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年底，父亲被调回平汉铁路任工程师，在昆华女师读了一年半高中的冯成保，随全家来到重庆，之后不久，又随返乡队伍辗转回到汉口。抗战胜利后，冯成保的几个哥哥都毕业参加工作，父母有了经济助力，生活稍微好了一些。重返故里，她仿佛有隔世之感，六岁到八岁期间，她曾在这个美丽的城市居住过，那里的大街小巷都十分亲切。
1946年夏，冯成保准备上高三，父母打算让她读圣希理达女中，那是所教会学校，1874年由美国圣公会传教士布伦小姐创办，最早叫“布伦女校”，1912年改名“圣希理达女中”，虽是教会学校，却不强迫学生开展宗教活动。这所学校的教学质量极高，在武汉三镇首屈一指，每年有60%以上的学生都考入了西南联大和武汉大学等名牌大学。冯成保的父母正是看中这一点，才忽视昂贵的学费，让冯成保就读于此。
此时，中学考期已过，无奈之下冯成保只得休学半年。她听说圣希理达女中的教育“重西轻中”，格致、英语等西学占据了课表的大部分内容。除国语课外，其他教材都尽量用英文原本，教师也多用英语授课。为顺利融入新校，休学期间，她找了一家教授英文课的修道院进修英语。为充实自己，也为憧憬的记者生涯做准备，在此期间，她还去打字学校学打字，到新闻讲习班学新闻。半年时间很快过去，这年冬天，她插班到冬季招生的圣希理达女中，开始高中阶段最后一年的学习。
圣希理达女中的柯岩(右一)与同窗好友
圣希理达女中实行寄宿制，管理非常严格，开学后一律不准外出，如需外出，必须有舍监或院监开的条子。严格管理的同时，学校也注重培养学生能力，特别重视体育和音乐教育，还成立了时髦的女子棒球队，音乐也是传统必修课。这些能力的培养，对冯成保的个人成长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校园绿草如茵，春日煦暖的阳光洒在精致漂亮的小教堂上，照得红色的尖顶、银白色的墙壁仿佛都微微发光。教堂椭圆形的门廊上悬挂着一盆盆绿藤，柔软纤细的枝蔓随风舞动，仿佛与风中飘来的纯洁圣歌相和相应。
教室内的冯成保凝视窗外，思忖着怎样把老师布置的作文写好。题目很简单，叫《我的同窗》。其实这个题目对她来说并不陌生——在保山上初中时，十二岁的她与姐姐同班，那时老师也曾布置过同样题目的作文。巧的是，她和姐姐写的是同一位女生，不过姐姐写得更好，姐姐俏皮地写活了那个性格原本就十分鲜明的女孩子，给冯成保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她还特意从形式上着眼，仔细研究了姐姐文章的开头、结尾和写作的角度。这次遇上旧题目，她心下一动，毫不客气地把姐姐文章的长处全照搬过来。当然，由于年龄和知识的增长，阅历的加深，这次她轻而易举地胜过了当年的姐姐。
几天后，国语老师拿着本刊物走进教室，微笑着对她说：“冯成保，你这篇作文写得相当不错，我投到校刊，果然被刊登出来了。”
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做梦般地从老师手里接过校刊，颤抖着翻开，其中一页上赫然印着“作者：冯成保”的字样。看到自己终于朝着作家梦的目标迈出了一小步，她兴奋得跳了起来。狂喜之余，她却渐渐生出不安：这算不算抄袭姐姐的文章呢?
回家时，她讪讪地拿出文章给姐姐看，一边惴惴不安地望着姐姐。当时已上大学的姐姐很豁达，读完后淡淡一笑，说道：“没想到你还有兴致把她又写了一遍。”
冯成保羞愧得抬不起头来，她红着脸小声说：“你那篇写得太好，我印象太深刻了，这次就抄了过来……”说到最后，她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了。
看到妹妹的窘态，姐姐安慰她说：“没关系，你也没全抄，你自己那部分更精彩……”
姐姐越是安慰她，她越感到对不住姐姐。这件事让她明白了，即使是自己的姐姐，她写的就是她的，自己把她创造性的劳动悄悄占为己有，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她也终于明白，模仿别人是最没出息的事，要去寻找自己独特的东西。她立志去追赶文学道路上每一个有长处的人，但是赞赏，却不模仿，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为此，冯成保特意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冯恺，以示重新起步。“恺”者，和乐也，这个名字挺符合她那开朗乐观的性格。
作为名校刊物，《希理达校刊》影响很大，文章能被选中很不容易，所以冯恺的老师和同学都鼓励她继续写下去。为了证明给姐姐看，也为了验证自己的真正能力，冯恺先后向武汉各报刊投稿。不久，她创作的散文《夜》《孤独》被《湖北日报》和《武汉日报》发表了，大家对她更是刮目相看，她自己也颇为高兴。
1948年1月，冯恺自圣希理达女中毕业了。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
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
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巨浪，巨浪，不断地增涨!
同学们! 同学们!
快拿出力量，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在校长沈祖英的劝勉、鼓励下，穿着白色校服的冯恺和同学们手拉手唱起了《毕业歌》，志满踌躇的她对未来生出无限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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