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夏末，走遍北京各所学校后，柯岩最后落脚在海淀区温泉村的工读学校深入生活。那是彭真同志为问题少年创办的全国第一所工读学校，教员队伍很强大，是教育局特意从各个学校选拔出来的青年党员和优秀教师。
柯岩读过马卡连柯的《教育诗》和《塔上旗》，觉得工读学校是一项伟大事业，自己也曾在妇女教养院工作过，因此对这方面的生活体验很感兴趣。她带着介绍信，成为校长室的秘书和一线教师，兼做团、队工作，以便了解人。当时她用的是本名冯恺，除了党支部知道她是来体验生活的作家，其他人还以为这个年轻美丽的教师是新来的教员呢。她暗自得意，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这样才不会与其他教员和学生产生隔阂。
工读学校的孩子们由于各种原因离家出走，有人犯了盗窃罪或者斗殴罪，被视为社会毒瘤。一次柯岩和一位学员谈话时，这位自称“草上飞”的徒弟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她的钢笔偷走了，他就是想让柯岩领教他的“神技”。
当时有些老师质疑：这些孩子也算祖国的花朵吗? 柯岩和一些老师则认为：他们当然还是。一场激烈的辩论展开了，柯岩积极参与其中，据理力争。最后大家达成的共识是：“工读学生是遭受病虫害的祖国花朵，正因为受了伤害，才需要更多的爱，更多的阳光和雨露，需要加倍的细心和严格的照料培植，使其健康成长。”
柯岩每次回家，都是骑着自行车在黑山崓与温泉学校之间奔波往来，来回得穿过好几个城区，一般人都会叫苦叫累，可她心里充满一团火，反而觉得自己过得有意义，很充实。在工读学校，她也上课带学生，但课时不多，别的老师上课她就去家访、看材料、接触学生、研究老师，如果哪个老师病了，她就去代课。她和孩子们一起生活，一天天把嘴皮子都磨破了，耐心教育他们“打、砸、抢”是流氓行为，教他们做人、做文，给他们讲诗歌，讲人生中美好的东西，让他们渐渐觉得自己的过去很可耻。
有位工读学生被柯岩发展入队，他那当过红军的父亲专程赶到学校，这位老军人站在柯岩面前半天没有说话，突然，他庄重地给柯岩行了个军礼。这让柯岩“由衷地感到了自己的工作竟是如此有意义，当经历过许许多多这样的事之后，便自然地感到，自己对生活负有多么大的责任”。
十四岁的谭朴是这所工读学校的第二批学员，他在小学五六年级就成了问题少年，被父母送到这里。有一天，上课铃响过，一位年轻老师轻盈地走进教室，她梳着两把“刷子”，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闪着热情的光芒，声音特别洪亮，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少先队辅导员。这位冯老师讲的故事非常动人，谭朴和其他的少先队员们都被吸引住了。他们开始盼着过队日，因为冯老师总会组织各种有趣的活动。她带领他们或去西山鹫峰远足，或到颐和园昆明湖上泛舟。这让他们觉得尽管自己犯过错误，但她没有嫌弃，仍然爱着他们，视其为祖国的花朵。他们找回了自尊，看似严苛枯燥的学校生活仿佛有了意义，未来也充满希望。冯老师是那么善解人意，看到她仿佛就有了主心骨，孩子们有了心事都第一时间想找她倾诉。两年后，柯岩返回儿艺，路上碰上工读学校的学生，他们还会热切地询问：“冯老师，您怎么不回来了? 您调到哪里去了?”
学生们的信任和挂念温暖着柯岩，谁说这些孩子没希望了?在全社会的关怀下，他们受伤的心灵渐渐痊愈。在那里，经常有些事情把她感动得想哭，她有一种想要倾诉的欲望，就经常向好友方掬芬倾诉，引得方掬芬一天到晚追着她说：“你快写出来，快写出来吧!”
方掬芬一直演柯岩写的戏，那些戏每一部孩子们都爱看。她有种直觉，认为好友这次一定能写出精彩的剧本来，她特别想演里面的学生。可柯岩却迟迟没有动笔，总感到现在去写，好像还缺少点什么。那时她还年轻，根本驾驭不了这个题材，如果硬写，会糟蹋了材料，只能写出很多教育故事、好人好事之类的作品。不过柯岩心里一直惦记着，没想到重拾这个题材却是二十多年后的事了。
1958年，中央号召党员带头降级，“柯岩当时每月工资只有九十八元，她却主动带头降了一级，而这一级是区别待遇的一级。此后，她的级别一直低于她的很多同学”。
柯岩1958年在颐和园留影
1960年5月，柯岩临近预产期，仗着年轻，她干起活来还是不要命。她以为生大女儿时很顺利，第二个孩子肯定也没问题。那个年代，她的丈夫也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和工作上，忽略了妻子的产期。有一天，大家在剧院讨论一个剧本，导演、编剧和艺委们争论得面红耳赤，柯岩突然感到肚子一阵剧痛，她起初并未在意，不过阵阵袭来的疼痛让她不时蹲到地上。几位老同志注意到她的异常，他们说：“哎，你该上医院了吧?”
柯岩皱着眉说：“那也得让我把意见说完。”
大家争论得热火朝天，一时半会儿没有结束的意思。就这样，从早上到中午，她疼得一会儿蹲下，一会儿用椅背顶住肚子，几次疼得受不了都想离开，却被不知轻重的年轻同志拦住：“不行! 别走! 你说完了我还没说完呢!”
就这样一直争论到下午一点多会议才结束，柯岩也没吃午饭，骑上自行车就往妇产医院赶，刚到医院走廊就晕倒在地上。醒来时，她看到丈夫穿着手术衣、消毒帽，戴着大口罩关切地望着自己，自己头上也戴着氧气罩，这是怎么回事?
丈夫又是心疼又是责备地说：“别担心孩子，儿子挺好的——你简直要吓死个人啊，医院都下病危通知了，整整抢救了六个小时! 你大出血，怎么都止不住，各种方法都用到了，现在给你进行中西医综合治疗，你看，这边输血输液，那边艾灸……嫌血库的血不够新鲜，大夫护士直接从自己身上抽，到现在都给你输了2000毫升了!”
虽不知2000毫升血液到底有多少，她也知道肯定很多。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特殊时期，大家营养都很差，每一滴血都极其珍贵。可为了自己，同志们竟从身上抽出这么多血，她鼻子一酸，哭了起来。正给她艾灸的医生立即责备贺敬之：“你是想她死还是想她活? 这个时候给她说这些……”这时进来一位护士，给她送来了危重病人享受的牛奶。
后来柯岩再三询问身边的医生、护士，可直到出院也没问出哪些同志抢救的她、给她输的血，到底是谁给她批的牛奶。只要一问，他们就说：“问这个干什么?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出院后，大夫多给她开了三个月的产假，就是说柯岩可以休九个月的产假，还给她儿子开了半年订牛奶的证明(每天半磅)。当时这种证明非常严格，医院轻易不给开，这让孩子的奶奶特别高兴。不过，孩子吃上特供牛奶刚一个月，柯岩单位一位姓董的老同志脑血栓病重，得知此消息，她毫不犹豫地把每天半磅牛奶的证明转给了老董。
柯岩因产后虚弱没奶水喂孩子，只能给儿子吃糕干粉和面糊糊。奶奶一边喂孙子一边唠叨着媳妇：“俺的乖孙孙哩，不哭，不哭，咱们吃糨糊。就你妈瞎积极，好好的牛奶给了人，哪怕给咱留一半哩? 哼! 连一句商量也没有……哦，不哭，不哭，咱们吃糨糊……”
听到儿子的啼哭，躺在一旁的柯岩心里很不是滋味，她不是不疼孩子，可自己身上流淌着同志们的宝贵鲜血，怎能对其他同志的需要视而不见呢?正当她卧床休息时，剧团组织作家到农村深入生活，有的同志提出有困难不能下乡，为了补缺，柯岩主动要求自己去。“这时她产假还未休满，孩子也刚出生五十六天，女儿又在患肝炎，母亲生病卧床，丈夫也已下乡参加整社，家中只有一个阿姨照顾两个孩子。有人劝她不要去了，她说：‘这是困难时期，别的同志也许比我更困难……’”
她打包来到北京郊区，一去就是一年，回来后儿子都不认识她了。那一年中，她与乡亲们同吃同住，村里大娘知道她撇下孩子来工作时心疼地说：“把孩子抱来呀。”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老百姓的日子很苦，柯岩和大家一起吃糠咽菜，吃白薯梗、玉米骨头。从那以后，她的身体就变差了，身上出现浮肿，还患上肝炎，可她从未后悔。同志们的关怀一直温暖、激励着她，让她坚信将来无论遭遇多大风雨，都能咬牙挺过，微笑面对。
贺敬之因创作歌曲《南泥湾》与王震将军结缘，两人真正相识却是在十九年后。那是1962年的一天，王震到北戴河参加中央会议，在当时的秘书、诗人郭小川陪同下，他亲自来看望贺敬之夫妇，两下一见如故，从此经常往来。老将军喜欢贺敬之的谦谦儒雅，更惊诧于柯岩的胆大。有次柯岩和王震因为某件事辩论起来，她毫不相让，“当当当”地一句跟着一句，一句比一句更快，眼看着王震就要败下阵来，郭小川连忙劝道：“哎! 哎!”想让她停下来，却没拦住她。
王震无可奈何地说：“你这个小同志为什么不怕我?”
郭小川打趣道：“这样才对呀，因为年轻人也发扬了您的‘胡子精神’呀!”
柯岩扬起头来，眉宇间尽是得意，心想：咱就没怕过当官的!
老将军呵呵笑道：“我这个王胡子，看来今天还得怕你这个柯胡子了。”言下对柯岩的大胆颇为欣赏。
1963年2月初，王震在北京医院刚动过手术，就把郭小川、贺敬之和柯岩叫到病床边，含着泪水向他们讲述雷锋出现的意义。老将军掉着眼泪说：“我看了雷锋事迹很感动，你们这些诗人为什么不去写呀?”
他们都说应该去，但那时郭小川在作协工作，贺敬之在剧协工作，都走不了，于是柯岩和军乐队的几个同志一起去了抚顺。她来到雷锋所在连队，接触到《雷锋日记》等第一手资料，又看见万人空巷送雷锋，让她深受感动。一个月后回到北京，柯岩激动地跟丈夫讲起自己的所见所闻，一边讲一边哭，贺敬之也是一边听一边哭。贺母不见两人过来吃饭，就跑过来看，见儿子儿媳又说又哭的，以为他俩吵架了。两人跟老人一说，老太太顿时也哭起来，边哭边说：“这么好的人怎么不叫我替他去死啊? 应该叫他活着。”
情绪激动的柯岩很快写出二百四十四行的长篇抒情诗《雷锋》，发表于4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一些名演员纷纷朗诵这首诗。之后，她又创作了儿童诗《我对雷锋叔叔说》(三首)与《向雷锋叔叔致敬》。
柯岩觉得丈夫肯定能比自己写得还好，就一个劲儿地鼓动他也写首诗。在妻子的催促和鼓励下，贺敬之写出了 《雷锋之歌》。可以说，她活泼开朗的个性，激起了贺敬之更多的创作热情，他后来的代表作《西去列车的窗口》，也是在柯岩的直接鼓励下发表的。
1963年，贺敬之与柯岩在新疆农垦七师
1964年，柯岩赴河南许昌参加农村“四清”，期间她生了一场大病，引起内分泌失调，之后几年反反复复，经常晕倒。丈夫为鼓励她，特意挑选一个古色古香的小本子，用毛笔字一笔一划地给妻子写起了悄悄话。开头是简单的四句话：“小柯小柯，安心养病，服从治疗，增强党性。”本子里面写着：“……当我经过十多年的奋斗而恢复了身体健康之后，看见你在病床上挣扎的样子，我几乎感到茫然，我的眼里有时不能控制地要涌出泪水，但是我一点也不灰心，因为你从来没有被个人的什么苦恼压倒过。……我最亲爱的同志和朋友，我的亲爱的人啊，我在热切盼望你战胜疾病，为了事业，为了风雷，也为了我。”
柯岩从医院回到家中，惊讶地看到卧室墙上挂着几幅书法作品，都是丈夫专门为她抄写的民歌：“青山绿水一道沟，好过的日子在后头。”
爱人的鼓励与支持胜似良药，柯岩的身体一天天好转，事业也再创佳绩，先后创作了长诗《讲给少先队员听》、儿童游戏诗《照镜子》以及多幕话剧《水晶洞》(与罗英合著)。不过，随着政治形势日益复杂，她不愿说违心之语，越来越沉默，写作速度也慢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