴影，凌驾于士大夫之上，像张居正控制他一样去控制群臣，但事与愿违。

万历二十年元月，君臣冲突达到一个小高潮。当时，万历皇帝对立储和皇长子出阁讲学一拖再拖，大臣们便开始了新一轮上疏。万历皇帝闻讯大怒，一如既往对上疏官员进行贬谪处理。科臣李献可因为上疏请求万历皇帝立储被贬谪，上疏请救李献可的一连串大臣或被贬，或被廷杖，或被停俸。仅两天，几十位言官御史和部臣就被贬。这件事由小变大，到最后不可收拾。万历皇帝连一向信任和亲近的内阁大学士王家屏、赵志皋的上疏都不听，要求将旨意贯彻到底，绝不留情。

最终，万历皇帝还是推迟了册封东宫的时间。通过此事，他认为外廷都是结党欺君、违抗君令的伪君子，于是把两京六科给事中和全国的十三道掌道御史全部降三级查办并调外用，同时罚俸一年。

万历皇帝这一决定的影响非常大。史料记载，北京的言官全被革职后，六科的科道官仅剩十余人，御史亦多被贬谪，以至于台省一空，政务无人办理。在南京任职的六科官员也只剩五人，十三道御史人数亦不多。所以，时人哀叹道：“若尽行降谪，则留都台省一空，政纪淆紊。事势窒碍，有决不可行者。”面对这种情况，士大夫们纷纷上疏请求皇帝收回成命，可这事又刺激了万历皇帝。万历皇帝认为他们是在挟制自己，群臣在结党，上疏的都是些乱党。于是，更多大臣被贬谪，科道官被贬三十四人，部臣被贬九人。接着，各地官员又上疏请求皇帝赦免被贬谪的官员，结果被贬官员越来越多。

万历皇帝的激烈反应无疑压垮了很多士大夫的神经。我们都知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士大夫们心中根深蒂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的最高理想。一心认为自己是在维护祖训、维护社稷、为国家继任者呕心沥血的他们，不明白自己没有做错为什么会被贬谪、廷杖、罚俸。于是，他们开始另辟蹊径去抗衡皇权。可他们想出来的办法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骇人听闻：抗旨不遵，瞒着皇帝暗地里重新启用被贬谪的官员。

万历二十年正月，非议“建储”的科臣张栋被怒不可遏的皇帝罢斥为民。同年六月，吏部居然瞒着皇帝再次任用了被罢斥为民的张栋‍‌‍‍‌‍‌‍‍‍‌‍‍‌‍‍‍‌‍‍‌‍‍‍‌‍‍‍‍‌‍‌‍‌‍‌‍‍‌‍‍‍‍‍‍‍‍‍‌‍‍‌‍‍‌‍‌‍‌‍。不久，事情泄露，我们可以想见当时皇帝的愤怒——明显的“结党欺君”！但皇帝的胸襟宽广。面对欺君的官员，他虽然很愤怒，但仅做了“罚俸两月，降职外用”的处罚。能克制到这种程度，实属不易。可恨的是，科道官们仍交章上疏，请求赦免相关官员。

大臣们摸透了自己的脾气，把自己当软柿子捏，这种事情发生一定次数后，就令皇帝的愤怒难以抑制了。万历二十一年，面对一波又一波的奏章攻击，万历皇帝再也无法忍受，他怒斥群臣“党护”，高呼：“置朕于何地？”

因此，从万历十五年到万历二十年开始积累的矛盾，在国本之争和结党欺君的刺激下，终于导致万历皇帝彻底失去了对官僚体系的信任，从而选择罢工作为对抗。根据《明实录》的记载，从那时起，被“留中”和“不报”的奏疏越来越多。成书于明代天启年间的《神庙留中奏疏汇要》，收集了万历十三年至万历四十八年被留中的奏疏301 份，国本、食货、吏治、边防皆有涉及。其中，言官奏疏 160 件，包括六科给事中奏疏 71 份、御史奏疏 89 份，其余多为部卿、督抚之疏，内阁大学士疏仅 1 份。

时人对万历皇帝留中大臣奏疏的议论有这样的记载：“近来事体与往时大相悬绝，阁中开导斡旋止凭揭帖，往时或奉御札，或令文书房口答，无中寝者。今答者什之二三，寝者什之七八。”由此可见，万历皇帝留中的奏疏已占奏疏总量的十分之七八，成为后人批评万历怠政的主要依据。万历三十七年，叶向高奏：“今皇上每日发行之本章，皆寻常套数，无所关系。至于列署之空虚，民生之憔悴，反一切置之。”从这材料可以看出，万历皇帝留中的奏疏主要是言官的，其余则是有关人事、钱粮的，这几项占了留中奏疏的大部。留中言官的奏疏可以理解，那么，为什么还要留中有关人事和钱粮的奏疏呢？

首先，我们来说人事部分。如果结合之前的“结党欺君”事件，万历皇帝留中有关人事的奏疏就很好理解了。吏部和其他士大夫上下一气瞒着皇帝起用被贬官员，实在让人瞠目结舌。这种事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史上都极为罕见。从此以后，万历皇帝再也不相信士大夫推选的官员。他认为，吏部推选的官员是朋党互选出来的，该归为谋逆的一群人。所以，有关吏部推选官员的奏章，他基本都留中不发，以至于很多衙门甚至六部都没有人坐堂。

不过，万历皇帝也不是真的不管明帝国的官员任选。留中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他严加审查后会跳过吏部亲自晋升官吏，或对吏部推荐的官员升职名单发回去，令他们重新推选。同样，吏部对内阁阁臣的推荐名单，万历皇帝也是一审再审。

但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万历皇帝不可能一人支撑起庞大帝国的官僚运作。因内阁长期只有大学士沈一贯，他对此苦不堪言，接连上疏请求万历皇帝选定阁臣入阁。内阁空虚，政府人事变动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必然会对明帝国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行产生消极影响。可以说，万历皇帝和吏部斗气，损害了整个明帝国的利益。

其次，我们再来谈谈皇帝为什么留中有关钱粮的奏疏。国本之争后，尤其是自然灾害时期，这种现象尤为突出。根据《明神宗实录》的记载，万历二十七年六月，户科给事中李应策曾对万历皇帝忽略受灾区税赋宥免一事发表过看法。李应策表示，按照祖制，一旦发生灾荒，各地政府应及时上报，朝廷及时赈灾，不应有丝毫拖延。然而，如今各地上报灾荒的奏疏，皇帝仅批复了贾待问一人的，魏九贞、曾如春、汪应蛟的被按下不发，朝野上下对此非论颇多。四位巡抚大臣上疏报灾异，只有一位的奏疏得到下批，让人很难理解。皇帝和官僚的斗争关救灾什么事？

万历时期是明朝自然灾害最多的一个时期。翻开《明神宗实录》，有关各地灾害的记载比比皆是。现在学者估计，万历朝受灾的府州县有2449 个，平均每年约51 个府州县受灾，其中又以水灾、旱灾、蝗灾为主，受灾范围广，影响严重，经济损失十分巨大。万历二十九年，有一场从京畿八府、山东、山西、河南蔓延到全国的大旱。当时，米价飙升，一斗米就价值白银二钱。在如此高的米价面前，民众无力解决吃饭问题，流离失所，以至于吃光了逃荒路上的树皮和杂草。再加上盗贼横行，白天肆行抢劫，大部分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很多地方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但万历皇帝对有关灾情的奏疏，依然“狠心”留中一部分不发，比如万历二十七年五月京畿八府、山东、山西、辽东以及河南的大旱奏报。

那么，他是真的对灾情视而不见吗？答案是否定的，万历二十七年五月，万历皇帝批准户部的建议，命令保定、河间府使用存留银1 进行赈灾；九月，他再次下诏蠲免京畿五府的税银。

所以，灾害发生后，万历皇帝虽对官员的奏疏留中不发，但还是以最快的速度制定了免除税银的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众负担。

根据现代学者的估算，从万历元年至万历四十八年，万历皇帝共蠲免受灾区税租一千四百三十八次，约米麦五百万石、白银六百万两，这还不包括杂税和漕粮改折，可见其免除的力度。翻阅《明实录》可知，万历皇帝虽然中后期因国本和矿税及其他原因，对奏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留中处理，但对官员呈上的请求宥免受灾区税赋的奏疏一般都会批示。即使对留中不发的灾害奏疏，他也会在不久后下诏蠲免税租。就连对万历皇帝评价不高的《明史》也这样记载：“而灾荒疏至，必赐蠲振，不敢违祖制也‍‌‍‍‌‍‌‍‍‍‌‍‍‌‍‍‍‌‍‍‌‍‍‍‌‍‍‍‍‌‍‌‍‌‍‌‍‍‌‍‍‍‍‍‍‍‍‍‌‍‍‌‍‍‌‍‌‍‌‍。”

但万历皇帝这种行为不禁令人疑惑：既然对灾情不是无动于衷，为何还留中？其实，答案很简单：没钱。

万历中后期，明朝内忧外患，财政支出非常巨大。户部尚书赵世卿的《题国用匮乏有由疏》（收录于《皇明经世文编》）为我们列举了当时国库支出的部分情况。

从赵世卿的奏疏可看出，万历朝中后期的财政支出十分大。十几年间，部分财政支出就有数千万两白银，以至于万历三十年“老库将穷、京粮告竭、太仓无过岁之支……从古以来、未有公私匮竭、如今日之穷者”。明朝连续巨额的财政支出后，财政捉襟见肘，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对灾荒的相关蠲免政策自然会收紧。

另外，根据数据显示，万历元年至十年，共蠲免田赋三十一次；万历十一年至二十年，蠲免田赋五十四次；万历二十一年至三十年，蠲免田赋三十九次；可万历三十一年至四十年，仅蠲免十三次。可以看出，万历皇帝对灾荒的蠲免力度与当时明朝的财政收入成正比。即国用盈余多，蠲免次数就多；国家财政紧张，则蠲免次数就少。万历中后期正是财政捉襟见肘的时候，当时，军备、边防、宫廷支出庞大，财政压力不言而喻。既要支出大数额的赈济银赈灾，又要蠲免税银，对国家财政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万历皇帝留中有关钱粮的奏疏，实属不得已，而不是怠政。这正应了那句俗话：“钱不是问题，但问题是没钱……”

细数万历皇帝的酒色财气

其实说了前面这些，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从万历十五年到四十八年这三十三年里，万历皇帝到底做了什么？很多人都认为他必然是夜夜笙歌、荒淫无度。这种看法主要来自雒于仁的《酒色财气四箴疏》。

万历十七年十二月，大理寺评事雒于仁上疏《酒色财气四箴疏》，指责万历皇帝乃昏君、庸君，简直到了不可饶恕的地步。因此，“酒、色、财、气”成为万历皇帝的标签。我们不妨逐字分析“酒色财气”这四个字，一探“天字第一号宅男”过的什么生活。

酒

雒于仁在奏疏中指责皇帝嗜酒，喝得昏天黑地，以致成了一个胃已喝坏的“酒蒙子”。万历皇帝确实有胃病，不过是不是喝酒导致的，不好说——有胃病未必说明其酗酒。看过这份奏疏的万历皇帝曾这样辩白：“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若酒后持刀舞剑，非帝王举动，岂有是事！”从这句话中我们看出，万历皇帝承认自己喝酒，但不认为自己酗酒。这是不是他的一面之词？

翻阅史书后我们可以发现，关于万历皇帝醉酒的记载只有一次，而且发生在张居正还在世的万历八年。这次记载出自明代宦官刘若愚所著的《酌中志》。《酌中志》是一本研究明代宫闱史的权威书，书中详细记述了万历朝至崇祯初年的宫廷事迹。由于作者十岁入宫，在宫中生活了几十年，知道许多宫廷内幕。加之该书是作者在监牢中愁苦时所作的，既不是奉命行事，又没有利害关系，所以着眼点与一般文人不同，讲述了正史里不可能看到的一些事。明代沈德符那本记述万历以前朝廷掌故和政治生活的《万历野获编》，也没有如此全面系统地阐述过。

《酌中志》是这样记载万历皇帝醉酒事件的：一日，年幼的万历皇帝喝醉了酒，他腰佩宝剑，夜游皇城。在这期间，他用剑割下了一个宦官的头发，然后又杖刑了另外两名宦官（几乎被打死）。此事很快被其生母李太后得知。第二日，她脱下宫袍，换上青布衣，取下耳环，对外声称要召见内阁大臣一齐告谒太庙，废除失德的万历皇帝，立潞王为皇帝。年轻的万历皇帝听说以后万分恐惧，连忙到母亲的宫外长跪哭泣。过了很长时间，万历皇帝彻底悔过后，这事才告一段落。《万历邸钞》也有类似的记载。

万历十七年，万历皇帝为自己辩白的时候，对醉酒失德所举的例子就是“持刀舞剑”，与万历八年的“佩剑夜游”正好相符合，可见李太后的管教对万历皇帝的印象非常深刻。李太后一直到万历四十二年才去世，可以想象，如果万历皇帝再次醉酒，李太后就算不处罚已经成年的万历皇帝，也会有意见。但是，从万历八年到万历十七年将近十年间，再也找不出任何万历皇帝醉酒或者李太后因皇帝醉酒而生气的记载。因此，鉴于万历皇帝对醉酒的认识和印象仅停留在万历八年的“持刀舞剑”，可见他此后并没有大醉过。雒于仁对其“日饮不足、继之长夜”的指控，是站不住脚的。

色

其次，来看看雒于仁对明神宗好色这点的指控。作为皇帝，占尽天下美色，自然很难把持。因此，中国古代历代帝王最被忌讳的行为之一便是好色。雒于仁指控万历皇帝“好色”，主要是因为皇帝溺爱郑贵妃、临幸“十俊”。十俊，即长得很俊的十个宦官。但明代史料并没有万历皇帝宠幸宦官的记载，雒于仁也没有指明是从何处听说，所以很可能是他写文章时，自动脑补了汉末十常侍的情节。

或许“十俊”问题只是个添头，雒于仁真正的矛头是郑贵妃。郑贵妃在万历朝因为国本之争成了焦点人物。如果万历皇帝见一个爱一个，日日临幸不同女子，说他好色还可以，但他只宠爱郑贵妃。只对一个女人好还叫好色——雒于仁的逻辑也是无敌了。但万历皇帝耐心解释了自己为何专宠郑贵妃，不让恭妃陪伴的原因：郑贵妃勤劳贴心，日夜悉心伺候，所以很喜欢她；恭妃要照顾年幼的皇长子，没时间‍‌‍‍‌‍‌‍‍‍‌‍‍‌‍‍‍‌‍‍‌‍‍‍‌‍‍‍‍‌‍‌‍‌‍‌‍‍‌‍‍‍‍‍‍‍‍‍‌‍‍‌‍‍‌‍‌‍‌‍。万历皇帝虽然不是很喜欢恭妃，但恭妃毕竟生下了皇长子，在国本之争的风口浪尖上，起码的相敬如宾还是有的。

万历二十四年三月，乾清宫、坤宁宫突遭大火，被焚烧殆尽，万历皇帝移居启祥宫，由郑贵妃和其他嫔妃照顾。万历二十八年，京师开始流传皇后濒死，且无人照顾的流言。

从古到今，民间都喜欢流传关于宫禁的各种小道消息，但明朝文官有个不好的习惯：乐于将此类流言当真。比如，户科都给事中王德完虽然对坊间的传闻持保留态度，但他依然把传闻写入奏疏。外臣妄谈皇家私事，历来为帝王反感，其结果自然可以预料。万历皇帝再次勃然大怒，要求重处王德完。大学士沈一贯极力拯救王德完，说了这么一句话：“近日游宴必从，尤可深信。”这说明万历皇帝的游宴，中宫王氏都是跟随在左右。帝王出行和举行宴会，坊间自然不知，然而作为皇帝近臣的内阁大臣却不可能不知。此句也证明坊间有关皇后病危的流言是假的。

当时，万历皇帝余怒未消，首先，他愤愤不平控诉了王德完妄言宫中是非的事情后，提出了反驳王德完的几个依据：其一，当今皇后是李太后亲自选的，与自己住在一起，难免会有一些过失，但自己并没有过分责怪皇后；其二，为了表示对皇后的爱护，自己特意批准皇后的弟弟承袭伯爵的爵位；其三，近年来皇后脾气变得“悍戾不慈”，但自己指出以后，皇后每每也能改正。皇后与自己朝夕相处，怎会病到了濒死的地步？

所以，万历皇帝认为，王德完身为朝廷大臣，居然听信坊间谣言，指责皇帝虐待皇后，实在过分，以至于大骂其为“畜物”。不过，在此之后，他对皇后的态度更好了，人称“伉俪弥笃，恩礼有加”。

总之，雒于仁指责万历皇帝好色是假，认为其受郑贵妃蛊惑不立皇长子为太子是真。其实，郑贵妃想册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并因此在皇帝吹枕边风的可能性非常大。现存的野史也不乏这种记载。明史学家樊树志先生曾引用史料《先拨志始》的记载，郑贵妃生了儿子后，多次请求万历皇帝将其立为太子。当时，在紫禁城西北角有一座大高元殿，供真武帝香火，传闻甚为灵异。万历皇帝与郑贵妃私下立誓，手写了一封将朱常洵立为太子的信封于宝盒。后来，由于廷臣和皇太后再三坚持立皇长子，万历皇帝便有所反悔，遣人销毁手信，不料手信早已腐蚀殆尽，只剩一张白纸。此后二十年，他再也不敢去大高元殿。

这段记载承袭了明代野史的特点，想象成分较多，不足为信，但从中也可看出当时宫廷斗争的激烈程度。

财

雒于仁指控万历皇帝用银无度，动辄花费几十万两白银，甚至还收受宦官张鲸的贿赂。那么，万历皇帝的花费到底是怎样的？《酌中志》有详细记载。根据史料，很多银钱都是用于宫中内官，并非是万历皇帝一人使用。另外，诟病最多的莫过于浙江地区织造的岁贡，这在外廷大臣的奏疏中也屡屡提及。

万历二十四年，外廷就曾请求减免织造等用度，万历皇帝则表示难以减免，因为所进贡的布匹要进给皇太后和各宫嫔，或赏赐给来朝的外国人。皇帝说的似乎很有道理，但其实很不近人情。因为此时，明朝正处于内忧外患的状态，万历三大征的两场战争已经打响，全国各地水灾、旱灾不断，身为一国之君，理应做出表率。

不过，我们翻阅万历二十四年以前的史料可以发现，万历皇帝从万历十五年开始就一直在削减宫廷用度。万历十五年，供应皇宫的内府库局物品“屡经酌议裁减”。同年，因为各地灾荒严重，他同意申时行的请求后又将内府用度削减至原来的三分之二。减少宫中用度的政策一直持续到万历二十二年。

那么，万历皇帝对织造的需求是大还是小？答案是小。《天问阁集》记载了万历皇帝的穿着。平日里，皇帝按照祖制，贴身的里衣为粗布。因为他有点胖，粗布衣经常破损。曾有内官建议他穿贵重的帛制里衣，并悄悄说：“外廷大臣是不会知道的。”这内官以为皇帝坚持穿粗布衣是怕外廷的科道官说闲话。谁知万历皇帝却说：“祖宗的法度，子孙做皇帝，里衣必穿粗布衣，因为穿粗布衣能够体会到民间百姓的不易。哪里敢违抗祖制？”于是，他坚持穿粗布衣。由此可见，说万历皇帝爱敛财不符合实际。虽然他算不上什么勤俭的皇帝，但他绝对不是贪奢的皇帝。

雒于仁奏疏中提到了万历皇帝收受内官贿赂的事情，这里的内官，指的是万历朝的宦官张鲸，他曾被外廷弹劾。万历皇帝收受内官贿赂这一说不是首创于雒于仁，而是吏科给事中李沂。之前，李沂曾借张鲸贪腐，大肆渲染万历皇帝宠溺宦官和贪财。其依据是：张鲸这么长时间不受处分，是因为万历皇帝收了他的贿赂！

但是，这消息也是源自市井之词。李沂身为吏科给事中，居要职，其弹劾依据居然来自市井消息，而且未经任何考证便上疏，由此可见明代言官的混乱状态。为此，万历皇帝怒不可遏，他不顾群臣反对，廷杖李沂六十下，险些将其打死‍‌‍‍‌‍‌‍‍‍‌‍‍‌‍‍‍‌‍‍‌‍‍‍‌‍‍‍‍‌‍‌‍‌‍‌‍‍‌‍‍‍‍‍‍‍‍‍‌‍‍‌‍‍‌‍‌‍‌‍。但皇帝还不解气，乃至在之后对《酒色财气疏》进行辩解时说道：“我身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财物都是我的，我用得着这样吗？我这么想要张鲸的钱，为什么不直接抄他的家？”可见，他对这种“皇帝用金扁担挑水”的市井流言很无奈。

张鲸一事，《酌中志》有记载：

张鲸此人性格刚毅，然并不喜欢读书，他迷恋权力，为当时的外廷所忌惮。他的手下邢尚智招权纳贿，无所不做，被当时的吏科给事中李沂等人多次弹劾。万历十八年元旦，万历皇帝召见阁臣申时行等人到毓德宫，出示了雒于仁的《酒色财气四箴疏》给阁臣们看。之后，他又出示了李沂的奏疏，喝令张鲸跪听内阁辅臣的训导。从这以后，张鲸渐渐失宠，最终被废。不过，张鲸的亲友在当时风评不错，他的弟弟官至都督同知，掌家刘钰勤俭朴素，专心务农，掌班郑守成文理皆通，收藏了很多古书。

可以看出，这一事件中真正贪污受贿的是张鲸的司房邢尚智，其家人并不都和邢尚智一样贪污纳贿。因此，张鲸需要承担的是管理责任。张鲸的案件告一段落时，万历皇帝说：“张鲸侍奉了我很多年，他家里用的人做了坏事，张鲸未必知道，如今这些人都被法司拿下问了重罪，我也将张鲸罢官回家闲住。”这段话的原文在《明神宗实录》中有记载。也就是说，《酌中志》作者刘若愚的话是可信的，万历皇帝并没有包庇张鲸，更谈不上受贿了。外廷言官一直坚信“内廷皆小人”，便不加思量指责张鲸及万历皇帝，才是问题所在。

总之，雒于仁对万历皇帝“贪财”的指控，也是站不住脚的。

雒于仁指控万历皇帝肆意处罚宫人，甚至到了“今日杖宫女，明日杖宦官”的程度。然后再笔锋一转，控诉皇帝对范俊1、姜应麟、孙如法等忠直之人的处罚让人难以接受，所以万历皇帝其病在于“气”。

与前面一样，“今日杖宫女，明日杖宦官”恐怕也是市井之词，不足为信。既然雒于仁列举了范俊、姜应麟、孙如法，我们就讲讲这三人。

万历十二年元月，因皇宫火灾，万历皇帝诏求直言，范俊上言时弊被革职为民。后来，建议起用范俊的奏疏屡屡上陈，万历皇帝一概不用，直到天启初年范俊被复官，赠光禄少卿。万历十二年，万历皇帝二十二岁，正是亲政以来明朝国力的鼎盛时期，为何会出现贬谪言官的情况？这事还得细说。

万历十一年十二月，万历皇帝因感染风寒身体不适，辍朝数日调养。没过几天，慈宁宫就发生火灾，万历皇帝诏求直言。群臣纷纷上疏议论时政，他也一一答复。最先上疏的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丘橓，对官场的风纪提了相关建议，万历皇帝当即应允。第二年元月，万历皇帝再次就慈宁宫火灾诏求直言。此时，出现了一些敏感激进的奏疏，礼科都给事中万象春建议皇帝节省开支的奏疏便是其中之一。

此奏疏明确指出宫中用度过多，应裁革。前文已对万历皇帝宫中用度一事进行了相关描述。由此可以看出，这种问题已相当敏感，以至于奏疏上后，“疏入，人多危之”，外廷多有为万象春担忧者，但结果是“而得报闻”，万历皇帝欣然采纳。当时，内廷和外廷都认为皇帝从善如流。

万象春成功上疏后，外廷士大夫似乎腰板直了，有底气了，于是话题更加深入。山东道御史丁此吕要求皇帝削减瓷器和织造用度，停设节日灯礼，万历皇帝也一一采纳，没出任何问题。如果没有意外，一切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君臣互动，其乐融融。但之后的事情就开始变味了。

首先是东林党领袖邹元标针对慈宁宫火灾上条陈事：“曰保圣躬、曰亲臣工、曰开言路、曰谕百官、曰节财用、曰拔幽滞。”邹元标到底写了什么，具体不可考，但我们能从对其的处理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邹元标故以灾变条陈内多疑君怨上”。很明显，邹元标把慈宁宫发生火灾的原因归到了皇帝头上。前面已说过，万历皇帝虽是一个敢于纳谏的皇帝，但其自尊心也很强。减免织造和内廷用度，不是什么大事，所以他一一应允，但科道官把火灾原因推到他头上时，他就不能接受了。

万历皇帝为了摆脱张居正的阴影，躬亲国事，甚至步行祈雨希望回转天命，也是为了证明自己不受人摆布，乃一代明君。做到这份上了，外廷士大夫依然“疑君怨上”，他的心情可想而知。邹元标的奏疏让他怒不可遏，在申时行的一再请求下才压制怒火，没有发作。可没想到的是，范俊又上了一条与邹元标议题相同、内容相仿的奏疏。当时，正在养病的万历皇帝认为范俊不体贴皇帝，全无爱君之心，此举是为了沽名钓誉，随即将其革职为民，永不叙用。

姜应麟，字泰符，慈谿人，历任陕西参议，为人廉明。万历十一年，他中进士后任庶吉士，之后又授户科给事中。万历十二年八月，万历皇帝册封心仪的郑氏为皇贵妃。这件事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外廷的士大夫们，因为产下皇长子的恭妃王氏并没有被册封为皇贵妃。皇长子的生母地位不如郑氏，外廷的士大夫看来，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他们认为，皇帝很有可能会立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为太子，这是严守封建礼教的士大夫们坚决不允许的。因此，时任户科给事中的姜应鳞上疏陈事，坚决反对皇帝这么做，希望其收回成命，并迅速册立皇长子为东宫。可以想象，这事触到了皇帝的逆鳞。万历皇帝气得将姜应鳞的奏疏狠狠摔在地上，并召集所有的内官长官，大怒：“我册封贵妃，原非为了立储，科臣为什么要因此来诽谤我！”说罢还连拍御案，吓得无辜的宦官们围着他不停磕头，他才稍稍解气。最终，万历皇帝以姜应鳞“疑君卖直”，将其贬到大同当了一个小小的典史。

处理完姜应鳞以后，万历皇帝的心情仍难平静，再次晓谕内阁表明自己的心意——厌恶姜应鳞，是原因他妄加揣摩帝王心思；大明有立储制度，姜应鳞妄图制造舆论才遭处置。从中可以看出，在万历十四年二月，万历皇帝是不敢立皇三子为太子的。因此，姜应鳞的奏疏摆在皇帝面前时，皇帝一定在想“为人君者耻为臣下挟制”。

至于孙如法被贬谪的原因，《明实录》中也有相关记载：孙如法在万历皇帝表明心意后依然妄言宫闱之事，上疏“渎扰”，并且上疏救姜应鳞，被贬乃情理之中。

综上所述，雒于仁的《酒色财气四箴疏》讲述的事情显然不是实情。不过，此奏疏中也侧面反映了万历朝言官喜欢捕风捉影、“卖直”、“沽名钓誉”的职业病。当然，雒于仁提的最后一点——“气”，还是很符合万历皇帝的，只不过没有说对地方。万历皇帝三十多年不上朝，就是在“置气”。他认为士大夫们结党营私，不认可自己的辛勤工作，不体谅自己的身体，于是宅在深宫里生闷气。士大夫们则觉得皇帝没好好工作，又贬斥说真话的清流，所以也赌气上奏疏故意刺激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万历皇帝的“怠政”、“惰于临朝”是君臣长期冲突的结果。这与皇帝幼年的经历、心理、性格分不开；也与士大夫们死守封建礼教的思维惯性分不开。

但实质上，万历皇帝和士大夫的斗争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高度发达的皇权和官僚体系的对抗。这种对抗将嘉靖皇帝时期便萌发的君臣冲突扩大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明代的党争此时也达到高潮。虽然万历皇帝是不得已才对大臣的奏疏留中不发，但他也没有尽到一国之君的责任。并不是所有大臣都“卖直”、“枯名钓誉”，他们也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崇高理想，上奏的事情也并不全是夸大了的。

从万历中后期可以看出，大量奏疏留中后，明朝的中枢运转机制受到破坏，使大量士大夫失去了对自己和国家价值的认同，大批人“求去”、“乞归”，人才流失严重，人心离失。同时，这个时期也是明代党争的孕育和鼎盛期，最初的东林党成员主要就是被罢除的废吏，他们在“国本之争”中积聚起力量，“身去而名益高”。他们与朝中的正直之臣遥相应和，抨击时弊，成为政治反对派。齐、楚、浙等党则与他们相对。明帝国官僚体系的党争由此而起，为明帝国的灭亡埋下了种子。从这点来看，万历皇帝的“怠政”确实是明朝的悲剧。

说到底，明朝高度发达的官僚体系，自然会产生一些与国家利益相冲突，能与皇权对抗的力量。因此，皇帝需要其他力量来制衡，这就是皇帝为什么宠信王族、外戚和宦官的原因。但王族、外戚易与官僚集团合流，产生更多的问题。宦官作为单个的群体，并不能真正对抗官僚体系，直到满清入主中原。爱新觉罗家族拥有足够的力量对抗官僚体系，因此，清朝的皇权高度集中，再也没有出现类似万历皇帝面对官僚体系时束手无策的窘迫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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