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敬之和冯恺的婚后生活十分甜蜜，不过，夫妻之间的相处总有个磨合过程，尤其遇到性格迥异的双方，更需要付出耐心与爱心。冯恺做事快，性子急;贺敬之则是慢性子，他对妻子很宽容。两人吵架，经常是冯恺机关枪般“哒哒哒”地说出对方各种缺点：哪年哪月你怎么着怎么着……
 贺敬之说：“你就没有缺点?”
 冯恺气呼呼地说：“那你说，说呀，说呀!”
 贺敬之不想激化矛盾，就慢吞吞地说：“想不起来了。”
 这时便陷入了一种可笑的状态：一方无条件熄火，另一方只好偃旗息鼓，心里却偷着乐。有时冯恺大声嚷嚷时，贺敬之就笑眯眯地说：“野蛮人上班了，文明人下班了。”
 冯恺一听也乐了，火气顿消。时间久了，两人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排解烦恼的方法：贺敬之气得要命时就去写字、读诗。冯恺呢，会找出件漂亮衣服穿上，在镜子前美一下，就把不愉快忘了。
 在外面遇到事情时可不那么容易排解了。1952年春，文艺团体整编，青艺由团中央转交文化部领导，之后成立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附属中国儿童剧团”。冯恺提出去儿童剧院，可是儿艺不要她，说：“你在青艺写戏很好嘛，何必非上儿童剧院呢?”
 这让她憋足劲要做出成绩来，之后，她不停地寻找适合自己的创作方向，做出过多种尝试，除话剧、诗歌外，还发表一些书评、影评。1955年3月，冯恺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书评《把地下的太阳送到地上的人》，同年9月3日，在《光明日报》发表影评《跟暗藏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的英雄——介绍苏联影片〈游击队员之子〉》。
 冯恺渐渐有了名气，可这时又有人私下嘀嘀咕咕了，说她写东西可容易了，都是贺敬之帮她做嘛。她听到这话后大哭一场，特别伤心，觉得女人做事为什么都要说成男人替她做的呢?所以经常回家板着脸，带着情绪。
 终于，机会来了。当时号召作家给儿童写诗来培养下一代，贺敬之也接到了这个任务。以往他写诗每每都有收获，可那次他在屋里走来走去转了一夜，第二天却只写出来六七行，还抹掉不少，这让冯恺非常诧异，她不禁问道：“写什么东西这么难啊?”
 丈夫苦着脸说：“没想到给儿童写东西这么难。”
 她却满不在乎地说：“这有什么难的，你去睡，我来。”
 坐在案几前，童年的回忆一下子涌上心头。她的童年是那么寂寞，而新中国的孩子却这么幸福。她特别羡慕他们，平时上下班以及假日逛公园，她总爱观看小朋友上课、放学、玩闹、划船、做游戏，不过如果有人路过，她就立即板起脸，唯恐别人把她当小孩——其实冯恺心里一直藏有对孩童世界的渴望。平日的积累和情感的向往，遇到这个合适的契机便突然迸发出来，她一口气写了九首儿童诗。
 贺敬之一觉醒来，看到妻子竟然写出九首诗，很不以为然，觉得一天写这么多，还能是好作品吗? 可是看着看着，他却笑了，连连点头佩服道：“还不错嘛，你什么时候积累的这些儿童生活呀?”
 得到丈夫的肯定，冯恺笑弯了双眼，她突然想到应该给自己起个响亮的笔名。叫什么好呢? “恺”字在武汉话中常被读成“Ke Yan”，她灵机一动，干脆就叫柯岩吧。“古人把绿绿的小树称之为柯。岩呢，当然是坚硬的石头。岩石上是很难长出树来的，因此，凡是能在岩石上成活的树，它的根必须透过岩石的缝隙寻找泥土，把根深深地扎入大地，它的生命力必须加倍的顽强。”用“柯岩”作笔名，表示自己知道写作是件不容易的事，所以才要终生扎根大地，植根于大众，奋力攀登，从而使自己的作品能像岩石上的小树那样富有生命力。
 贺敬之从署名“柯岩”的九首儿童诗中选了六首寄给《人民文学》，信中说：“这是一个年轻同志写的，我对儿童文学没有把握，转给你们看看，是否能用……”
 此时，“柯岩”这个笔名刚开始用，人们还不知道“柯岩”就是贺敬之的夫人冯恺。
 结果，《人民文学》1955年12月号马上发表了其中三首，即《小弟和小猫》《坐火车》《我的小竹竿》。儿童游戏诗《坐火车》现在还被幼儿园使用。《小弟和小猫》被选入小学语文教材，成为孩子们最爱的歌谣：
 我家有个小弟弟，
 聪明又淘气，
 每天爬高又爬低，
 满头满脸都是泥。
 妈妈叫他来洗澡，
 装没听见他就跑。
 爸爸拿镜子把他照，
 他闭上眼睛咯咯地笑。
 姐姐抱来个小花猫，
 拍拍爪子舔舔毛，
 两眼一眯“妙，妙，妙，
 谁跟我玩，谁把我抱?”
 弟弟伸出小黑手，
 小猫连忙往后跳，
 胡子一撅头一摇：
 “不妙不妙! 太脏太脏我不要!”
 姐姐听见哈哈笑，
 爸爸妈妈皱眉毛，
 小弟听了真害臊：
 “妈! 妈! 快给我洗个澡!”
 这三首童趣盎然的儿童诗一经刊出，便在文艺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马上出来很多赞誉与评论。1957年冬，《文艺报》发表文学评论家舒霈(即束沛德)的长篇评论《情趣从何而来》，对柯岩的儿童诗的艺术特色作了热情的肯定，舒霈说：“从柯岩的三首儿童短诗中，人们看到了青年诗人的才华的闪光。”
 从此，柯岩的大名一炮打响。欣喜之余，她却没想到，报纸开始渲染起这件事来，说贺敬之怎么怎么写不出来，而柯岩一下子就写了九首——这让她有些担心，一般来说男同志听了这话肯定很生气，可丈夫不仅一点不在意，还常常扬着报纸说：“看，又是扬柯贬贺的。”她不禁幸福地笑了，觉得丈夫真大气。
 柯岩也承认丈夫对自己帮助很大，他一直用严谨的创作态度要求自己，使性格有些毛躁的她获益匪浅，渐渐也认真起来。
 儿艺没去成，她又去报考文学讲习所，不久，那里通知要调她过去。一听说文学讲习所要柯岩，儿艺赶紧先下手把她要了过去。当时青艺有好几位同志报名，有的资格比她老，等到大家的作品送过去，却单单只要她。可这时柯岩说：“现在要我，我不去了。”
 她这话可不是置气，此时她已小有名气，年底时《光明日报》又发表了她的一篇剧评《谈“万尼亚舅舅”的演出》，让她觉得自己留在青艺可以大有作为，如果这时去儿艺，好像大材小用了，为此她还大哭一场，后悔当初写了那些儿童诗。
 三个月后，正式的调令下来了，她被正式调到儿童剧院创作室任儿艺艺术委员会委员。当然，她还是服从了组织安排，自己也暗下决心：既然去了就要好好干。此时恰逢团中央、文化部和作协等单位联合举办了第一届全国青年创作者会议，会议一开完，她根本没去儿艺落脚，就体验生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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