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于1949年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是新中国第一个专业话剧院，廖承志担任院长，该院拥有孙维世、金山、吴雪、邵华、于村、张正宇等一批著名导演、演员和舞台美术家。青艺院部设在东三条一座二层红砖办公楼内，边上建有小礼堂，旁边有块空地，新分来的年轻人每天早晨在空地上扭秧歌、打腰鼓。
 青艺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享受供给制大灶待遇，吃饭免费。那时生活很艰苦，每周只能吃一两顿细粮，老同志们为照顾新参加革命队伍的小同志，开始都把自己的细粮让给他们吃。除了吃大灶饭，剧院还发衣服，当然是军装，胸前印有“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字样。除了这些，每人每月还能领上几毛钱的零花钱。每天清晨哨声一响，大家起床、洗漱、整理内务，然后排队去北大街院部开始一天的活动。
 冯恺被分配到青年艺术剧院的创作组工作，担任组员，后来升至组长。虽然从事了自己喜爱的创作工作，她却不是很高兴，整天撅着嘴。原因很简单，她更想南下参军，投身到炮火连天的战斗中去，她感到那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作为那个时代学习艺术的大学生，她向往的不是热血沸腾的战斗场景，就是神圣的莫斯科艺术剧院。没想到在北京不但没话剧，还整天让她扭秧歌、打腰鼓、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虽说她革命热情很高，但年轻气盛的她难免生出落寞屈才的感觉。她是剧院少有的大学生，既有才华，又有创作热情，拿起笔来挥洒自如，短时间内就创作出好几个作品。可这些剧本都不大受导演和演员的欢迎，观众也不太喜欢，她委屈地流下眼泪：在这里真不得志啊!
 领导非常关心她，不时过来找她谈心。这些人里面冯恺最喜欢吴一铿，她是副院长吴雪的爱人，长得非常漂亮，雪白的小脸，黑亮的双眸，一下子迷住了冯恺。她对冯恺总是温言细语，耐心地给她讲可歌可泣的平凡战士的英雄事迹，告诉她自己尽管也热爱文学，却服从组织安排，做了多年卫生工作，直到条件好了才从事新闻写作。
 从吴一铿那里，冯恺才知道正是吴雪去上海招聘老艺术家时，发现了她们这些青年艺术人才，把她们要了过来，对她们寄予厚望……“为了让你们慢慢习惯艰苦，所有的老同志都把桌子让给你们，他们自己蹲在地上吃饭。为什么? 还不是对你们寄予厚望吗?”
 冯恺听得瞠目结舌，她还以为那些老同志太土气，习惯了蹲在地上吃饭呢。她不禁想起在青艺吃的第一顿饭，看到黄白相间的米饭，她还以为是蛋炒饭呢，哪知一入嘴立马感到味道不对，旁边人介绍说那是大米、小米混杂的二米饭。
 “原来是鸟吃的小米!”她气呼呼地把嘴里的饭吐到桌子上，索性不吃了。
 吴一铿告诉她，即使在北平，小米也是好东西，她们现在吃的，还是老同志们舍不得吃，特意留给她们的。慢慢地，她终于体会到考验才刚刚开始，后来她们几乎顿顿吃窝窝头和高粱米饭，小米饭算得上高级食品了。
 吴一铿大姐没批评冯恺一句，却亲切地对她讲了许多因为她年轻狂妄却视而不见的事物，让她渐渐懂得该怎样走前面的路。她也明白了自己创作的剧本为何苍白无力，吴一铿大姐说那是因为缺少生活的缘故。她开始思索，作为刚接触革命的新成员，冯恺身上渐渐发生着变化，她在革命的大熔炉中一天天成长。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不久，政协会议就提出社会改造的问题，即大量安置社会闲散人员的同时，还要封闭妓院、改造妓女。一天，青艺正在分发新冬衣，女孩子们在房间里叽叽喳喳地换穿着棉衣、棉裤、棉大衣，她们彼此互扎皮带，给对方整理帽子，想方设法让自己显得更加英姿飒爽。这时班长进来，把冯恺叫出去，对她说：“组织上交给你一个新任务，去改造妓女，明天一早，打好背包出发。”
 明白了“创作需要生活”这个朴素真理后，冯恺就热切盼望着去体验生活。其实，创作组的每个成员经过一两个月的集中政治学习后，马上就下厂、下农村、下部队了。不过，那时的她思想上还未发生转变，并没认识到这种工作安排的真正意义。此时，她刚从发电厂、锅炉厂体验生活回来，没想到妓女改造这样的好事这次落到自己头上，她既兴奋又有些害怕，毕竟是年仅十九岁的女孩子嘛。同去的还有两个演员队的女孩，一个十八岁，一个十七岁，都很小。冯恺一路上给她俩壮胆，其实也是给自己壮胆，她大声说：“没什么了不起!看过《复活》《亚玛》吗?那都是写妓女的，就那么回事儿。”
 两个女孩怯怯地摇摇头，她皱了皱眉问道：“没看过也不要紧，至少看过《日出》吧? 这些书我全看过，一点问题没有!”
 她这边说着大话，可一进教养院的小院，“扑面而来的不但是一片哭天抢地的号叫，而且一个个花红柳绿、披头散发、又捶胸顿足地寻死觅活”，她这时也傻了眼，才知道不能随便吹牛啊。三人战战兢兢地夺路进去，直到找到办公室，看到吴一铿大姐和几个公安部的同志微笑地望着她们，她的心才算落到肚里。
 吴一铿同志很爱才，特别注意培养年轻女同志。后来冯恺听说，当时对吴一铿提出要带几个小姑娘去参加这场战斗，大家争议很大，很多人认为那里实在太肮脏了，而冯恺她们还太稚嫩。吴一铿认为：“不懂得苦难就不会爱得深沉，真正的共产党人的眼睛不能只习惯光明。”
 三个女生担心自己压不住场，教养院二所所长裴棣问她们：“你们身上穿着什么?”
 “军装。”三人小声答道。
 裴棣说：“对，这身军装就是咱们的身份。”
 这句话让她们挺起腰来，彼此鼓劲去迎接下面的硬战。冯恺接到给妓女们建立档案的任务，需要弄清她们的真实姓名、年龄、何方人氏、家庭出身等。她以为这个工作很简单，于是谈话常常这样开始：“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呢?”
 “哎，同志，你不懂，自古红颜多薄命，我不是长得俊吗……”
 那些女人多半称自己是大家闺秀，和某公子私定终身，不幸遇上了薄情郎，被卖身为妓。冯恺被感动得眼泪汪汪，她连夜整理出材料来，可第二天大姐们随手一翻就说：“都是假话，明天重说。”
 她很吃惊，怎么可能呢? 昨天那些人说得有模有样，泪水涟涟，怎么会是假话呢?第二天，她不好意思地试探调查过的那些妓女：“你们会不会有些地方记错了，不那么准确……”
 那些女人立刻大哭道：“同志呀，真对不起你呀，我昨天骗了你……”于是又是一番说辞。妓女们过去给嫖客编惯了谎话，冯恺她们几个小姑娘哪里懂，她们有很多事不清楚，妓女非常看不起她们，常讥笑她们说：“你们懂啥!”
 就这么反反复复，几天的工作被拖成了两三个月，搞得冯恺一个头两个大。有次她还一不小心窥见妓女们哭过之后偷偷地在笑，她不理解这些女人怎么变脸比变天还快。从吴一铿大姐那里她才知道，妓女们当面嘴巴抹了蜜一样甜，一口一个“同志哎”，背后则叫她们“政府们”。在花枝招展的妓女们眼里，“政府们”穿着那么肥大的军服，系着腰带，简直不是女人。
 后来，教养院组织妓女观看曹禺的话剧《日出》，冯恺后来回忆：
 当时我们组织妓女看《日出》，她们嘻嘻哈哈笑，就是翠喜出来的时候安静一会儿，其他地方她们像看西洋景一样东张西望、嘻嘻哈哈地乱招呼。平时她们被分别关在八个所里不能外出的，所以到剧场一见面，你叫我，我叫你，大呼小叫的。可是演评剧《九尾狐》时突然就安静了，我印象深极了，演地主怎么把佃户的老婆糟蹋了，把佃户的女儿糟蹋了，怎么卖给人贩子，怎么给人当小老婆，最后又卖给妓院。看到激动的地方，一个人先哭起来：“我的妈呀!”接着全体都嚎啕大哭：“我的妈呀!”她们的感情既是真实的，又是夸张的，加上表演的成分。台上演戏，下边就“妈呀”，“娘呀”地又叫又哭，真是“惨不忍睹”。
 她们被评剧《九尾狐》的艺术魅力所感染，不再撒泼耍赖，渐渐变得进步向上，这对以前有些看不起地方戏的冯恺触动很大，她开始意识到大众文化的强烈感染力。回头再看自己的作品，除了辞藻华丽，感人的内容实在太少，从此，她彻底改变了艺术观，积极走入人民大众中去。在此期间，她创作了剧本《姐妹翻身》，让妓女们饰演自己。这个剧本非常成功，当那些被侮辱的女性在舞台上联想起过去的悲惨遭遇时，不禁哭成一片。
 半年后，改造工作基本结束，妓女们可以出去结婚，也可由政府安排工作。“到1950年6月底，有596人与工人、农民、摊贩结婚，379人被亲属领回家，有62人被吸收进剧团和医院，最后剩下209人，政府为她们买了82台纺织机器，办了一个新生棉织厂。”
 这次生活体验彻底改变了冯恺的人生观，她深受教育，“认识到共产党真伟大，进城没几天，立足还未稳，就开始铲除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娼妓制度，着手解决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政党都从未解决过的人类社会最残酷、最丑恶的事物。”她觉得自己应该投身到这样伟大的事业中去，就激动地对吴一铿大姐说：“我要入党。”
 吴一铿大姐很高兴，笑眯眯地问她：“你为啥要入党?”
 冯恺大声说：“我觉得党伟大。”
 吴大姐劝她说：“你才十九岁，首先要解决入团问题。”
 冯恺点头说：“好吧，那我在团里呆几个月就转党，好吗?”
 吴大姐啼笑皆非，又不好打击她的积极性，就说：“那可要看你的表现哦。”
 冯恺自信地仰起头说道：“我表现不是很好吗?”
 那时的她还相当单纯，不过已初步认识到这是项伟大的事业，只有投身进去，人生才有意义。这次非同一般的生活体验，也让她对“犯罪”这一永恒话题产生了兴趣，开始关注社会上的失足犯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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