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粉碎后的一个月，贺敬之被调回文化部参加核心组工作。刚开始他还顾不上诗歌领域，经过一段时间拨乱反正的艰苦工作，作为一名诗人，他开始憧憬“更开新诗境”的美好景象，于是询问妻子：“《诗刊》这么活跃，能不能召开一个座谈会，促使诗人进一步平反复出，促进诗歌创作更快地走向繁荣?”
 当时《诗刊》的主编是李季，第一副主编为邹荻帆，第二副主编是柯岩。柯岩十分赞同丈夫这个提议，从小受到的教育让她极富同情心，也极其痛恨不公正的事情，她感到这次正是为那些尚且蒙冤受屈的同志们主持公道的一个好机会。她随即请示了主编李季，李季也非常支持。不过在《诗刊》内部会议上，有的领导担心这么做会惹麻烦，说道：“人家作家队伍还没有开始大力平反，咱们不过是个发表诗歌的刊物，有权做这些事吗?要不就先开个小规模的会议，二十多人就行，先谈起来试探一下……”
 柯岩没有选择聪明的沉默，反而斩钉截铁地说：“这怎么可以呢? 为的就是平反复出嘛! 至少两百人!”
 李季当即拍板同意了柯岩的提议，紧接着柯岩、邹荻帆请示了胡乔木同志，胡乔木、贺敬之又请示了胡耀邦、王震。胡耀邦大力支持，说：“好! 就是要这样做!”
 涉及具体操作，马上来了困难，很多未平反的同志无法报销路费，个人生活也很艰难，来京开会的费用成了大问题。柯岩找到画家黄永玉，让他捐点钱给经济困难的诗人。黄永玉很爽快，一下子就拿出12幅画，柯岩却发愁怎么把这些画变成钱。黄永玉灵机一动，对柯岩说：“咱们去王府井摆摊吧，我画，你写诗，保证都卖出去!”
 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不用摆摊，12幅画都卖掉了。最后这笔钱也没用上，来开会的诗人们克服困难，自己解决了路费问题。
 1979年1月14日，《诗刊》在北京西苑旅社召开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次全国诗歌座谈会，从北方黑龙江到西南边陲云南，再到大西北新疆建设兵团，他们几乎把来自全国各地的“牛棚”、曾身陷囹圄的诗人们都请了过来。当时有些诗人在“文革”中被打成“敌人”还未获得解放，有的还戴着右派的帽子，柯岩都一一点名让他们到会，为的是促成他们早日平反。她还力邀王震到场接见诗人，又请胡耀邦到会讲话，提高了会议规格。
 胡耀邦同志待人真诚，他在开场白中说：“你们这一行，我根本不懂，某种历史原因，把我推上宣传工作的前台……”他真诚的话语消除了诗人们的紧张情绪，紧接着胡耀邦笑道：“老汉今年六十三。”这风趣的调侃让会场顿时沸腾了，大家争先恐后地递条子、提问题。为让每个诗人都有机会提问，作为主持人的柯岩找来“计时官”计时，不论谁提问超时，都要向他发出警告，从而提高了会议效率，大家都很佩服她的组织能力。^①这次大会不仅促成一大批诗人获得平反，而且开思想解放之先河，对文化界的拨乱反正和诗歌繁荣起了极大作用。
 为使《星星》诗刊早日获得平反恢复出版，柯岩特意写信把有关情况及建议反映给了四川省委书记。这一年秋天，她参加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会上她特意朗诵了曾卓的《悬崖边的树》、王辽生的《探求》和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王辽生以前是《绿风》诗刊副主编，当时尚未平反，而曾卓之前是《长江日报》副社长，“文革”中被打成“胡风分子”，柯岩并不认识他——可以说柯岩朗诵他们的作品是顶着相当风险的。
 朗诵完曾卓的《悬崖边的树》后，柯岩仗义执言：“写出这样诗的人怎么会是反革命?”大家听后都默默地沉思着。会后，她还在《诗刊》上写文章，特意去宣传这首诗，这些做法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由此推动曾卓获得解放并重返诗坛。后来曾卓八十岁时患重病，柯岩得知后多次打电话给他的妻子，教她如何治疗癌症和帮助曾卓锻炼身体，她的仗义和热心，让曾卓夫妻铭感于心。
 陶铸同志是对国家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老革命家，“文革”中含冤而死。他的女儿陶斯亮写了篇怀念父亲的文章，写完后总觉得不尽人意。作为大夫，她驾驭文字无法像拿手术刀那般自如，于是找到柯岩请她帮忙修改。柯岩读着陶斯亮的文章，脑海中浮现出陶铸同志的感人往事，不禁深受感动，她连夜修改，熬了几个通宵后，一篇既保留原意又提升境界的“新”文章出炉了。陶斯亮读到修改后的文章泣不成声。紧接着，柯岩又向《人民日报》的编辑缪俊杰大力推荐此文，文章很快得以发表，在读者中引起极大反响。事后，陶斯亮感激地跟朋友们说：“没有柯岩，我哪能写得成那么好的文章啊!”不过柯岩对此事从来闭口不谈，对需要帮助的朋友伸出援手，在她看来再应该不过了。
 柯岩在《诗刊》社期间，热情扶持包括舒婷在内的一批青年诗人。1980年7月，她组织《诗刊》社在北京举办了第一届“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即“青春诗会”。会上，她与严辰等同志具体分工，对参会的青年诗作者逐一进行辅导，热心的她还想方设法请来艺术界的精英们给学员上课，她曾说过这么一段话：
 我想按照老一代培养我们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因为他们都是从生活里来的，所以就直接请人来讲课了，因为我从来认为写诗的人不能只看诗，而不读其他作品，取得了李季的同意，就不光请艾青、张志民、李瑛、流沙河等著名诗人来，还请了著名音乐家李凌来谈音乐，著名画家黄永玉来讲画。这些专家都很忙，但都满腔热情地答应了。得知王朝闻正在鲁迅艺术学院讲《红楼梦》，立即开了豪华大巴，由我带领学员前往。万万想不到的是，王朝闻是学问大家，讲得又十分精彩，当我听得津津有味，想与学员分享，看看他们是否也深受教益，抬头寻找他们时，才发现除了一两人外，其他人早已无影无踪了。直寻到大巴里，才发现他们都在车里兴高采烈地打扑克呢! 气得我半天说不出话来。
 某些年轻诗人在这次青春诗会上“不靠谱”的表现让她很生气，不过后来当她了解到缘由，很快就原谅了他们，对他们仍然寄予厚望：
 原来有人吹捧他们是天才，是共和国的明星，而我们这些人是因为自己写不出诗来了，才这样耽误他们的工夫……而当时吹捧青年们的人后来又骂这些青年，说他们的诗，怎么怎么没有理想，没有高度和深度了，又怎么怎么败坏诗的声誉了——怎么可以这样呢? 他先是捧这些孩子，“天才”呀，“星光”呀，在他们之前没有诗啦! 捧得他们晕头转向……后来一些人(笔者注：指青年诗人)认识到这些问题，还专门发表了自我批评的文章。我很欣慰，年轻的时候，我们自己思想里不是也有许多漂浮的云吗? 我在“西师”的讲话里说：“认识了就好，他对批评能正确对待，我仍然对他寄予厚望，对青年我们还是要爱护。”
 柯岩参与领导并组织的“青春诗会”一直坚持了下来。“至2011年一共举办了二十七届，共有三百九十三位青年诗作者参加了学习。1984年9月，柯岩和其他领导采纳大家的建议，创办了‘诗刊社全国青年诗歌刊授学院’(后改名为‘诗刊社诗歌艺术培训中心’)，面向全国招生，把全国诗作者组织起来。11月30日，柯岩出席了刊授学院的开学典礼，该学院第一期就招收了两万多名学员，到2009年，共有十二万五千多人参加了学习。”
 在第一次“青春诗会”期间，柯岩还专门与青年诗人顾城促膝谈心。顾城在诗歌《一代人》中的那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可谓脍炙人口。他出身诗人之家，父亲顾工也是著名诗人，与柯岩早年就相识，所以顾城算得上柯岩的子侄辈。
 那天顾城忽然悄悄地对柯岩说：“阿姨，我给你讲讲我的心里话吧，我有时看小甲虫身上的花纹，比国徽还漂亮……”
 柯岩听后吓了一跳，之前她也听说过这孩子相当有才华，不过缺点是感情挺内向，甚至有些孤僻，却没想到他内心会是这个样子。柯岩很着急，诚恳地劝他说：“孩子啊，你这些话和阿姨说完就算了，出去是绝对不能讲的。你想想咱们牺牲了多少人才建立了新的共和国，才有了这枚国徽，你这话要让烈士家属听见，会扇你耳光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呢?因为童年受了一些委屈，就扭曲了感情，这对你自己也是不好的，因为会使你和群众有距离……”接着，柯岩跟他讲起自己在生活里接触到的烈士家属的故事。
 顾城不好意思地说：“阿姨，我错了，我出去不会说的。”
 柯岩急切地纠正他：“不仅是不说呀，是要改，不然越来越孤独、落寞，多痛苦……”
 14年后，顾城因为婚变，在新西兰寓所杀死妻子谢烨后自杀身亡，天才诗人就这样如流星一般陨落了。柯岩得知后非常痛心，她认为青年觉醒是好事，如果有人能早一点对顾城以及这代青年人进行正确引导，“把生活中美好的人和事物告诉他们，也把诱惑和陷阱尽力指给他们，哪怕是让他们能稍稍远离一点点那些黑的、黄的、消极和庸俗、下流的误导，他们就会健康成长起来。”这个念头在她脑海中越来越强烈，后来逐渐成为她创作激情的来源。
 她这样说道：“写作虽然需要激情，不过没有理想的激情是盲目的。青年人追求个性解放没有错，个性代表着创造力。但人是社会的人，每个人的个性和自由离不开社会道德和法律的制约。而理想与信念的不同，使人进入了不同的层次，不应该以金钱、地位、势力来划分层次。那些以声色犬马、穿名牌、会享受、赶时髦、追时尚——作为层次来‘误导’青年的，不但可恶而且可恨。人大体有三类：一类是热爱生活、积极进取、愿意奉献的;一类呢，也热爱生活，但他的目标不大，只想自己过好小日子，但这是一种通过自己劳动换来的正直、干净的日子，这类人也是值得称道的;还有一类就是专门制造垃圾的，只想攫取不愿付出，于是就挖空心思损人利己，坑蒙拐骗，甚至无恶不作，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给你破坏掉，毁灭掉。这类人当然是极其可恨的。但谁也不是一生下来就如此的，而是后天环境使然，所以我们才来谈教育和理想的重要性。作为年长一辈，应该从正面引导他们，让他们有理想而不是随便甚至消极地活着。”
 从此，这也成为柯岩文学创作追求的方向，并为之矢志不渝地努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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