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于1919年下半年到1920年之间提出。当时，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欧洲革命高潮低落下去。1920年3月以后，列宁公开纠正了革命初期关于西欧很快就会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判断，指出：“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革命并没有以这样快的速度进行”，而是“走着更为缓慢地发展的道路。”列宁又说，“推想欧洲在短期内会用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来援助我们，那简直是疯子。”“因此，我们要善于使我们的活动同国内外的阶级关系相适应，以便长期保持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国家在粉碎了帝国主义的反苏武装干涉后，列宁对当时形势作了这样的概括：“无论是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或其余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没有获得胜利，也没有遭到失败”，双方之间，出现了某种“均势”。列宁进一步指出：虽然苏维埃国家“没有获得国际的胜利”，它却取得了“能够同那些现在不得不同我们建立贸易关系的资本主义列强并存的条件”和“独立生存的权利”。苏维埃国家在粉碎了外国武装干涉以及平息了国内反革命叛乱之后，迫切要求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轨道上，这就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在帝国主义国家里，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对于武力消灭苏维埃已感到力不从心。加之它们自己也要摆脱经济困难，需要俄国市场和原料，被迫走上同苏维埃国家建立和平关系的道路，这使得“和平共处”政策有了客观上的可能性。首先是英国伸出外交触角，继后，1920年1月16日，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宣布取消对苏俄的经济封锁。这样，和平共处政策便在主观需要，客观可能的形势要求之下，应运而生了。1919年9月23日，列宁曾预言，随着战争的胜利，国际关系必将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的时期，我们……愿意在合理的条件下让出一定的经营权”，作为从先进国家取得技术帮助的一种手段，来进行国内建设。1919年10月5日，列宁在接见美国记者时说：“我们愿意保证”绝对不干涉别国内政，“完全同意同美国(也同一切国家，但特别是同美国)达成经济协议”。1919年12月5日，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宣读了《关于国际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并获得了一致通过，决议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1920年2月18日，列宁答美国记者问时，说：和平共处的基础是互不触犯，“我们甚至准备用黄金购买……机器、工具及其他东西，而且不仅用黄金买，还要用原料买。……我们愿意和一切国家发生事务上的往来。”列宁提出两种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不是在一天之内提出的。它经历了一个逐步明确、逐步完善的过程。在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指导下，1919年12月5日，在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契切林作外交工作报告时强调“我们能够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互利基础上达成协议”。苏维埃国家决不再同帝国主义列强签订屈辱条约了。在和平共处政策指导下，先后缔结了苏俄爱沙尼亚和约、苏英贸易协定和苏德拉巴洛条约。导致1924年资本主义世界各国承认苏联高潮的出现，开创了苏联对外关系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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