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领袖

斯大林谈到列宁时曾说：“后来我才明白，列宁这样朴质谦逊，这样不愿表现自己，至少是不愿惹人注目、不摆架子的特点，正是他的最大长处，正是他这种群众的新式领袖，即人类最‘下层’普通群众的新式领袖所具有的最大长处。”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列宁作为苏俄党和国家领导人，处处时时严格要求自己，勤勤恳恳，不搞特殊化，和群众同甘共苦。他是从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伟大领袖，始终把人民的冷暖挂在心上。

1917年底，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指示，提高了低级职员和邮电、铁路工人的工资，降低了苏维埃机关高级职员的工资。列宁和各部的人民委员一样每月领500卢布，低于高级专家和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工资水平，当时一般的秘书工资是550卢布。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邦契·布鲁也维奇觉得列宁的工资太低，有点过意不去，擅自把列宁的工资提髙到每月800卢布。列宁知道后，坚辞不受，严肃批评了邦契·布鲁也维奇的行为，要求人民委员会给予邦契·布鲁也维奇严重警告处分。

苏维埃政权初创时期，列宁的工作极为繁忙和紧张，出席或主持各种会议，制定革命战略和策略，领导对敌斗争，平衡各方关系，化解各种矛盾，搭建各种机构新班子等，往往不分白天黑夜，作息没有规律。

克鲁普斯卡娅曾回忆说：列宁超负荷地操劳，常常深夜才回到家里，在床上也睡不安宁，有时又起来给某个人打电话，下达一些命令，“最后即使睡着了，做梦也在谈工作”。

为了保重列宁的身体，1918年1月5日，人民委员会通过决定，让列宁到芬兰“哈利拉”疗养院休养一段时间。在疗养院，列宁也闲不住，先后写了《政论家札记》、《怎样组织竞赛》等文章。4天后，列宁放心不下国内的工作，又匆匆赶回了彼得格勒。

1918年3月11日，列宁全家迁往莫斯科。开始先住在“民族旅馆”里，后来才搬到克里姆林宫。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就设在这里。

列宁一家住在4间简陋的房子里，里面仅放了床、书桌、书架、椅子、餐桌等几样生活必需品。大雪纷飞的冬天，因为木柴供应十分紧张，供暖得不到保证，但列宁宁肯挨冻，也不愿意搞特殊化。食品供应也是如此，经常缺糖、茶、米，肉和黄油更不用提了。人民委员会食堂通常在早上给列宁送来一杯茶、一块糖和一块黑面包，有时加一块干奶酪或一点奶油。中午一般是稀汤、黍米粥，有一段时间曾吃过一点咸鱼和红鱼子。

1918年的列宁

一天早上，负责料理列宁生活服务的莉莎十分着急，因为列宁的早餐只有一杯没有糖的茶，连一片面包也没有，而列宁已工作了一个通宵，不吃早饭空着肚子怎么能工作？一位从前线回来的士兵听说后十分吃惊，立即敏捷地把背包取下来，从皮靴筒里抽出一把折刀，然后用大衣襟擦一下，接着从背包里取出一个硬硬的圆面包，用刀切下了一大块，让莉莎把面包送给列宁。饥肠辘辘的列宁得知事情的真相后，立即开门向门外的士兵高声说道：“谢谢！同志，这是最好吃的面包，以前我吃过。”

1918年8月28日，列宁出席第一届全俄教育大会。

出于对列宁的敬仰、关心和拥护，从各地捎来、送来或寄来的包裹很多，列宁在表示谢意的同时，不给自己留任何东西，总是把物品转送给学校或保育院的孩子们。有一次列宁的胃病加重，莉莎背着列宁悄悄叫马尔科夫搞了两次麦糁，给列宁“改善生活”。

列宁穿衣也很俭朴，两套旧西服轮换着穿，战友们和工作人员都劝他做套新西服，他一直不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和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觉得列宁的打扮实在太“朴素”了，决定背着列宁给他做套衣服，他们让卫队长马尔科夫预先搞一块布料，选一个裁缝。一切准备就绪后，斯维尔德洛夫和捷尔任斯基相约到列宁家里谈事情，谈兴正浓时马尔科夫带着裁缝也来到列宁家中。列宁看到裁缝时，中止交谈，困惑不解地看着两位战友。斯维尔德洛夫用手指轻轻地敲打着桌子，眼睛不时地看着窗外，捷尔任斯基不紧不慢地转过身去，信手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翻阅起来。列宁见他们默不做声，便问起卫队长马尔科夫：“这是怎么回事？我好像没有叫您嘛，您身后是什么人躲躲闪闪的？”

马尔科夫不知从何说起，斯维尔德洛夫赶紧适时出来解围：“看来，马尔科夫同志带着裁缝来是想量个尺寸，我看是这么回事。”

“量什么尺寸？给谁量？简直是胡来！”列宁显得有点生气。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您量。”捷尔任斯基说。

“对不起！我看，你们是串通一气搞阴谋吧！”列宁打断捷尔任斯基的话。

“这就随您说了。搞阴谋？尽人皆知，我的职责就是尽快揭露阴谋。”捷尔任斯基顺水推舟地说。

于是，大家都开怀大笑起来。列宁风趣地叹了一口气，两手一摊说道：“没办法，你们赢了！”说着，走近裁缝，伸出手与裁缝握手说：“请您原谅，麻烦您了！其实，我自己也可以到您那儿去的。”

列宁的办公室设在克里姆林宫一个不大的房间里，里面陈设着办公必需品。一张写字台，写字台上总是放着一个笔记本，列宁在上面作一些简单记录，写下每天要处理的事情和要接见者的姓名，有时也把这些事情简单记在活页日历上。写字台前是一把木圈藤椅。写字台旁摆着另一张桌子，桌子两旁有两排专给来访者坐的大皮圈椅。

在列宁的办公室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排书柜，柜里藏有约2000本书。列宁的另一部分藏书放在人民委员会接待室旁边的一个房间里。他的全部书籍、杂志和其他出版物共有10000册以上，其中有1000多本是英、法、德和其他文字的。这里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有普列汉诺夫、倍倍尔、拉法格、梅林、卢森堡的著作；有黑格尔、费尔巴哈、圣西门、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皮萨列夫等人的文集；有历史、政治、经济、技术、自然科学、军事艺术以及其他方面的书籍。这里还有普希金、格利波也多夫、果戈里、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萨尔蒂柯夫谢德林、托尔斯泰、乌斯宾斯基、契诃夫、高尔基、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席勒、雨果、左拉、海涅、泰戈尔、惠特曼、易卜生、罗兰等文学家的著作。

在列宁的办公室里还有许多地图，他在工作中常常使用它们。在沙发后的墙壁上挂着彼得格勒工人送给他的马克思像，还有一座哈尔士林的半浮雕像。办公室里有一株很大的棕榈树，列宁很喜欢它，并且亲自照管它。在办公室的门上和窗上没有帷幔，他不喜欢帷幔，从来不让人把窗帘放下来。办公室里的陈设，直到列宁生前在里面工作的最后一天为止，也几乎同最初时期差不多，对自己的办公室习惯了，他坚决拒绝搬到较大和较好的办公室里去。

列宁在办公室的书柜前

列宁虽然贵为国家首脑，但是他的生活极其简朴。列宁在克里姆林宫里的住宅一共有4个房间。列宁的那个小房间既是书房又是卧室。窗旁有一张写字台，靠墙有一张铁床，上面铺着一块方格子的毛毯。这块毛毯是列宁的母亲1910年在瑞士最后一次见面时送给他的，列宁对此非常珍惜。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房间以及饭厅的陈设也是非常简单的。有时厨房代替了饭厅，列宁常常按照老习惯在这里吃午饭、晚饭和喝茶。在厨房喝茶的时候，列宁喜欢同女勤务员茹拉天南海北地聊一些家常。

从1918年春到1918年底，为了指挥战斗，列宁的办公室和住宅之间的走廊几乎全给电话机占用了，大家日夜工作，一片繁忙。每天在一阵阵的喧嚷声中，列宁紧张地工作着。列宁每次从住宅急速走到办公室时，总是微笑着和卫兵打招呼。直到1923年春患病迁居哥尔克之前，列宁一直在这儿工作和生活。

在安排和布置列宁的办公室时，卫队长马尔科夫和办公厅主任布鲁也维奇觉得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办公室理应搞得气派一些，便从克里姆林宫弄到了一张能铺满整个室内地板的大地毯，在写字台前面安放了一把从宫内搬来的宽敞软椅。当列宁第一次进入办公室时，一见地毯便惊叹道：“为什么要铺上这个呢？在这样的地毯上走路我也不习惯，你们这是从什么地方搞到这种豪华地毯的呀？”

当列宁得知地毯是从宫内弄到时，便吩咐布鲁也维奇和马尔科夫：“应尽快把这一切东西拿回去登记，因为这是国家财产……”

卫队长马尔科夫显得有点难为情，“是没有登记……”

“不管怎样，这是不行的……一切都必须登记。”话没讲完，列宁又发现了圈椅，“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摆设一把这样的圈椅……请立即把它送回去，请给我放一把带藤心的普通木椅子。大概仓库里能找到吧！请你们找一下，不过拿来时务必要登记。”

大家知道列宁的脾气，再拖下去也无济于事，便照列宁的话把事情办妥了。

由于日理万机，列宁平常最常用的休息方式就是在克里姆林宫散步，以及在休假日和家人到莫斯科郊外去，在那里待上几个小时，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巴尔维哈附近莫斯科河岸的一片小树林很快成了列宁心爱的地方，那里一个小岗上有一块地方很幽静，可以眺望宽广的河面和周围田野。有时汽车从乡村经过时，农家孩子出于好奇，对汽车品头论足、指指点点，一副羡慕的样子，这时候列宁就让司机把车停下，然后车子满载着一群叽叽喳喳、大呼小叫的孩子们飞驶上一段路，让孩子们过一下“车瘾”。在可能的情况下，列宁和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有时在附近的街上溜达，放松一下身心，但不允许警卫跟从。负责警卫的马尔科夫只得悄悄地布置保卫工作，以防意外。

列宁在克里姆林宫公寓内

列宁不抽烟，一闻见烟味就头痛，只要他在场，周围的人都自觉地不抽烟。不论在他的办公室，还是在人民委员会会议室中，都挂有“请不要抽烟”的标牌，以告知不了解情况的人。

人民委员会各部及其下属工作人员中有许多“烟鬼”，在开会时，时间短能挺过去，而会议往往一开就是没完没了。时间一长，“烟鬼”们找到了解燃眉之急的办法：在会议室后头，有个瓷砖面荷兰式火炉，1/3炉身突入会议室，这样墙和火炉之间就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空档，通气孔在这部分炉身，开会时为了换一下新鲜空气，就打开炉上的风门，吸烟者乘机坐在炉边空档，快乐地抽上一会儿烟，烟气被抽进通气孔。

列宁观察问题向来认真，他看到一些人民委员经常来回调换位置，觉得有些奇怪，起身到炉身旁看个究竟，发现了几个吸烟者。“原来这么一回事啊！”他笑着说道，“罪证俱在，你们被当场捉获啦。”会场上顿时出现了一阵大笑声，列宁对大家所给的特殊照顾深为感动，提议在会议室允许抽烟，所有抽烟者都不同意，仍继续到“老地方”过烟瘾。

列宁在克里姆林宫散步

列宁每天要接见的人很多、很杂，这些人的要求也五花八门，例如农民代表提出：“根据什么和怎样分配从地主那里没收的马匹、奶牛、财物？”“从地主那里没收的钱怎样处理？”“如果乡土地委员会拒绝执行《土地法》，怎么办？”等等。在与农民代表的倾心交谈中，列宁知道了农民想要什么和干什么。

列宁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

有一次，几个农民代表见到列宁后，兴奋地告诉列宁，他们已在村子中改选了苏维埃，把富农赶了出去。其中一个农民从背包里拿出一个特别大的圆面包，郑重地交给列宁。

当时正值饥荒年代，面包是珍贵的礼物，农民们用朴实的感情来表达他们对工农领袖列宁的敬意。列宁十分感谢农民的厚意，同时半开玩笑地回绝：“我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吃完这个面包。”

1919年初，列宁把星期五定为“上访农民接待日”。列宁亲自接待的首批农民来自全国各地，共52人。当时正值斑疹伤寒到处流行，若不注意很可能有染上这种病的危险。克里姆林宫当时还没有建立起可以对所有来访者快速进行处理的消毒室和淋浴池。有人提醒列宁，能否暂缓接见。列宁坚决不同意。

在接待室，列宁一一问清了每个人的名字和单位，上访的原因和要求。并一一作了耐心、详细的解释和回答，谈话持续5个多小时，最后农民们满意而去。其中一位农民高兴地说：“我们现在有一个英明的指挥者了！农民的道理他也懂！”

列宁虽然很忙，但他时刻不忘干部、群众疾苦，十分注意同志们的身体、生活状况。

1918年7月，列宁看到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脸色苍白、眼睛困倦、走路无力，气色十分不好，立即作了批示：“瞿鲁巴同志：您病恹恹的，不要耽搁时间，快去休息两个月。如果您不确切保证，我将向中央委员会告状。”事后，瞿鲁巴对自己的健康还是不怎么在乎，草草休养了一下，便又忙于公务了。不久，列宁又给瞿鲁巴下了一道“命令”：由于瞿鲁巴不注意休息，有必要保护“国家财富”，特令瞿鲁巴严格执行下列预防措施：（1）不准连续工作两个小时以上；（2）晚10点半以后不许工作；（3）不接待群众来访。另外，对夫人的限制性“命令”必须绝对执行。

1919年3月18日，列宁在红场发表讲话。

鉴于国家计委负责人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和克拉辛异常疲累，列宁在给俄共中央组织局的信中，希望组织局作出一个强制性决定，要他们进行一个月的治疗和休息。因为他们“几乎累垮了”，对他们的身体“必须进行刻不容缓的修理”。

列宁与全俄矿工代表在一起

列宁特别关心老党员、老一辈革命家的生活状况。

有一次，列宁把他的秘书叫到办公室叮嘱道：我的一位战友是个老地下工作者，在前线牺牲了。他留下的几个孩子必须安置到保育院去……您不仅要把孩子们安顿好，而且要检査一下他们的生活条件好不好。

老革命家捷尔任斯基有一回在南方疗养，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请求回莫斯科工作。列宁得知情况后，立即提议政治局作出“决定”：不准捷尔任斯基在身体完全康复以前回莫斯科。

伊·克·拉拉扬茨是列宁早在19世纪90年代就认识的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后来脱党，列宁认为他毕竟为革命做过贡献，还是应该加以任用，并请人关照他的生活。

1920年6月22日，列宁在关于民意党人梯尔柯夫的批示中写道：请给予梯尔柯夫公民，即英雄的民意党人小组的最后一个莫希干人、剌杀亚历山大二世的三月事件的参加者——现巳年迈的梯尔柯夫公民二三俄亩地（从他的原有庄园中拨出）和两头牛，供他家庭使用，……迅速执行。同吋，列宁还交代秘书及吋提醒他检査执行情况。

列宁十分重视改善科学家和专业工作者的条件。

1918年列宁批准建立了“科学院口粮”委员会，从国家粮食储备中挤出一部分粮食供给1万多名科学家和艺术家，提高他们的工资和补助，建立若干休养所和疗养院，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列宁曾十几次检査给予著名生物生理学家巴甫洛夫院士的补助发放情况。

1919年五一劳动节时，列宁在莫斯科红场。

1921年4月23日，列宁听说经济学家列·纳·克里茨曼身体非常不好，特写信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给克里茨曼分配一间专用房子进行工作和接待，直接从城郊的国营农场领取新鲜的农产品，以保证其健康需要。

米·瓦·罗蒙索夫是著名的机车制造专家，早在沙皇统治时期就是莫斯科一喀山铁路的负责人，曾冒着风险安排一些布尔什维克党员工作。列宁知道此事后，在1921年的一次研究购买国外机车问题的会上，提议罗蒙索夫任机车委员会负责人，从而人尽其材。

对于普通群众的冷暖疾苦，列宁时刻挂在心上。

列宁在莫斯科

1921年2月，列宁在同农民伊·阿·切库诺夫交谈中得知，切库诺夫在路上丢了眼镜，又在市场上买了一副质次价高的眼镜，十分懊恼。列宁马上给保健人民委员写了一个便条：在我这儿坐着一位叫切库诺夫的同志，他是一个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宣传共产主义原理的很风趣的劳动农民。他把眼镜丢了，花了1.5万卢布才买到一副糟糕的眼镜！可不可以帮他配一副好眼镜？务必请您帮忙，并请您的秘书通知我一下，是否办妥。这件事令切库诺夫十分感动。

20年代前后，斑疹伤寒病流行，列宁把此病列为一大敌人，要求各地做好卫生防疫工作。

1920年1月，列宁亲自视察了喀山车站的防疫工作，仔细而又内行地询问了消毒过程的细节，消毒设备的功效，并亲自査验了化验报告。

1920年秋，列宁听说莫斯科一些工厂的工人住宿十分艰苦，有的几百人挤在棚屋里，睡在搭成3层的铺板上。列宁感到十分痛心，立即要求莫斯科党委迅速拟订一个紧急住宅行动计划，并要求工人参与住宅分配，做到公平、合理、及时。

列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纪念碑开幕仪式上致词

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列宁坚决反对搞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不论在会议上或报刊上，列宁都不允许对他个人或他的功绩作出任何颂扬或夸张的决定。只要稍有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个人迷信的苗头出现，他就非常气愤。在评价历史事件和解决目前任务的时候，列宁一贯把党和群众放在首位。列宁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都表现出极其谦虚的美德。和列宁一起工作的人都不敢对他说颂扬的话，否则，就会立即遭到他的反对。甚至当他的亲密战友和朋友出自内心地讲他从事革命活动的意义时，他也表示愤懑。

1920年4月5日，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许多代表提出庆祝列宁50岁生日，当大会执行主席宣布：“列宁的50诞辰就要到了，根据代表们的要求，我们决定今天的会议庆祝这一日子。”这个决定博得全体代表的热烈掌声。列宁当即表示反对，他站起来说：“同志们，还是让我们一起来唱《国际歌》吧！”

列宁和英国作家威尔斯在克里姆林宫交谈

不久，《共产国际》杂志发表了高尔基的一篇关于列宁的文章。髙尔基是以赤诚的感情，怀着对列宁深切的爱戴写这篇文章的。文章表现出髙尔基特有的富于艺术的、哲理的手法。列宁读了之后，立即要求把这篇文章从杂志上去掉，没收这一期杂志。由于杂志巳经发行，编辑部不同意收回。但是列宁要求中央委员会作出严格的决定，指出登载这类文章是极不妥当的，今后不得在杂志上再刊登这样的文章。根据列宁的提议，中央委员会通过了相应的决定。

1920年，俄共（布）和十月革命历史资料收集委员会曾决定着手为未来的列宁纪念馆捜集材料。列宁坚决制止这种做法，他对向他汇报资料收集委员会工作的奥里明斯基说，“您不可能想象，常常把我个人提出来，这使我感到多么不愉快”。

列宁非常讨厌摆出各种姿势让别人照相，因此，他的相片不多。

1920年7月，从彼得格勒来了一位摄影师，要求给列宁拍照，他请秘书安排同列宁见面。当秘书把摄影师的请求告诉列宁时，列宁直摇手，甚至连和他谈话也不同意。可是摄影师坚持要给列宁照相。秘书决定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来征得列宁的同意。过了几天，秘书让摄影师进入克里姆林宫，把照相机安置在二楼的一间房子里，这个房间是列宁到斯维尔德洛夫大厅去开会必经的地方。秘书让摄影师做好“战斗”准备，自己则去说服列宁，他要列宁相信，花费的时间不会超过5分钟。列宁最终同意了。这样，才摄下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

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列宁都表现出朴实和谦虚的品德。

列宁在写《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时，请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帮助他，他给契切林写的便条说：我想请您和法因贝尔格看一下我那本小册子或有关英国那一章，并告诉我，我书里有没有错误或不妥之处。如果没有什么困难的话，非常希望能在旁边写出具体的修改意见。

列宁用来处理私事的时间是极少的。

1920年，克鲁普斯卡娅患了严重的凸眼性甲状腺肿。一天晚上，在预定的时间内，几位医科专家来她家会诊。这时，人民委员会正在开会，列宁告诉妹妹，等医生到齐了再喊他。会议进行到一半议程的时候，列宁先向大家表示歉意，然后委托人民委员列·波·克拉辛主持会议，说过10至15分钟一定回来。列宁走后，克拉辛以有人身体不好，以及有人太疲劳作借口，建议休会。列宁没等医生离开家门，就匆忙回到会场，继续主持会议。

列宁是发扬民主的典范。

50岁时的列宁

他在党和国家政权中有崇高的威信，但他十分注意党内民主生活。当然，党内民主是有前提有条件的，那就是必须遵守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必须执行党中央下达的指示。因为“党处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起来的、十分强大的敌人包围之中”。而国内敌对势力的反抗、暴动也此起彼伏。因此，“决不把民主变成偶像”，不能把民主自由变成“引向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在全党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的条件下，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所以，十月革命胜利后，尽管政治险象环生，党与国家“经历了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灾难、贫困、牺牲”，但是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委员会依然按时召开，党内民主依然生气勃勃。

1920年5月1日，列宁前往莫斯科劳动纪念碑途中。

十月革命后至列宁逝世前，俄共（布）共召开了6次全国代表大会，5次全国代表会议，45次中央全会，在77个月中，党的最高机关召开了这么多次会议，集体决策党政、军队、国家大事，实现了党代表大会对中央委员会及各级党组织的监察。

1918年5月14日至17日，俄共莫斯科区域局举行党代表会议，讨论目前形势。莫斯科党的负责人洛莫夫代表“左派共产主义”作主报告，他猛烈批评党的内外政策。随后列宁作副报告，驳斥了“左派共产主义者”的种种错误观点。会议对两个报告进行了讨论。最后会议以42：9通过了以列宁报告为基础的决议。党员可以在适当的场合提出自己的建议、议案，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可以按纲领选举党代表。

在党中央重大决策上发生难以解决的意见分歧时，列宁不是以势压人、个人专断、向人民隐瞒真相，而是把真实情况直接告诉党员、人民。照多数人的意见办事。如讨论布列斯特和约时，中央全会两度否决列宁的提案，并一直为多数派反对。列宁本想在工人集中的两个首都都就此事进行公民表决，但因时间紧迫改由中央发出意见征询书的形式，42个省作了答复，列宁亲自汇编答复资料，总计赞成和平者167票，赞成战争者128票。

列宁十分宽容那些曾经激烈反对过自己的革命同志，并与之亲密合作共事。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米柳亭等人都曾经激烈地反对过他，但是他们后来都成为党政要人，成为列宁的同事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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