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第一次跟他讨论学术问题之后，特别是关于流体力学的领域的问题，他显示出对科学研究的热爱、对科学问题的深刻分析、对数学方法和手段的广博学识以及对物理和工程问题敏锐感知力的非凡结合，这令我印象深刻。”
——著名空气动力学家 西奥多·冯·卡门
20世纪40年代，由于战争的需要，美国政府在军工产业中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飞机制造工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从1939年开始，短短两年之间，洛杉矶市从事飞机制造的工人就从一万三千三百人猛增到十一万三千人。
由于在空气动力学领域的卓越成就，美国科学院从1940年起逐步加大对加州理工学院的资助。随后不久，盟军在法国北部发现了德军火箭发射设施，这显然引起了美国军方的高度警觉，他们马上成立专门机构，竭力推动美国的火箭和导弹研究制造。为此，美国军方不断与冯·卡门领导的研究团队接触，他们希望尽快得到更具威力的喷气助推火箭引擎。
1943年11月，在给军方的一份报告中，冯·卡门提出成立一个称为“喷气推进实验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的研究部门，由该实验室负责政府资助的大推力火箭研究项目。这个机构的诞生标志着美国在航空航天领域的里程碑，时至今日，加州喷气推进实验室已经成为美国太空探索计划的尖兵，包括“火星探测计划”在内的多项世界顶级太空项目都诞生在这里。
1944年初，一封发自美国军方的信件告知冯·卡门，军方准备每年对喷气推进实验室投资300万美元用于发展长程火箭和导弹。在当时来说，这笔研究经费绝对称得上是天文数字，军方投资的力度如此之大，以至于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团体颇感意外。在错愕之余，他们马上就投入到了这个项目的积极筹划和实施准备之中。
为了有效组织整个火箭工程，该项目专门成立了执行领导机构，下辖弹道、材料、推进和结构四个部门。执行机构成员包括冯 · 卡门和他的学生弗兰克 · 马利纳(FrankMalina)，以及加州理工学院航空工程学家克拉克·密立根(Clark Blanchard Millikan)。冯·卡门的中国学生钱学森被指定为火箭推进部门负责人。此时，钱学森已经博士毕业，并成为加州理工学院的助理教授。
就在喷气推进实验室成立之际，1944年2月，林家翘提交了他的博士论文《论湍流的发展》，并顺利获得了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同年6月，钱学森负责的部门开始了称为“列兵A”的固体推进火箭研究，林家翘随即加入钱学森的研究部门。在这个部门工作的还有林家翘的老同学钱伟长，他在多伦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也来到加州理工学院，跟随冯·卡门从事博士后研究。
经过半年的不懈努力，8英尺高的“列兵A”导弹终于矗立在试验场上，静静等待发射。在起飞时刻，导弹释放出了21万7千磅的推力，射程达到11英里，飞行高度最高达到了1万4千5百英尺。“列兵A”的试射成功了! 这枚导弹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个拥有固体引擎的导弹。在这个令人振奋的成功背后，是一群中国青年学者的智慧、勤奋和不懈努力。他们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不亚于任何民族。
就在林家翘和其他同事一起投入到火箭和导弹的理论研究中时，他的导师冯·卡门却离开了加州理工学院。1944年5月底，冯·卡门因病远赴纽约，在那里做了肠癌手术。由于手术引起两处疝气，冯·卡门的术后恢复期远比预期的要缓慢，一直在纽约休养到9月份。
冯·卡门即将返回加州理工学院之际，美国空军司令亨利·阿诺德将军安排了一次与冯·卡门的私下会面。在纽约市拉瓜迪亚机场跑道上的小汽车里，阿诺德将军建议他搬到华盛顿特区，并为五角大楼组织一个科学咨询团，在冯·卡门的领导下为军方未来50年制定长期发展规划。冯·卡门在略加思索后，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准备在当年12月离开加州理工学院赴华盛顿任职。
冯·卡门的长期离职给喷气推进实验室带来一丝不安，在他的学生和下属中蔓延着一种焦虑的气氛，有传言说他将不会继续主持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工作。冯·卡门是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创始人，长期以来一直是加州理工学院航空动力学研究的灵魂人物，他的离开无疑极大影响了研究团队的士气。
此后不久，冯·卡门的中国弟子们陆续离开了帕萨迪纳喷气推进实验室。应冯·卡门之邀，钱学森于1945年初加入了华盛顿特区的科学顾问团。在冯·卡门的推荐下，林家翘于1945年底来到布朗大学任教。钱伟长和郭永怀等中国学者也离开了加州理工学院。
1945年8月15日，随着广岛和长崎两枚原子弹的爆炸，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正义的力量战胜了邪恶的侵略者，当密苏里号战舰上传来战争终结的消息时，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都感到欢欣鼓舞，纷纷走上街头争相庆祝。被战争折磨了很久的人们终于恢复了平静的生活，而科学家们也可以安心地从事自己的研究。
这一年，林家翘告别了加州理工学院，来到美国东海岸附近的布朗大学。布朗大学位于美国东部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市，成立于1764年，是美国最早建立的高校之一。作为世界闻名的美国“常青藤联盟”成员之一，布朗大学的研究实力和教育水平都居美国高校前列。
20世纪四五十年代，正是应用数学大发展的黄金时期。由于航空工业和飞机制造等工业界日益增长的需要，应用数学人才奇缺，而联邦政府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们每年投入数百万美元用以推动应用数学的研究和发展。出于对此困境的忧虑，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决定设立一个名为“力学中的先进教学和研究”(Advanced Instruction and Research inMechanics)的计划。在布朗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美国数学学会秘书长理查森(R. G. D. Richardson)的积极推动下，该项目于1941年在布朗大学成立。这一方面是因为理查森具有极高的威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布朗大学数学系实力的不断崛起。
理查森院长邀请了著名德国数学家威廉·普拉格(William Prager)来领导这个项目，布朗大学校长亨利·里斯顿(Henry M. Wriston)也任命了一个学术委员会来帮助指导未来发展。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冯·卡门、数学家马斯顿·莫尔斯(Harold Calvin Marston Morse)和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等。在随后的几年里，这个项目不但开始招收学生，而且也吸引了大批著名的访问学者。鉴于该计划获得的巨大成功，在指导委员会建议下，1946年该计划正式成为布朗大学应用数学的研究生部，并开始授予博士学位。
布朗大学应用数学研究生部的成立被认为是应用数学发展的重要事件，它使应用数学在美国逐步成为一个系统的研究领域。在理查森1946年11月18日写给普拉格的信中，他提到：“我尚未听闻其他美国大学也在授予应用数学博士学位的消息。鉴于评级总是要基于相互对比，我看(评级工作)还不能做什么事情。在该领域中我们可能同时被评为最优秀的或者最差的。”
由此可见，布朗大学应用数学的研究生项目远远走在了其他学校前面，他们没有现成的范例可以参照。实际上，参与这个项目的教授们正在为后人制定规范并成为他人的榜样。虽然布朗大学应用数学项目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与战时研究计划有关，但是此后的发展证明，它完全独立于战时研究需要。随着学生入学人数的不断增加和来自政府部门、工业界的研究资助不断增长，布朗大学的应用数学研究稳步进入繁荣发展时期。
虽然布朗大学学生总数不多，但布朗大学应用数学研究生部十分重视对学生的培养，强调发现知识、利用知识的能力，在美国学术界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同时，他们承担的教育科研任务也并不轻松，在普拉格写给理查森的一封信件中，他曾谈到系里每年开设16门课的教学任务，普拉格本人、林家翘、赫伯特·格林伯格等教授需要轮流承担教学工作。
在这个时期，布朗大学的应用数学研究吸引了一批著名的教授，其中就有刚获得博士学位不久的林家翘。经过加州理工学院4年的学习和研究，林家翘已经成长为一位在美国学界崭露头角的后起之秀，并具有了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实力。
在林家翘加入布朗大学后不久，国际应用数学界迎来了一次新的盛会，这就是1946年9月在巴黎举行的战后第一次“国际应用力学大会”。
这次大会专门组织了一场关于湍流的专题讨论，科学家们都兴致勃勃地参加了讨论，纷纷报告在战时从事的研究和取得的巨大进展。其中被称为具有“划时代革命意义”的几篇报告分别来自于美国航空工程学家戴顿、英国应用数学家乔治·巴彻勒(George Keith Batchelor)和林家翘等人。
在名为“转捩和湍流边界层研究的最近进展”的报告中，戴顿报告了粘性边界层的流向不稳定，即托尔明-施里希廷波的存在，正是这种边界层不稳定导致了层流发生转捩并形成湍流。巴彻勒在报告中提到了各向同性湍流理论中的一系列“非凡的巧合”，这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理论在同一时期各自独立发展起来，包括前苏联数学家柯尔莫哥洛夫(AndreyKolmogorov)在1941年提出的著名理论，昂萨格在1945年提出的湍流理论以及德国物理学家魏茨泽克(Carl Friedrichvon Weizsäcker)和海森堡提出的湍流理论。
林家翘报告了在战时研究中发现的层流边界层不稳定现象，他指出了奥尔-索末菲方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更为精准的层流失稳理论。实际上，在戴顿的报告中专门列出一节介绍林家翘的工作，并给予很高评价：
“在完成实验工作之后，现任布朗大学教授、曾经是加州理工学院中国学生的林家翘对二维平行流动稳定性理论做了修正，澄清了饱受争议的托尔明-施里希廷理论的一些特性。理论和实验之间的吻合十分出色。”
在林家翘的报告结束之后，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为这位年轻中国教授的非凡成就表示敬意。在世界处于战争留下的混乱和纷繁中时，林家翘已经稳步成长为世界级的应用数学家。20世纪中期，在国际顶尖学术会议中，人们仍习惯于蓝眼睛、大鼻子的西方面孔，而当演讲台上出现这位身材消瘦、面容俊朗的中国学者身影时，人们忍不住赞叹中国人是好样的。
两年之后，在伦敦举行的第7届国际力学大会上，湍流依然是大会引人注目的主题。林家翘受邀做了题为“各向同性湍流衰减和频谱规律”的报告，他的报告再次引起了巨大反响，与巴彻勒等几位学者的报告一起被誉为“非凡的演讲”。
在布朗大学的短短两年里，林家翘一边做研究一边带学生，将自己在流体力学方面的知识无私地传播给青年学者。他指导一位硕士研究生发表了文章《弯曲激波的绕流》，并跟布朗大学应用数学研究生部的主任普拉格一起指导学生完成论文。
在布朗大学的日子里，林家翘巧遇几位中国好友。1946年，布朗大学数学系来了一位中国留学生，他就是与林家翘同为清华大学校友的徐贤修。尽管在清华学习时，徐贤修在数学系，林家翘在物理系，但二人的友谊颇深。此时，林家翘担任数学系教授，徐贤修则在1948年获得布朗大学博士学位。
徐贤修曾对他的儿子津津乐道地提起往事：“以前在清华大学念书时，每次考试成绩出来后，我会从第二名开始看起，因为第一名一定是林家翘。后来我们发现，怎么连体育成绩林家翘也得A+呢? 同学都很不服气，物理、化学、数学这些学科，他们都承认他最好，可是体育，别人比他跑得快多了! 体育老师就说，这是因为你们跑完了就进去洗澡，林家翘还在那里继续跑呢!”
①受到父亲的影响，徐贤修的幼子在心底里萌生了对这位前辈的敬仰之情。若干年后，这位年轻人在19岁那年也来到了林家翘身边，两人共同开创了国际天文界著名的“密度波”理论。他就是国际知名的天文物理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天文学教授徐遐生。因为开创了漩涡状星河系行程及星球行程两大理论，徐遐生在全球天文学领域享有盛名，被公认为目前世界上顶尖理论学者之一。
在回忆跟随林家翘先生求学经历时，徐遐生认为自己很幸运。在大学遇到林家翘教授，让他学到了“完美的标准追求科学，诚实的态度面对科学”的精神。十分巧合的是，徐贤修和徐遐生父子两人都曾担任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长之职。这两位“父子校长”一生都十分推崇林家翘的治学精神，对林家翘的绅士学者风范充满敬佩。
2012年，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出版了一部纪念徐贤修的著作《父子双杰·清华传承——徐贤修与徐遐生两位校长的故事》，徐遐生特意托人从台湾把这本书敬赠给定居北京清华园的林家翘先生，以表崇敬之情。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徐遐生手书几行英文赠言：
To Uncle Lin：
Thank you for being a secondfather to me throughout all these years.
Love，
Frank
寥寥数语，却表达出这两位师生科学泰斗之间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深厚情谊。
徐遐生为林家翘先生写的赠言
另一位中国学生是来自依阿华大学的博士生易家训。易家训1937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土木系，1945年赴美依阿华大学学习。1947年夏，易家训来到布朗大学短期进修，聆听了林家翘的流体力学演讲。这次演讲给他带来了灵感，他被流体力学神秘的魅力征服了。回到依阿华大学不久，他就以流体的复杂非均匀流动为题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
①。毕业后，易家训曾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科罗拉多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授，并以“层流和内部波理论”、“稳定性理论”等学术成就闻名世界，获得密歇根大学建校150周年所颁授的杰出教授头衔，还当选为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
理论天文物理学家袁旂教授曾经师从易家训攻读博士学位。1966年夏，袁旂完成了博士论文并开始找工作，他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给心仪已久的林先生寄了一封信。不久，他从导师易家训那里得到好消息，林先生要袁旂做他的研究助手。在袁旂即将追随林家翘从事博士后研究时，易家训嘱咐袁旂说：“林家翘先生是我的老师，你要好好地做。”
①抱着对林先生的崇敬之情，袁旂走上了天体物理学研究的道路，他坚信自己选择的研究方向，在林先生的指导下，袁旂顺利地进入了这个研究领域，并与徐遐生等共同发展密度波模型来解释星系的旋臂结构。
随着林家翘在国际应用数学界声名日隆，吸引了许多美国著名大学的注意，其中也包括被称为“当今世界上最富盛名的理工科大学”——麻省理工学院。
麻省理工学院致力于吸引最优秀的学生和教师加入，而林家翘在20世纪中期对湍流研究的贡献显然打动了麻省理工学院。1946年，麻省理工学院向林家翘伸出了橄榄枝，邀请他加入该校。
林家翘早已经获得正教授职位，面对麻省理工学院提供的副教授职位，离开布朗大学意味着一次新的抉择。在稍作思考后，他接受了邀请，于1947年加入了麻省理工学院。
麻省理工学院位于布朗大学东北不足90公里的剑桥市，学院创立于1861年，在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中，麻省理工学院在自然及工程领域迅速发展，已经成为全球高科技和高等研究的精英汇集之地。与加州理工学院一样，由于二战时期国防工业的需要，麻省理工学院得到了美国政府大量投资，自然及工程科学在战后高歌猛进，吸引和培养了众多世界级学术大师，先后有77位诺贝尔奖得主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工作。
加入麻省理工学院之后，林家翘继续在湍流理论领域从事前沿研究，并不断取得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推湍流谱理论的研究。
在湍流运动中包含了大大小小的漩涡，不同尺度的漩涡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一代代科学家们付出了辛勤的努力。人们发现，可以用湍流中两个不同位置的速度相关函数来描述漩涡的运动。在1938年，冯·卡门和莱斯利·豪沃思(Leslie Howarth)从流体力学中著名的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出发，严格推导了均匀各向同性湍流速度相关函数的动力学方程，这就是著名的卡门-豪沃思方程。这个方程式堪称湍流理论研究的里程碑，引发了该领域内的一系列重要研究突破。
卡门-豪沃思方程是空间两点之间速度相关函数的方程，而在谱空间对湍流运动方程的数学表述更具直观意义。为了将湍流研究引向深入，林家翘在1948年就提出了三点速度相关函数非线性效应的研究，并首次推导出了对应的谱空间密度函数。之后不久，林家翘和冯·卡门共同发表了一篇系统阐述谱空间湍流运动方程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现代物理评论》上，被认为是冯·卡门湍流理论在谱空间的最重要推广。
在科学事业上付出的辛勤努力终于结出了硕果，林家翘在美国科学界声名日隆，他在流体力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也受到一致的肯定。1951年，年仅35岁的林家翘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这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院士机构之一，在美国科学界具有崇高地位，当选为其院士一直被认为是美国的最高荣誉之一。而林家翘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的华裔科学家，在世界顶尖的学术殿堂中为中国人争得了一席之地。
1950年代林家翘先生在美国参加会议，第二排右四是林家翘，第二排右三是郭永怀。
1953年，麻省理工学院聘请林家翘担任正教授。在给校方评定委员会的推荐信中，林家翘昔日的导师冯·卡门对这位高足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推崇备至，他不无骄傲地写到：
“我十分乐于对林家翘教授的科研能力和取得的成就给予评价。
林家翘初到加州理工学院时，他已然是一位成熟的应用数学家。在我第一次跟他讨论学术问题之后，特别是关于流体力学的领域的问题，他显示出对科学研究的热爱、对科学问题的深刻分析、对数学方法和手段的广博学识以及对物理和工程问题敏锐感知力的非凡结合，这令我印象深刻。我不仅可以跟他探讨基础问题，亦可以跟他讨论咨询工作中出现的纯实际问题。我坚信他对理论流体力学的贡献极其重要，他总是致力于攻克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这几乎包括了边界层理论、激波、湍流统计理论等领域的核心问题。在湍流衰减问题上与他一起紧密合作，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乐趣。无需讳言，他不仅对大部分正式工作贡献良多，而且我们文章的半数新想法也要归功于他。我不仅佩服他运用数学方法的知识和能力，更钦佩他的直觉。
我相信林家翘是贵学院十分宝贵的人才，他的提升不仅会使他的朋友感到欣慰，而且也会受到科学界的好评。”
此后，林家翘又在1966年被评为“学院教授”，这个称号是麻省理工学院能够授予的最高荣誉，在教授们看来，其荣誉甚至超过了获得诺贝尔奖。在这所大师云集的一流学府，能够从教授升为学院教授的屈指可数。
1950年代林家翘先生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公室
在林家翘来到麻省理工学院的日子里，不得不提起另一位与他关系密切的好友，那就是著名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林家翘和钱学森同为冯·卡门的得意门生，两人一前一后分别于1936年和1941年加入冯·卡门的实验室。在这两个人身上，冯·卡门惊奇地发现了他们的相似之处，这两位年轻人个头不高，身形都很瘦削，言语谈吐温文尔雅，衣着总是十分正式，西装革履，系着领带。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两人对复杂科学问题都具有敏锐深邃的洞察力，对待科学研究一丝不苟，思维缜密而又勤奋刻苦。一向慧眼识人的冯·卡门为有这样的中国学生而骄傲。
1943年，钱学森获得加州理工学院助理教授职位，在喷气推进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1944年，林家翘在得到博士学位后，加入了钱学森所负责的部门，两人开始了合作研究。之后，由于冯·卡门离开加州理工学院，两人也随后各赴不同的大学。1946年9月，钱学森来到位于波士顿附近的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并很快成为该校终身教授。林家翘在布朗大学工作近两年后，也于1947年来到麻省理工学院，成为数学系副教授。多年之前，两人并肩在南加利福尼亚阳光明媚的校园里讨论空气动力学难题，如今这两位同门师兄弟又来到了同一个学校。虽然两人各自独立研究自己的课题，但是两人常常有机会见面，共叙友情。
1946年林家翘先生和梁守瀛女士结婚照
1946年，林家翘跟梁守瀛女士结婚，两人在美国成家。1947年，钱学森受到国民政府邀请，请他回国出任重要教职。钱学森在考虑之后，决定当年夏天回国访问。在离开麻省理工学院之前，他探访了林家翘一家。由于当时二战刚刚结束不久，制造汽车用的钢铁资源奇缺，汽车成为热门的抢手货。钱学森热情地把自己的轿车交给林家翘，让他们一家方便出行使用。
在两个多月的访问过程中，国民党政府的言行不一令钱学森十分失望，他随即返回了美国。这次回国之行，钱学森最大的收获就是带回了自己的新婚妻子、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蒋英。蒋英出身名门，其父蒋百里是中国著名军事家。蒋英幼年时代能歌善舞，后考取了上海私立学校中西女中，在16岁时跟随父亲出访欧洲，并决定在德国读大学，专攻声乐。二战结束后，蒋英回到中国，再次与钱学森相遇，他被钱学森儒雅的科学家气质和诚恳的求婚打动，1947年9月17日，两人在上海订婚，并随即踏上赴美的邮轮。
1948年林家翘先生和钱学森先生在美国家中
1947年12月，钱学森夫妇到达美国，把家安在麻省理工学院附近。钱学森和林家翘是多年的挚友，蒋英和梁守瀛也很快成为亲密的姐妹，两家人经常聚会，无话不谈。据郭永怀夫人李佩女士回忆，在林家翘结婚后不久，他们曾邀请郭永怀夫妇二人到家中做客，在校园里参观之后，天色渐晚，林家翘驱车带领两人来到钱学森的住宅外面，原本这三位师兄弟可以相见甚欢地见面畅聊，但是看到钱学森书房灯光明亮，他正在专心地忙于工作，林家翘打趣地说：“我们还是不要打搅他了，MIT的人都知道，这个时候敲门，他是不会开门的。”
①
梁守瀛女士(右)和蒋英女士(左)在美国家中(1948年)
1950年后，受到美国麦卡锡主义的影响，钱学森受到当局的无理“指控”和野蛮迫害。联邦调查局探员直接到钱学森的办公室，质问他与美国共产党的关系。之后不久，他被吊销从事军方保密研究的机密许可证。美国海军副部长丹·金博尔(Dan Kimball)，这位把钱学森称为“全美国最优秀火箭专家”的光头高个子男人，对钱学森所从事的研究了如指掌，这是因为他此前曾担任美国航空喷气发动机公司的执行副总裁和总经理。在钱学森跟金博尔两度会面并告知他将要回中国后，金博尔立刻给美国司法部打电话，并警告说：“钱学森知道的太多，绝对不能被允许离境。”
当钱学森从金博尔那里返回洛杉矶机场时，就收到了美国政府签署的禁止离境法令。他的行李遭到扣押和反复检查，他的居所受到监视，甚至于1950年9月7日在家中遭逮捕，被联邦特工押送到号称“响尾蛇岛”的特米诺岛，关押在那里的一座联邦监狱。此后的15天里，钱学森受到非人对待，肉体和精神上受到双重折磨，体重急剧下降。当年10月份美国移民局决定将钱学森驱逐出境，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却认为钱学森具有“危害国防利益”的技术背景，他被禁止出境。钱学森陷入了美国两项相互矛盾政策的困境。
在此之后，虽然钱学森被保释回家，但是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他被告知未经允许不得擅自离开洛杉矶市区边界，并被要求每月向洛杉矶移民局报告自己的情况。对一位科学家来说，这无疑等于终结了正处于鼎盛时期的科研生涯，他无法到外地参加学术会议，不能接触任何保密研究工作，甚至无法到附近的海滩去远足。他走在街上被人跟踪，住宅旁边常常停着几辆汽车，一些古怪的人在附近徘徊。他在加州理工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同事和学生无法跟他讨论问题，一些教授开始躲着钱学森，担心受到株连，他的社交圈子越来越小，精神上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重负。就在他最困难的时期，远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林家翘并未忘记这位老朋友。据林先生的亲友回忆，林先生曾经去探望钱学森，并一起外出共叙旧情。
①吴俊辉、许碧纯、张孟媛:《专访新竹清华大学校长徐遐生》,《科学人》。
①冯元桢:《著名流体力学家易家训》,《力学与实践》2002年24:72—75。
①袁旂:《我认识的林家翘先生》,《力学进展》2006年4月,第481—484页。
①摘自2012年在北京市中关村中科院寓所对李佩女士的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