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守望稻田

袁隆平，中国工程院院士。1930生于北京，祖籍江西九江德安，现居湖南长沙。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现任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作技术中心主任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客座教授、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顾问、湖南省科协副主席和湖南省政协副主席。2006年4月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根据他育种的杂交水稻品种及研究，水稻单位产量由亩产300公斤上升到900公斤以上。

袁隆平，1930年9月1日生于北平（今北京），江西省德安县人，无党派人士，现居湖南长沙。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2006年4月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2011年获得马哈蒂尔科学奖。

让所有人远离饥饿

“他是一位真正的耕耘者。当他还是一个乡村教师的时候，已经具有颠覆世界权威的胆识；当他名满天下的时候，却仍然只是专注于田畴，淡泊名利，一介农夫，播撒智慧，收获富足。他毕生的梦想，就是让所有的人远离饥饿。喜看稻菽千重浪，最是风流袁隆平。”

这是袁隆平获得2004年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时的颁奖词，颁奖词没有罗列袁隆平获得的奖项，这并不是因为他获得的奖项不重要，也不是因为他获得的奖项太多了——袁隆平确实获得过众多的奖项，但和他的成就与贡献比起来，奖杯的分量还是太轻太轻了。

不过有些奖项还是要说：1981年，袁隆平和他的研究小组获得中国第一个国家特等发明奖；2001年他又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领域的最高奖——国家科学技术奖。

2004年，世界粮食奖、以色列沃夫奖、泰国金镰刀奖先后授予了袁隆平。这些都是实至名归，恰如其分。

为表示对袁隆平先生的敬意，1999年10月，经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的一颗小行星（8117）被命名为“袁隆平星”。所以，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尽管我们肉眼未必能看到“袁隆平星”闪烁的星光，但我们知道天空中有一颗小行星铭记着“袁隆平”为人类做出的贡献。

天上地下交相辉映。在一项无形资产评估中，袁隆平三个字的品牌价值被估价超过1000亿元，也就是说袁隆平是真正的身价过亿。

这是袁隆平多年付出的回报，是他应该拥有的，只是袁隆平并不看重这些。2000年12月，以袁隆平的名字冠名的上市公司“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隆平高科”）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时，袁隆平并不同意用自己的名字作为公司的冠名，他说：“一旦上市，袁隆平今天涨三分，明天跌三分，听起来多么别扭！”

最后袁隆平还是同意了用自己的名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道出其中原委：“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第一，这样做有利于我国独立地把杂交水稻推向世界。近年来，杂交水稻在我国周边几个国家试种、示范，增产效果非常好，一般增产30%～50%，在有的国家增产一倍。要在国外发展杂交水稻就要有资金。以我的名字冠名的公司上市，更容易筹集资金，我们就可以独立地将杂交水稻推向世界。第二，我已经70岁了，我现在是优质早籼稻和超级杂交稻两个国家科研项目的首席专家，国家给我科研经费。按照规定，70岁以后我很可能就不能担任该项目的首席专家了，也就是说，没有科研经费了。但70岁以后我还是要从事科研，有了上市公司，我就有资金，就可以继续进行科学研究。”

他的说法这样真诚，他对于财富的理念更值得人们深思。在荣誉和财富的簇拥下，袁隆平魂牵梦绕的却只有粮食问题。他的理念是：“搞科学研究的，我说第一，不要怕失败，第二，搞科研你就不要怕辛苦，书本上是种不出小麦，种不出水稻来的。”

袁隆平对待金钱的观念非常朴素，他常说：“人要吃饭，要生存，没有钱不行，但一定要来路正，靠自己诚实的劳动获得。有了钱，要用在正当处，既不挥霍浪费，也不吝啬小气。我喜欢朴素的生活。”

正因为喜欢朴素的生活，这位有着古铜色皮肤的科学家，经常两腿沾满了泥点子，穿梭在田间地头。他没有华丽的衣着，没有宝马香车的陪伴，没有前呼后拥的气派，没有志得意满的神情，他总是那样平易近人，总是那样亲近土地。瘦小的身躯，蕴含着巨大力量，宽阔的额头，刻下了岁月痕迹。多年来，报刊媒体刊发他的工作照，几乎全是在田间地头辛勤工作，这固然是因为地头就是他的工作场所，更因为他在田间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他比农民更像农民，人们更愿意把他和田野联系在一起，他展示的是农民科学家的形象。

袁隆平绝不是传统的神农氏式的农业科学家：他从事杂交水稻研究一开始，就密切关注国际上最前沿的生物遗传基因学说，用世界上最先进的遗传学理论指导最朴素的田间育种工作，从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为我国创造了不可估量的农业高科技产权。

袁隆平是凭着长期的科研实践和理性思考在前进，不能说他没有走弯路，但有些是他不能掌控的，排除一些外力因素，客观地看袁隆平所走的道路，无疑是艰难而正确的，他丰富和发展了作物遗传育种理论和基础，创建了杂交水稻科学。可以自豪地说，数十年来，袁隆平一直是走在世界农业高科技前沿的当代杰出科学家。

袁隆平的科学研究，对人多地少的中国，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有人曾经风趣地说，中国农民吃饭靠“两平”，一是靠邓小平的责任制，二是靠袁隆平的杂交水稻。

如今，袁隆平培育的杂交产品在中国的水稻种植面积达到一半以上。有人算过一笔账，每年生产的稻谷可以多养活六千多万人。袁隆平研究的三系法杂交水稻成为世界上首例成功的杂交水稻品种，据统计从1976到1987年十年间，中国的杂交水稻增产稻谷1000亿公斤，这对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还在为温饱努力的中国农民来说，简直就是救命粮。

人们常常看到成功者的光环，却很少去探究他们经历的艰难险阻。

袁隆平获奖无数，荣誉至高，身家过亿，都是事实，他淡泊名利，一介农夫形象，也是事实，然而，人们更应该看到他的付出——围绕杂交水稻所发生的、数十年的拼搏争斗，他和家人经受的常人难以忍受的打击。力量来自压力，巨大的力量来自巨大的压力，井无压力不出油，人无压力轻飘飘，但无论在何种压力下，首先你得生存，你要面对，要能动，要克服。

锁定水稻研究

袁隆平不是生来就搞科研的，在他23岁那年，也就是1953年，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大学生，他跨出西南农学院的校门，被分配到安江农校任教。

位于湖南省的安江农校设立在安江镇，安江镇距离洪江市四公里。黔阳本是一座古城，又称龙标古城，“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的经典诗句就是王昌龄在黔阳写就的，还有一首诗同样脍炙人口，这便是王昌龄的好友李白写下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李白表达的是对好友的牵挂和忧虑，但王昌龄是一个文学家，更是一个实干家，他到“五溪”并没有消沉，相反凭着自己的理想和文化人格，在那里筑江堤、办官学、修寺庙、减税赋，做了不少好事，在当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袁隆平和王昌龄一样，他在前辈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这块土地上，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在安江农校，袁隆平教授的并不是他的专业，而是俄语课。第二年，他才被调到遗传育种教研组，担任植物学、作物栽培、遗传育种等农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学工作。

袁隆平是在大城市长大并在城市接受教育的，可他对于农业有着与生俱来的兴趣：他特别重视实验教学，重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为了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壁、细胞质、细胞核的微观构造，他苦练徒手切片技术，为取得满意的观察结果，甚至经过上千次的实践。深夜，独自一个人待在实验室里，已成家常便饭。

几年的教学实践，袁隆平被锻造成一名优秀的农校专业课教师。如果他是一个甘于满足的人，这样的生活或许可以安安稳稳过下去，随着教学时间的增长，经验的丰富，逐步轻松起来，建立家庭，生儿育女，简单快乐，优哉游哉。如果是那样，就不会有后来他所取得的一切成就。

可是袁隆平没有满足于在课堂里讲农业技术，他喜欢把学生带进田野里，获取直接经验，增强动手能力，他认为知识要在观察和实践中获得，而不是仅仅从书本中获得。

长年累月在田地里侍弄庄稼，进行试验，袁隆平的肤色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褪去了青年知识分子应当具有的细皮嫩肉、风度翩翩。他变得脸庞黝黑，皮肤粗糙。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人赠予他“刚果布”的绰号，袁隆平欣然接受。他乐观自信的笑容，也被称作“刚果布”的笑容。

“刚果布”没有浪费时间，他的观察大有收获。1960年7月的一天，和往常一样，袁隆平下课后，夹着课本走到校园外的早稻试验田里，这里生长着常规培育的早稻品种。他一行一行认真观察，这是他的例行“检查”，突然，一株形态特异的水稻植株引起他的特别注意。那株水稻株型优异，穗大粒多，格外耀眼。兴奋的袁隆平克制住激动的心情，仔细地数着穗数和粒数，这株水稻有十余穗，每穗有壮谷一百六七十粒，远远多于普通的稻穗。

这真是一株不同寻常的稻穗！

袁隆平给这株特殊稻子做上记号，他每天都要观察这株稻子。收割的时候，他把这株稻子结下的金灿灿的谷粒单独收藏起来，留做实验的种子。

在袁隆平后来进行的无数次观察和试验中，这些种子起了巨大作用，毫无疑问，这是他走出的坚实一步，当时他还没有把目光专注在水稻这一项之上，他的实验还有很多。

那个时代，深深影响中国农业界和教育界的，是“老大哥”苏联的一些理论，而苏联农业专业的两个代表人物是米丘林和李森科。那个特殊的年代，“老大哥”对中国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可谓空前，农业和教育界之外，还有很多，因与本文主旨无关，不再赘述。

袁隆平根据李森科的“无性杂交”理论，尝试进行了一系列无性杂交、营养培植、环境影响等试验。他把月光花嫁接到红薯上，希望地下长出红薯，藤上的月光花也能结籽，作为繁殖下一代的种子；把西红柿嫁接到马铃薯上，希望地下长出马铃薯，茎上结满西红柿；把西瓜嫁接到南瓜上，希望得到新型的瓜种。所有的实验，目的都是为了获得优良的无性杂交品种，提高农作物产量。嫁接的作物成活了，长势也不错。

红薯地里，根下长出大红薯，藤上的月光花结出了“红薯种子”；马铃薯在地下生长，西红柿在茎上收获。稀奇的景观吸引了大批的参观者，媒体也做了鼓舞人心的报道，学校感到十分光荣，对袁隆平另眼相待。但这只是表面的繁荣，袁隆平深知，试验到此才进行了一半，试验成功与否，还要看明年种子的生长情况。如果种子能把今年呈现出的双重性状稳定地遗传给下一代，才算成功。如果不能，尽管实验看上去很“红火”，在生产上其实是无意义的，因为在具体生产中，农民不可能年年给地里每株作物进行嫁接。

第二年，袁隆平把月光花结出的“红薯种子”播种到实验地里，长出的苗和以前的月光花苗没什么两样。正如他所担心的那样，嫁接出来的种子不能把上一代的优良性状遗传下来。

一场轰动的实验以失败告终，这结果是袁隆平曾经设想过的，现在需要的是面对，更需要深深思索，找到问题的症结。

这是袁隆平早期进行的实践，他所期盼的固然是成功，但失败也是可贵的，至少让袁隆平知道了此路不通。

袁隆平在进行“无性杂交”的同时，开始关注水稻丰收增产问题。他关注水稻，不是兴之所至，而是严酷的事实一次次强力冲击下，他有意识的转向，这一步别有天地，这一步艰难异常，这一步成就了他，这一步也饱含辛酸。

促使他下定决心的是让人刻骨铭心的饥饿，饥饿是人类最早的敌人，是游荡在世界的恐怖幽灵，是人类长期以来难以规避的劫数。有人说：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历史，首先是一部与饥饿进行抗争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由于种种原因，全国性的大饥荒随之而来。人们吃不饱肚子，只能吃糠皮、草根和树叶，有的地方人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吃不能消化的“观音土”。许多人患上营养不良的水肿病，有的人土吃多了，不久会“腹堕而死”。

没有经过饥饿的人，无法想象饥饿的窘迫与凄惨。在这场遍及全国的大饥荒中，袁隆平身处其中，未能幸免，粮食限量供应，学校食堂做的是“双蒸”饭，里面加了苏打，经过两次蒸煮，米饭的体积增大了很多。刚吃完的时候感觉肚子很饱，可是很容易就消化了。人们可以欺骗自己，欺骗眼睛，但欺骗肚子是不长久的。挨饿的人，整天想的就是吃饭，浑身无力，聚集到一起，谈论的话题也离不开食物，袁隆平回忆这段生活时说：“肚子空空，身体没力，双腿没劲。晚上睡觉，被窝冰凉，始终也睡不热，身体没能量嘛。”

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终结？谁也不知道，传来的消息，都是坏消息。他和同事们靠自己种在菜园还未长大的小萝卜和红薯充饥，这还算是不错的生活。什么是“民以食为天”，这就是，不单千里马“食不饱，力不足，美不外见”，人也如此，肚子咕咕叫，哪还有底气？！全国范围饥饿的形成，原因众多，无论怎样，也轮不到一个教书的人来负责，但袁隆平不这样想，他为不能替农民阻挡饥饿而羞愧，他意识到，无论自己如何研究红薯、马铃薯，终究救不了农民，只有水稻才是农民的救命粮。

有这样一件事，深深触动过他。袁隆平在洪江市一个大队支农时，生产队队长老向企盼地对他说：“袁老师，听说你正在搞科学试验，如果能研究出亩产800斤、1000斤的新稻种，那该多好啊！我们就不怕有饥荒了，苦日子就可以结束了。”

老队长的一席话深深刺痛了袁隆平，那时他就想，如果能培育出高产水稻，种田的人一定能吃饱肚子。此刻一个坚定的信念在袁隆平心中冉冉升起，他将人生的目标锁定在水稻的研究上。

饥饿的日子人们度日如年，那日子都是熬过来的，在艰难中很多人没有坚持下来，没有看到下一个春天。

1961年的春天如期到来，大地发出泥土的芬芳，布谷鸟的叫声不时传来。袁隆平满怀希望地把曾经收获的那株奇异稻株产下的种子播在田间，他希望田里长出壮硕的稻谷，如果那样，曾经立下的志向，不就很快实现了吗？看着青苗一天天茁壮成长，他的心中既兴奋，还有一种隐隐的忧虑。

每天一上完课，袁隆平就往试验田里跑，他要照料那些禾苗，更要观察和记录其细小变化。

在一天天的期盼中，夏天来了，天气变幻剧烈，时晴时雨，时而风平浪静，时而狂风肆虐，对这些宝贵的禾苗，袁隆平呵护备至。一天，刚才还晴空万里，忽然间暴雨倾盆，袁隆平急忙往田里跑，几个同事都拦不住他。试验田里，那1024株珍贵的禾苗，承载着他的希望，这点雨岂能阻止他的脚步！

但是，在秧苗“不见其增，日有所长”的变化中，袁隆平心情渐渐沉重起来，他发现这些秧苗，实在令人失望，它们不像是一株稻穗结出的种子，倒像是不同的品种杂在一起，高的高，矮的矮。从胚胎、抽穗到成熟，它们也不是同步的，有早有晚，没有一株的性状超过他们的前代。

袁隆平疑惑不解，他并没有为付出的辛苦感到不值，但这样的结果毕竟令人有些沮丧！他仔细回想每一个过程，脑海中搜寻着所掌握的知识。忽然，一个念头像闪电般地照亮了他的大脑。他想起了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理论，用其中的分离率来看，纯种水稻的第二代是不会有分离的，只有杂种第二代才会出现分离现象。照此逆向推理，眼前这些稻子发生了严重的分离，那么，去年那株穗大粒多的稻株，就应该是株杂交稻。

可是，这株杂交稻从何而来？

“天然杂交稻！”这个念头如同一道闪电，划过袁隆平的脑海，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甚至惊愕中张开的嘴巴一直没有合上。

经过认真分析，他充分肯定了自己的判断。那株杂交水稻是第一代，它的形成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在自然环境下，天然杂交而成。他由此推想，如果能探索出水稻天然杂交的秘密，就一定能培育出人工杂交水稻来，这不就达到提高粮食单产的目的了吗？

可是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有人认为“知难行易”，有人认为“知易行难”，因为“知”的性质不同，所以“行”的难易也就不能一概而论，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对袁隆平从事的这个事业来说，“知”就很不容易，是灵光闪现，是大胆假设，然而“知”还不是理论，即便有一番理论，没有经过实践，仍然相当于空话，袁隆平需要的是行动，是小心求证。

花了两年时间，数百个日日夜夜，袁隆平得到这宝贵的启示。

他明白这一发现的重大价值，偶尔泛过的一丝沮丧早已经无影无踪了。他步履轻快地走进试验田，像很久以来做的那样，仔细观察、记录。回到宿舍，他查找资料，反复运算，结果证明，完全符合孟德尔的分离率。

袁隆平抓住“天然杂交稻”这个金子般的念头，他似乎看到了成功的曙光！不错，科学垂青于一个人，并不是偶然的。袁隆平是成功者，可是看一看他赞成的成功公式吧！

知识+汗水+灵感+机遇=成功。

“天然杂交稻”一定在世间存在，把袁隆平带到这个公式中，他可谓有了“灵感”，他不缺“知识”，不惜“汗水”，然而“机遇”呢？我们不得不通过袁隆平更长久的研究、追寻、发现之旅，来审视这个他信服的“成功”公式。

在磨难中前行

“天然杂交水稻”虽是灵感的一闪而过，但袁隆平抓住了，不过灵感并非凭空想象而来。

现代育种技术起步于20世纪初期。1913年，美国人亨利·华莱士开始进行杂交玉米的实验，经过10年，1923年获得成功，杂交玉米带来了产量的明显提高，标志着现代育种技术取得突破。亨利·华莱士作为一名实验科学家，组建了专门的杂交玉米研究机构，沟通了农田与实验室之间的联系，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而后，他与几个朋友创建公司，将高产的玉米种子推广到美洲、欧洲、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成就斐然的亨利·华莱士还曾担任美国的农业部部长。

杂交玉米的成功，引发了小麦杂交试验，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植物病理学遗传学家博罗格，培育出好几种抗小麦锈病、矮秆、高产的新型小麦品种。20世纪60年代，博罗格把他在墨西哥取得的成功经验推广到亚洲，并使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小麦产量增长了近一倍，在世界农业界掀起了一场通过更新品种提高农作物产量的浪潮，这就是著名的“绿色革命”。

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世界上三大粮食作物的水稻、小麦和玉米，只有水稻在培育优良品种上还停滞不前。学术视野开阔、对信息动态十分敏锐的袁隆平，对杂交水稻这一课题的难度有着清醒认识。

早在1926年，美国人琼斯发现了水稻雄性不育现象。20世纪50年代，日本科学家开始研究杂交水稻，紧接着美国育种专家，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也从事这项研究。他们拥有先进的设备，有着专门的科研机构，但研究进展缓慢，没有取得突破性成绩。

国际上的水稻专家经过多年的探索，得出一个结论：像水稻这样一朵花只结一粒种子的“单颖果植物”，利用杂交优势，必然制种困难，无法应用于生产。

杂交水稻研究，是一道世界公认的科研难题！

身处偏僻山区，袁隆平把目光锁定到这道难题上，他设想过可能遇到的困难，然而实际的困难比他的设想要多得多。

他意外看到了大自然神奇的现象，那株奇异的“天然杂交稻”向他展示了水稻世界的极小概率，这是大自然的“恩赐”，当然或许世界上还存在这样的奇异现象，或许很多人目睹过这样的情形，但是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只有在袁隆平的心中产生了强烈的效果，擦出了灵感的火花，并被他捕捉到了。

袁隆平决心揭开水稻天然杂交的奥秘和规律，他知道外国育种专家所进行的玉米杂交和高粱杂交实验，是从找到雄性不育株才打开局面的，他决定从此入手。

1963年7月，袁隆平一头扎进了正在扬花的稻田中，他要寻找促成天然杂交稻的雄性不育株。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他没有找到想象中的雄性不育株，因为退化了的水稻不孕雄花到底是什么样子，不但国内没人见过，书上也从没有过图片和文字介绍。

袁隆平想象过很多，他相信安江的稻田中一定存在这种不孕雄花，可是它在哪里？袁隆平走进炎炎夏日，在稻田中苦苦寻觅。

袁隆平知道自己在找什么，却不知道它在哪里，这难度绝不亚于大海捞针。很快，1963年的夏天过去了，袁隆平没有找到雄性不育株。

1964年7月，又是水稻扬花的季节，袁隆平还是义无反顾地扎进了广袤的稻田中。他顾不上休息，手里拿着镊子和放大镜，作为观察稻穗的工具。他是那样小心翼翼，生怕错过寻找的对象。他移动身子时，放大镜的镜片不时闪动着反射阳光的亮点，亮点常常照到眼睛上，猛然间眼睛会被刺得睁不开。

可是他不愿意到阴凉的地方休息，把时间最充分利用，因为他知道稻穗扬花就是十多天的时间，错过这个季节，就要等明年，而这已经是他在稻田中观察的第二个年头了，时不我待。

干活的农民回家吃饭去了，空旷的田野上一个人也没有，一段时间来天气晴朗，持续高温，烈日炎炎下，一股热浪在升腾。

疲惫的袁隆平忽然一阵眩晕，两眼直冒金星，双腿酸软，迈不动步子。他意识到自己中暑了，于是挣扎着爬上田埂，艰难地移到一棵树下。稍事休息后，他取下挂在树上的水壶，喝了几口水，吃下几粒防暑药品，过了一会儿，才缓过神来。很快，袁隆平又回到了稻田中，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更没有人监督他，可是一种难以名状的使命感和紧迫感促使他继续寻找……

要提袁隆平的成就，一个人不能不提，这就是他的妻子邓哲。邓哲是袁隆平的学生，比他小8岁，在那个家庭出身至关重要的年代，邓哲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迟迟没有找到意中人。

这又是一段独特的历史，在20世纪80年代前，每个人出生的时候，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生命来到世间，而且带有深深的烙印，社会上某个组织，已经根据他们祖父或父亲拥有的财产，给予他们一个身份——“地主”“富农”“上中农”“下中农”“贫农”，还有“黑五类”“臭老九”等，这些身份中“下中农”和“贫农”在社会上吃香，其他的则举步维艰，身份关系到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年轻人影响最大的则是婚姻。从出生开始，这个身份就烙在身上，无法摆脱。因为出身属于“不吃香”的那类，有的人只能降低选择标准，与“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人结合。

邓哲的家庭出身属于不吃香的那一类，但她是个有主见、有知识的女性，在婚姻问题上不愿放低自己的标准。袁隆平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也属于不吃香的一类，加上他本人性格超脱，对待政治运动的游离状态，他与初恋对象最终没能走到一起。袁隆平没有抱怨，没有消沉，抱着远离政治的态度，尽量避免卷入复杂的人事纠葛，把精力集中到工作上。

袁隆平已经34岁了，仍是孑然一身。在热心人的撮合下，曾经的师生结成夫妻，在1964年春节袁隆平和邓哲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毕业后一直在一家农技站当技术员的邓哲，羡慕袁隆平的才华和实干精神，她清楚袁隆平的志向，并全力支持丈夫的工作。

袁隆平在稻田中寻找雄性不育株，邓哲也常常在工作之余和他一起寻找，并给袁隆平送饭，这是另一种夫唱妇随，这是袁隆平能够一心工作的基础。

寻找到第16天的时候，奇迹出现了，这一天是7月5日，日子和平常一样，并无不同，但对袁隆平来说，对杂交水稻来说，这是一个应该被记住的日子。在一块稻田中，袁隆平的目光在一株性状奇特的植株上停住了。

“这不是退化了的雄花吗？”他惊喜万分。

他看了又看，用放大镜仔细观察，确定那确实是一株病态的雄花。他用红布条在这株稻子上做了标记，并采集了花药回去，用于实验。

夜里，实验室内灯火通明。袁隆平用镊子取出一些花药，放到显微镜下，调好焦距，细细观察。充分证实了白天的判断，这些发育不全的雄花，没有生育能力。

激动不已的袁隆平在笔记本上记下详细的资料：

第一株水稻天然雄性不育株

发现时间：1964年7月5日午后2时25分

发现地点：安江农校水稻试验田

水稻品种：洞庭早籼

兴奋的袁隆平，很久才冷静下来，他觉得这一发现还过于偶然和单薄，用它还不足以说明问题。他还要找更多的天然雄性不育株，对它们的病态、病因进行分类和科学统计。

但是这一株不育株，给予他巨大的力量。

真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1964年6月到1965年7月，袁隆平和妻子，又找到了六株雄性不育株。这些不育株成熟时，他们分别采收了自然授粉的第一代雄性不育材料种子。

经过两个春秋的观察试验，对水稻雄性不育材料有了较丰富的认识，根据所积累的科学数据，工作12年的袁隆平，撰写出第一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育性》，发表在1966年《科学通讯》第17卷第4期上。这是国内第一次论述水稻雄性不育性的论文，不仅详尽叙述水稻雄性不育株的特点，并就当时发现的材料区分为无花粉、花粉败育和部分雄性不育三种类型。

袁隆平在文中预言，通过进一步选育，可以从中获得雄性不育系、保持系（使后代保持雄性不育的性状）和恢复系（恢复雄性可育能力），实现三系配套，使利用杂交水稻第一代优势成为可能，将会给农业生产带来大面积、大幅度的增产。这篇重要论文的发表，被一些同行们认为是“吹响了第二次绿色革命”的进军号角。

号角已经吹响，进军却并非一蹴而就。

袁隆平找到雄性不育株的1964年，是我国进行杂交水稻研究的开始。与菲律宾、印度和日本的水稻育种试验根本不同的是，中国当时受到国际社会的封锁，被排除在国际联合开发资源的合作国行列之外。即便在农业科研项目上同样没有国际上的合作与交流，支持与帮助，这也注定袁隆平走上的道路将是一条充满艰辛的科研之路！袁隆平是在没有任何科研机构的支持，没有任何研究经费和捐款的情况下，在信息不畅，条件简陋的偏僻山区，孤身一人与国际上那些研究经费充足、研究机构齐全的育种专家站到了科研竞赛的起跑线上。

1966年3月，袁隆平收到了《科学通讯》杂志社寄来的稿费14.28元。看着自己心血凝成的论文发表在国家最权威的科学刊物上，他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人生也并不全是逆境，快乐的事情不时光顾这个一心扑在科研上的“痴情者”。这一年，36岁的袁隆平做了父亲。妻子生下了一个儿子，快乐的日子，也是特殊的日子，袁隆平给儿子取名“五一”。可是袁隆平顾不上过多照顾母子俩，他牵肠挂肚的是那些禾苗。

袁隆平在国家刊物上发表科学论文，于他来说并不是一件值得张扬的事情，何况他本身就做人低调；于当时的社会来说，也不是多么有影响的事情，尽管当时“读书无用论”还没有发展到高潮，但人们对政治的热情显然高于学术；尽管如此，袁老师发表论文的消息，还是在这个偏僻的农校传开了。在他们眼里，一个山区教师居然在国家最高的科学刊物上发表论文，真是不可想象，真是了不起，真令人崇敬！

理论归理论，实践还要脚踏实地进行。袁隆平还要和盆盆罐罐打交道，还要和狂风暴雨不断交手。他培育实验禾苗的实验盆，安放在学校实验园前的空地上，几十个瓦盆摆成一片。课余时间，一些学生常跑去看盆里的禾苗，这其中就有成为袁隆平助手的尹华奇和李必湖。

尹华奇23岁，是当时学校特招的一批两年制的“社来社去”的学员。所谓“社来社去”，就是毕业后不参加正式分配，从哪里来的再回到哪里去。他比别的同学年龄稍大，经历也丰富，学习特别勤奋，还喜欢参加课外的各种实验，动手能力强。入学不久，尹华奇就对袁隆平的水稻研究十分留意，并产生极大兴趣，深得袁隆平喜爱。

尹华奇主动找到袁隆平，提出要帮助照顾那些禾苗，做袁的实验助手，以便学到更多的知识。了解尹华奇的袁隆平答应了，尹华奇十分高兴，无论在实验田中还是在实验室里都态度严谨，工作认真。

尹华奇和袁隆平做盆栽水稻试验，又引起另一个学生李必湖的注意。李必湖21岁，也是“社来社去”学员。他先和尹华奇表明自己的想法，但尹还是建议他直接找袁隆平。

袁隆平听过李必湖的想法，然后说：“给我当徒弟，可得吃得起苦啊，紧张的时候，星期天都没得休息。你怕不怕？”

“苦算什么，从小到大，山上地里，家里家外，什么样的苦我都吃过，说实话，我到学校才知道有星期天。”

“嗬，决心不小！不过，这可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事情，这是个缠磨人的事，你不要到时后悔呀！”

“我不会后悔的。”这是李必湖的回答。

“做这个实验很辛苦，也不能多拿工资，又吃苦又吃亏哪！”袁隆平还是不放心地补充了一句。

李必湖态度坚决，表示愿意跟随袁隆平学新知识，不怕吃亏和吃苦。袁隆平收下了李必湖做助手。

从此，袁隆平不再是单枪匹马研究杂交水稻了。无论是盆盆钵钵之间，还是田间地头，都会见到师徒三人奔波、忙碌的身影，他们在观察、在记录、在交流、在探索。

袁隆平对两个助手耐心解释了这项实验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他发现的那株“天然杂交稻”，从一棵单株里分蘖出十几株有效穗，每穗都有160～170粒壮谷。如果田里长的都是这种杂交水稻，亩产可达500公斤，在不增加任何投资的同等条件下，将比现在水稻品种增加百分之四五十。如果能利用这种优势那就意味着每年产量翻倍增长，那样的话，饥荒还会有吗？水稻杂交的实验目标就是要培育出那种高产种子。

一番话使得两位助手心潮澎湃，似乎看到了美好的未来，希望的田野，丰收的景象。

不过，袁隆平的话马上又有一个转折，他说：到目前为止，国际上的水稻专家在这个实验上，都是以失败告终的。

这情形两位学生都有所耳闻，他们听袁隆平继续讲下去。袁隆平告诉他们：奇迹是人创造出来的，他们的实验条件和国外专家团队的先进设备和科研资金不能相比，但他们也有优势，有已经取得的成果。他勉励学生，孟德尔并不是专门从事科研的专家，而是奥地利布隆修道院的一名神父，他的学说就是他业余做实验创立出来的。

两位学生从老师那里了解得越来越多，他们感到眼前这几十个实验盆里的禾苗不同寻常，在细小的绿叶上承载的是袁隆平让百姓吃饱喝足的朴素希望，甚至寄寓着人类征服饥饿的梦想。

袁隆平和他的助手沉浸在雄性不育株更代繁育中，他们却不是生活在世外桃源。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像暴风雨一样席卷全国，科研机构和学校正常的研究教学被中断了，静谧的安江农校变得不再安宁。“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叫声一浪高过一浪。

历次运动中，袁隆平一贯以超脱的态度，一次次化险为夷。这一次他还会那么幸运吗？他不知道，没人知道。

他惴惴不安，暗暗留意学校层出不穷的大字报，一天，忽然发现自己“榜上有名”，他心中忐忑不安，预感到在劫难逃。大字报引起他震惊的是这样一句：“彻底砸烂袁隆平资产阶级的坛坛罐罐！”

“哎呀，不好！”他下意识往他的实验地里跑去。

然而，他还是晚了。学校水池边的几十个钵盆全部被砸烂，里面的实验秧苗全部被毁坏，一片狼藉，惨不忍睹！

看到这些被糟蹋的秧苗，想到几年的心血就这样毁于一旦，袁隆平气得浑身发抖，两行泪水从他的眼里慢慢流淌下来。

他的心在颤抖！

他慢慢蹲下去，轻轻收拣那些无辜的、身首异处的秧苗。他捧起一把秧苗，走出学校，走到距离校园不远的沅水岸边，把可怜的秧苗抛入水中。他在岸边久久站立，思绪万千。

心情好不容易平静了些，他浑浑噩噩地回到家中，不声不响地躺到床上，他的心还在滴血，理想就这样被扼杀了吗？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实验室的秧苗全被毁坏，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

妻子抱着一个多月大的孩子，焦急地看着身心疲惫的袁隆平，她知道丈夫一直是个刚强的汉子，是个大度的、乐观的人，是个超然的、睿智的学者，他没有垮下来过。她柔声而坚决地说道：“顶多是开除你，大不了，我跟你去当农民。只要不离开土地，秧苗还可以重新培育，杂交水稻还可以继续搞。”

慢慢地，袁隆平从妻子的劝慰中振作起来，他偷偷摸摸再次来到水池边，在烂泥和瓦片中找到了部分残存的秧苗，悄悄把它们藏进苹果园的臭水沟里。那些残存的秧苗，就在臭水沟边生长着。看着那些经受劫难而重新生长的秧苗，袁隆平感慨万端。

这些大自然里的生命绿色看上去是多么脆弱，其实却是多么坚韧和顽强，暴风骤雨过后，只要有一点阳光雨水，又生机勃勃地生长起来。有的时候，人比这些幼苗还脆弱。

在风风雨雨的社会里，一个人其实更应当像这些坚韧和顽强的植物一样，敢于面对暴风骤雨的袭击。

政治运动在持续，不断有“牛鬼蛇神”被从安江农校教师队伍中“揪”出来。袁隆平不存幻想，他做好了思想准备，等待着可能降临到他头上的暴风骤雨，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只有那些柔弱的禾苗给予他希望和力量。

政治“暴风骤雨”的力量，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自然界中的急风暴雨，充其量只有短暂的时间，再长，也是有限的，其危害可谓巨大，但对于有所准备的人们来说，又可以躲避，可以预防，对于灾难的后果，可以自救，可以互助。可是政治上的“暴风骤雨”似乎更猛烈，人和人之间被一道看不见的隔膜隔开了，对一个教研室的老师，都不敢明着和他往来；他的学生，对强加给他的那些不实之词，也似信非信，也许是怕受到牵连，总之是敬而远之。

沉闷的日子几乎使人窒息，人人自危，个个沉重，又像进入了无物之阵，你发现不了存在的敌人，没有战斗目标，更不知道从何处防范。

所幸尹华奇和李必湖没有被那些张牙舞爪的大字报吓到，一如既往地来找袁隆平。他们说自己是贫下中农子弟，什么也不怕。这是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带给袁隆平的些许安慰，不过袁隆平还是叮嘱他们不要在公共场合和他亲近，以免受到牵连。这样一旦他有什么“不测”，实验还能进行下去，臭水沟旁边的“宝贝”还会有人照料。

那顶“牛鬼蛇神”的帽子，迟迟没有套到袁隆平头上。一天，工作组负责人找他去谈话，而且谈话的主题居然和水稻试验有关，说工作组准备搞一块试验田，想请袁隆平当技术参谋。袁隆平虽然摸不着头脑，但感觉这不是个坏消息。回去的路上，他感觉轻松了许多。

看到工作组不为难自己，袁隆平的胆子大了起来，把藏在臭水沟的秧苗搬出来，让它们好好接受一点儿阳光雨露。他还壮着胆子主动找到工作组负责人，要求批准他每天中午请假给实验稻穗授粉。没想到他的假居然被批准了，而且他还得到了几句鼓励的话，说要搞好水稻试验。

袁隆平并没有往深里想，心中只有实验，他有底气，妻子已经表明：“大不了回去当农民，继续做试验。”

谜底还是被揭开了，这已是一年后。被赶下台的工作组负责人向他透露，本来已经把袁隆平列为揪斗对象，新账老账一起算，“牛棚”已经给他预留了位置。

要算老账，就要查档案。在查档案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张前不久从国家科委九局发来的公函。这封从北京发来的公函，与袁隆平在《科学通讯》上发表的论文有关。当时国家科委九局局长赵石英看到了这篇论文，认为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对我国粮食生产有着重大意义，就及时地以国家科委的名义，向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发出公函，责成他们支持袁隆平的实验。

看着从北京发来的红头文件，工作组负责人不敢轻举妄动，带着这个函件去请示当时的黔阳地委书记，得到的回答是“袁隆平算保护对象”。

袁隆平成了“幸运儿”，只是他还蒙在鼓里，此后许久才弄明白这封公函的来龙去脉。

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国家科委九局发来的公函，对袁隆平和他的杂交水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保护作用。

那时有“以粮为纲”的战略，湖南省科委根据国家科委的指示，多次派人到安江农校了解情况。1967年年初，湖南省科委将“水稻雄性不育”课题正式列入省级科研项目，4月，袁隆平起草了一份《安江农校水稻雄性不孕系选育计划》上报黔阳地区科委和湖南省科委。湖南省科委给予了经费支持，第一年给了600元的科研费用，以后逐年增加。

袁隆平利用这有限的经费，购买了一百多个烧废的瓦盆，作为培育水稻雄性不育系的实验设备。

湖南省农业厅还批准了袁隆平的请求，将尹华奇、李必湖这两名“社来社去”的学生留在安江农校当他的助手，每月发给18元的生活费。

1967年6月，由袁隆平挂帅，尹华奇、李必湖参加，师生三人组成的“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正式成立，学校给他们拨出半亩上等好地作为他们的试验田。

政治运动还是那样热闹，各色人物像走马灯，来来去去，总有人拉拢袁隆平加入他们的队伍，袁隆平一概拒绝。他更喜欢泥土的气息，稻苗的清香，田野是一片宁静安宁与美好，比那纷乱的争权夺势，你死我活要有意义得多。

两个助手也受到拉拢，他们不是没有心动。他们问袁隆平：“有人邀我们参加革命群众组织，我们是不是可以加入？”

“我在学校读书时，有人邀请我参加国民党的三青团，我就坚持不参加。那个时候，三青团也很风光，要是当时我得了那份风光，现在只有死路一条了。”袁隆平用自身的经历告诫他们说：“其实，你们现在已经加入一个组织了。这个组织是政府批准的，还拨了经费。连这样有利的组织都加入了，你们还在乎参加什么群众组织？”

两个年轻人豁然开朗，坚定了做科研的信心，他们播种在试验田的秧苗也长势喜人。可是，意外还是出现了。

1968年5月18日，袁隆平还做过观察记录，一切正常的试验田，在第二天上午，完全变了一个样子。

试验田里一片狼藉，田里的禾苗被横扫干净，全部被拔光，不知去向，布满试验田的是乱七八糟的脚印。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辛勤培育出来的实验材料，再次遭受了灭顶之灾。

袁隆平脑子混乱，浑身发抖，感觉天旋地转。

在田边坐了很久，他逐渐回过神来，忍着悲痛，走进烂泥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寻找劫后余生的禾苗。终于，在田埂旁的淤泥里，他发现了半埋着的五根秧苗，这是他的至宝，他连泥带根抱回家，栽到实验盆里。

袁隆平不甘心实验就此中断，还在四处寻找失踪的禾苗。直到案发后的第四天，他在一口井里发现了一些浮在水面的禾苗，捞上几根一看，果然是他的试验禾苗。他不顾井深水冷，毫不犹豫地跳进井里，可是却无法捞到更多的禾苗。校领导派人抬来抽水机，把井水抽干，捞出了井底的禾苗，但已全部沤烂了。

这是一宗蓄意破坏事件，尽管当时报了案，但没有人去认真处理这“区区小事”，这个人为的破坏案件，至今未破。

流言蜚语也流传开来，最为恶毒的是攻击袁隆平实验不见成果，是他自导自演了这场“苦肉计”。

袁隆平经历了太多的风雨，他知道应该怎样面对。他的内心更加坚定，一如既往地精心照料那几根抢救出来的禾苗。沉重的打击和无情的暗算，荒诞不经的流言，无耻之徒的破坏，丝毫没有动摇他继续从事杂交水稻研究的决心。袁隆平带着两个助手重新培育雄性不育材料，坚持不懈地进行着科研工作。即使只剩下几棵秧苗，他们仍然没有放弃希望。

这次事件还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此后很长时间，虽然水稻雄性不育的研究项目没有宣布取消，但“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却名存实亡，这项科研活动实际上又转回到个人自发的状态。

你要想快步向前，就有人扯你的后腿；你的研究刚刚有了曙光，马上就有一股势力围剿你，而且有着冠冕堂皇的理由。袁隆平的研究也没有超脱这样的怪圈。1968年6月，学校“革委会”安排袁隆平和几个人去一百多公里外的一个煤矿，去“宣传毛泽东思想”，这让他十分为难，如果去，研究就要中断，不去，有人会借此大做文章，或许会被扣上“不服从组织安排”的帽子，这帽子可大可小，甚至上纲上线。

经过一番思考，袁隆平决定去煤矿。临行前，他把两个助手叫来，要他们坚持实验。他叮嘱说：“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是省里组建的，这里掌权的人还没有那么大的权力撤销，要继续利用这个小组的名义搞实验，碰到技术上的问题可以到煤矿找他。

尹华奇和李必湖对学校这样的安排很气愤，要去评理。袁隆平阻止了。他知道不会有任何结果，而他心中有的只是实验，他要两个助手担起实验重任，不中断研究工作。

但他的心中还是有一丝不安，更不知道这一去何日是归程。

在煤矿，他思念家中的妻儿，更牵挂田里柔弱的禾苗，悲剧什么时候会再次发生？袁隆平不敢想，不忍想。

出乎意料的是在煤矿只待了两个月，袁隆平便被调回学校了。原来，他刚走不久，科研经费就被取消了，两位助手的微薄工资也被停发。两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明白杂交水稻试验的重要性，不甘心放弃培育优良品种这个目标，立即给国家科委发去求助电报，给湖南省科委和省农业厅分别发去汇报信，反映他们遇到的严重困难，请求上级责成安江农校把袁老师调回来，以便继续开展科研活动。

省科委和省农业厅接到他们的信和电报后，立即派人了解情况，证实二人反映情况属实，经过研究，决定将这项科研收上来，由湖南省农业科学院主管，专门成立了“湖南省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协作组”，把袁隆平调过去，另外再选派几人，一起参与研究。

袁隆平的科研环境改变了，研究能得以顺利开展。

探索水稻高产之路

袁隆平带着他的两个助手，跳出带给他欢乐与悲伤，一言难尽的安江小镇，到了省城长沙。他把两个幼小的儿子和整个家，留给了妻子邓哲。

走岀安江小镇，袁隆平的视野更加宽阔。他回顾过去几年走过的路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觉得要加快育种步伐，不能只限于在长沙和安江两地，而要到气候炎热的云南和海南岛去。那里气温高，每年可多繁殖一两代稻子，有利于加快水稻杂交试验。

从1969年起，每年10月中旬，当北风带着寒意吹到洞庭湖畔时，袁隆平和尹华奇、李必湖带着这一年收获的稻种，像候鸟一样，风尘仆仆奔向南国育种。他们的足迹遍及云南的西双版纳、海南岛的黎寨和苗寨。师生三人成了一支追赶季节的流动育种队，虽然科研经费紧张，但他们目标坚定，遇到任何困难都能克服。

海南岛被袁隆平赞为培育杂交水稻的“伊甸园”。冬季的海南岛，光照充足，风景优美，空气新鲜。不过他们不是去享受、去度假的，他们的劳动，比当地人更繁重。

水稻按正常季节早稻一年两熟，晚稻一年一熟，一般杂种经过五六个自交世代才能稳定，而海南岛优越的气候条件可使水稻种三季，在11月至来年4月，袁隆平和两个助手就来海南岛加育一代。异地加代，实际上加快了世代繁殖效应，加快了水稻繁育的速度，为早日成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北种南繁，他们在与季节赛跑，与时间赛跑。支撑他们的是一颗赤诚的心，一腔热血和胸怀天下的情怀。

当年的海南岛，经济落后。他们住的茅屋，窗户很小，屋里光线黑暗，夜里没有电灯。他们在地下铺上竹竿，在竹竿上铺些稻草和椰树叶子，搭成地铺。白天，他们在田里劳作，蚂蟥在他们腿上“跳舞”，他们不以为苦，把蚂蟥甩掉，继续工作，空旷的田野，偶尔传出他们爽朗的笑声和叫声。傍晚，他们到大海边戏水、游泳，体验到与在江河游泳不一样的感觉。夜里，他们点起蜡烛、煤油灯，忍受成群结队的蚊叮虫咬，读书、查资料、记笔记。

尹华奇在文章中回忆，袁隆平“从浸种、播种、育秧、移栽、施肥、打药、抽穗、杂交、选育、收种，再到播种，一道道工序，一个个环节，全都亲自到位。特别是当时没有任何现成的杂交水稻理论可借鉴，经验只能从一季一季的失败中去总结。除此之外，还要去迎接那些来自传统的旧思想的挑战”。

海南岛热带植物丛生，天气持续炎热，居住条件简陋。许多到过海南岛的人都说那里生活艰苦，袁隆平却喜欢这个美丽的绿色王国，这里是培育良种的乐土，记录了袁隆平最为自由自在的岁月，在这样一个地方可以自由散漫，无须考虑身边的人，社会的事，考虑政治斗争，随时防备暗箭。在这里他们仿佛找到了桃花源，他们已经把自己置身于时代之外，每天忙碌的身影，只是为了用汗水换取禾苗的生长，换取金色的种子，他们从大地和季节里得到最大的充实和安慰。

袁隆平和助手每年要在海南岛生活四个月，除夕之夜，不能和亲人团聚。他们坐在茅草屋里，守着一个小茶炉，每人冲上一杯清茶，天南海北神侃。为了让两个年轻人开心，袁隆平用武汉话、重庆话、南京话讲起他在不同的城市发生的故事和趣事。

长期朝夕相处，两个助手对袁隆平有了更深的了解。李必湖这样回忆他对尊敬的老师的理解：“动荡的童年生活激起了袁隆平的爱国爱民之情，形成了博爱友善的高尚情怀……这种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爱国热情一直激励着袁隆平，成为他研究杂交水稻的永恒动力和力量源泉。”

袁隆平师生三人经受的磨难，只有他们最清楚，他们从劫后余生的秧苗中，选育了雄性不育株，但他们没有料到的是，他们却再一次遭受了不小的劫难，连同他们的生命都受到威胁。

1969年12月，他们到了位于北回归线北侧的云南省元江县，在中国大多数地方寒风凛冽的时候，这里仍温暖如春。他们租居在元江县农技站一座平房里，还租了农技站的水田作为试验田。29日，他们把种子浸在水里。

1970年元月2日凌晨，袁隆平在睡梦中被猛然惊醒。他发现身下的床在晃动，天花板上的石灰块噼里啪啦掉了下来。急得他大叫：“快起来，地震了！”

两个年轻人醒来，赶紧提着浸了稻种的铁桶往外跑。他们刚刚跑出去，那座平房就倒塌了。天亮了，余震不断发生，大地仍在晃动。广播中报道，离元江县150公里的峨山县发生7.2级强烈地震，受到波及的元江县，震级在5级以上。

农技站的老支书来看望他们，劝他们：“这里是危险区，你们怎么还留在这里，不要命了吧，应该赶快离开。”

袁隆平指着浸在铁桶里的稻种说：“种子都要下田了，我们怎么能离开？”他们在水泥球场用塑料布搭起一个窝棚，在水泥地上垫了几把稻草，再铺上一张草席，这就成了他们的床铺。种子该催芽了，他们在窝棚里拴上一根绳子，把铁桶里一个个装着稻种的小布袋捞出来，挂在绳子上。每隔几小时浇一次水，好让种子在布袋里发芽。

每次余震发生，挂在绳子上的小布袋就跟着晃动，他们没有畏惧，却相视而笑。是执着让他们不惧大自然的灾难，稻种在摇晃的土地上播下去，他们收获的是又一季种子。

尽管收获了种子，可是他们的粮食供应却发生困难。没有粮食，他们就吃当地的甘蔗，三人的口腔都磨出了泡，这些一般人难以承受的苦，于他们却是家常便饭。尹华奇曾在《袁隆平巨大成功的关键因素分析》一文中回忆说：

曾记得，1970年4月，袁老师带着我从海南岛回安江农校，经过通道县时，正值双江洪水，砂宜渡口停航，客车不能通过，24小时待在汽车里，没吃没喝。直到第二天下午山洪减退，才冒险坐小船过了河。类似这样的事件还有很多，就是由于长期南繁北育，饮食没规律，导致他患上了过敏性肠炎。

南繁北育，是极其有效的措施，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一年抵两年用，杂交水稻也在他们“南征北战”的驻点迅速更新换代。

即便如此，进行了好几个年头的育种试验，还是得不到根本性的突破。元江育种的实验发现了新的问题：不育率不仅没有提高，反而由原来的70%下降到60%。

不是所有的辛苦都能换来实验的进步，育种的成功。面对这种的情况，袁隆平陷入思索当中，他梳理自1964年发现第一株雄性不育株以来所做的实验，还没有找到一个能使它们的不育系后代达100%的品种，就是说他们距离成功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他们的目标是“提高不育率，达到100%”。他静下心来读书、找资料，想从中发现一些值得借鉴的地方。果然一则记录映入他的眼帘，在美国农学家进行高粱杂交过程的有关论著中这样记录：

杂交高粱不育系开始是用西非高粱做母本，南非高粱做父本，回交几代才成功的。分析其原因，是地理环境造成的远缘杂交，由于生理不协调而引起的不育。

回顾，质疑，比较，借鉴，在苦苦地思索中，袁隆平的灵感再一次闪现。他想，倘若把杂交系的亲缘关系尽力拉大，其效果可能会好得多。这种亲缘关系拉得更大更遥远的材料到底是什么？他想到了野生稻，对，也只有野生稻！

他迅速调整试验方案：从亲本选择着手，走远缘杂交的道路。他把自己的想法详细讲述给两个助手，他们同样激动，然后就是付诸行动，这又是一次大海捞针，考验的是人的精神，人的耐力，以及劳而无获时怎样给自己打气，坚持下去。

1970年秋天，袁隆平带着助手尹华奇和李必湖又到海南岛崖县（今三亚）的南红农场。他们紧张的浸种催芽、播种育秧随之展开。从此这里成了他们育种的试验点，他们租房子，租水田，开展育种试验。直到12年之后的1982年，湖南省农业厅拨款两万元，建了一座平顶砖房，拉来电线，安了电灯，他们才有了一个固定的“家”，后来这里被逐步发展成为杂交水稻实验基地。

在南红农场的试验田播下的种子冒芽后，袁隆平决定让两个助手照料试验田，他到北京查阅一些资料。繁忙的育种活动，并不就能说明一定会成功，既要低头拉车，还应抬头看路，这样才能少走弯路，或者不走弯路。袁隆平希望关注和了解国际水稻育种研究的最新进展和动态，也许能获得一些有用的信息。

他在北京研读资料的时候，两个助手从海南岛发来报喜电报：找到了雄性不育野生稻。

对袁隆平来说，这是天大的好消息！没有什么事情能使他如此激动，他来不及买票，连夜挤上了南下的火车，他的心已直奔海南岛了。一到农场，他就赶往试验田，终于看到了那株他们认定存在，却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可贵的野生稻。

这株野生稻的发现者，应该写下重重的一笔，他们是李必湖和南红农场的技术员冯克珊。在田野里发现这株野生稻后，他们连泥带稻挖过来，栽到了试验田中。

仔细观察后，袁隆平又采集了稻花样品，回屋放在显微镜下进行检验，最后确认，这确实是一株十分难得的野生稻雄性不育株，袁隆平当即把它命名为“野败”。第二天起，李必湖用试验田里仅有的一个正处在抽穗末期的籼稻品种与“野败”杂交，连续4天，共杂交8个组合，65朵小花，后因遭风雀啄食，只得到3粒种子，这是多么金贵的3粒种子啊，它比黄金还要珍贵万倍。

1971年元旦，他们采取无性繁殖分蘖的方法，把“野败”插在试验田空余的地方，将分蘖分三个地段，共插46株。

后来“野败”在实验中显示出巨大的优势，正如袁隆平预想的那样，它为杂交水稻研究，起到了打开突破口的重要作用。

谈到发现“野败”的功绩时，袁隆平说：

有人讲李必湖等发现“野败”只靠运气，这里有一定偶然性，但必然性往往寓于偶然性之中。一是李必湖是有心人，是专门来找野生稻的；二是他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当时全国研究水稻雄性不育性时间较长的，只有李必湖、尹华奇和我，所以宝贵的材料只要触到我们手里，就能一眼识破。别人即使身在宝山，也不见得识宝。这就是李必湖发现“野败”的必然性。

这是客观的论述和评价，就拿“野败”来说，见到的恐怕也不止李、冯二人，何况田野间“野败”虽不说到处都是，却也绝非独此一株。

李必湖在后来写的一篇文章中，也对此进行了分析：

袁隆平充分了解了我国的自然条件和水稻资源……在杂交水稻研究徘徊不前的时候，他制定出走远缘杂交的路子，后发现“野败”，一举打破了杂交水稻研究的突破口，取得成功。

袁隆平成功的原动力来源于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他总是把社会的需要当作自己的理想追求，把为人民谋福利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

1972年，袁隆平在《利用“野败”选育水稻不育系的进展》一文中写道：“用以前的材料和方法，采用筛选法和人工制造法，是很难获得保持系的，至少我们感到前景渺茫。唯野败表现与其他不育材料不同，真是异军突起，别开生面，给实验带来了很大的起色。”

发现“野败”，然后走向实验的成功，是有因果关系的，但这样一件事情到底有多么巧妙、有多么艰难，美国著农业经济学家汤·帕尔伯格先生在其著作《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中的一段话，专门论及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和“野败”的意义，借用他人的表述，或许我们更能看得明白一些。他说：

李（必湖）先生在海南岛能找到这种原始材料，发现其杂交价值就更为稀罕了。“野败”植株通过杂交能把可育的雌蕊和败育的雄蕊遗传给后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由此产生的雄性不育的可能性对一个恢复基因做出响应的可能性同样是很微小的。所以上述事件同时出现的概率，用统计学的术语来说，明显是小概率事件。小概率事件就是偶然事件。可是这种奇迹居然发生了。

……

这些发明创造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当事人不仅是亲眼见到了这些事物，而且从内心领悟并很快抓住了这些事物的本质。这就是科学工作的本质。机会成就了有心人。

机会总是为有准备的人留着，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发明创造如此，其他领域亦如此。

1971年年初，国家科委和农业部组织了杂交水稻科研的全国性协作组。3月下旬，正当“野败”的F1代“子女”抽穗的时候，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的18个科研单位五十余名农业科技人员，先后来到南红农场，他们是来学习和参与研究的。

袁隆平毫无保留地向这些科技人员报告了他们的最新发现，慷慨地把辛勤培育的“野败”材料分送给大家，让他们一边学习一边实验。

袁隆平以无私的胸怀、高尚的品德和对杂交水稻的深入研究，赢得了各地科研人员的敬重，他自然而然地担当起中国杂交水稻研究最高学术带头人的重任。袁隆平无偿奉献“野败”材料之后，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来自全国的一百多名科技人员，使用了上千个品种，与“野败”进行了上万个回交转育，极大地促进了杂交水稻的研究进程，这也正是袁隆平所希望的，也是他把“野败”交给科研人员的初衷。

1972年3月，杂交水稻研究被国家科委列为全国重点研究项目。9月，在湖南长沙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杂交水稻的研究科研协作会，许多农业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参与基础理论研究，与育种工作者紧密配合，形成了全国性的协作攻关阵势。

此后，杂交水稻的研究还经历了恢复系没有找到，稻谷产量与其他品种持平，稻草产量增加等波折。有的研究人员灰心丧气，流言、嘲讽等也接踵而来，袁隆平鼓励大家，查找原因，不畏流言，看到进步。

黎明前的黑暗使很多人丧失了继续斗争的勇气，丘吉尔说过这样一句话：“成功的秘诀就是：坚持、坚持、再坚持！”世上所有的成功，都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袁隆平一如既往思索着、实验着。为使杂交水稻尽快应用于生产，他在海南岛亲自配置了十多公斤稻种，分给助手实验。这年秋天，在湖南省农科院1.2亩的试验田里，这些种子收获了505公斤的高产量。铁的事实，证明了杂交水稻的研究的初步成功。

1974年，袁隆平扩大了实验，各个试点都取得了显著效果。在湖南的一些实验田里，在与常规良种稻同等管理条件下，杂交水稻每亩产量增加50～100公斤，增产率为20%。

不久，袁隆平成功育成了中国第一个强优势组合“南优2号”，在实验田中，取得比常规水稻增产30%以上的佳绩。

到杂交早稻“威优35”问世，事实雄辩地证实了杂交稻的优势。袁隆平和他率领的技术人员终于闯过了杂交水稻配组的优势关。

袁隆平实现了“三系”配套，闯过了优势关，不料却又冒出了一个更大的难关——制种产量低、杂交种子成本太高。这一关过不了，杂交水稻就无法大面积推广种植。

袁隆平深入田间地头，经过仔细观察调查，他发现杂交制种的关键，并非一些学者指出的花颖太小、花粉太少的原因，而是取决于父本和母本的扬花时间能否步调一致，如果两者花期相遇，花粉能均匀地散落在母本花蕊之上，亩产杂交种子就可大大提高。

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他开始了高产制种试验。他细心观察父本和母本的开花习性，寻找叶龄与花期的关系，推算播种时间，一套方案在他脑子里形成了。

他安排父本和母本分期播种，有效地调节了花期。让父本和母本做到同时开花，有效提高了稻种扬花受孕率。他还学习农民的耕作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一把剪刀加一根绳子”，就是在抽穗时，用剪刀把过多的稻叶剪掉，便于花粉飘散受孕。当水稻扬花之际，两个人拉着绳子在稻田两边的田埂上走过，让绳子在开花的稻穗上拂过，促使稻穗上的花粉充分飘散，实施人工辅助授粉。另一个研究者罗孝和发现如果父本或母本某一方抽穗较晚，喷洒“920”喷剂，可以催促同步抽穗。这些来自田间地头最实用的“土办法”，解决了国外研究者无法逾越的难题。

1975年冬天，湖南省政府在得到中央和国务院有力支持的情况下，加大杂交水稻推广的力度，拨款100万元、拨粮150万公斤，组织全省八千多人的育种大军赴海南岛，拉开了全国大规模南繁制种的序幕，袁隆平被任命为技术总顾问。

规模大了，他们在3.3万亩的土地上，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繁育四次，把原来117公斤的种子，成功繁育到11万公斤。在育种取得成功的同时，这些技术员也学得真传，回乡后成了推广杂交水稻的骨干力量。

1976年开始，杂交水稻在湖南省进行大面积推广，随即在全国遍地结果。袁隆平的名字在农民群众中口耳相传，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杂交水稻的推广被称为“第二次绿色革命”。

让杂交水稻造福全人类

随着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并取得巨大的生产效益，杂交水稻技术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1981年，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把籼稻型杂交稻的研究成功与氢弹、人造卫星的发射回收，并列为我国科学技术的重大成就。

1981年6月6日，袁隆平和籼型杂交水稻获国内第一个特等发明奖。这不仅在国内引起轰动，也引起了世界的极大关注。袁隆平开始走出国门，与国际同行进行交流。

1982年秋，国际水稻研究所召开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森先生庄重地引领袁隆平走向主席台。同时，投影机在屏幕上打出了袁隆平的巨幅头像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英文字幕。会场为之欢声雷动，来自世界各国不同肤色的学者和专家一致起立，向袁隆平鼓掌致意。曾担任过印度的农业部长的斯瓦米纳森也是著名的水稻专家，他在发言中说：

今天，我十分荣幸地在这里向你们郑重介绍我的伟大的朋友、杰出的中国科学家、我们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特邀客座研究员——袁隆平先生！

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世界带来了福音！

这次会议期间，菲律宾报纸头版刊登了袁隆平的照片和“杂交水稻之父”的大字标题。从此，袁隆平在国内和国际上赢得了当之无愧的“杂交水稻之父”的称号，这也是袁隆平非常珍惜的一个荣誉。

1985年10月15日，袁隆平首次获国际大奖：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发明和创造”金质奖章和荣誉证书。

1986年10月，国际水稻研究所和湖南省科委、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联合在长沙举办了世界首届杂交水稻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的专家共200多人参加了这次盛会。袁隆平作了题为《杂交水稻研究与发展现状》的学术报告，提出了今后杂交水稻发展的战略设想：通过“三系法”过渡到“两系法”，再向“一系法”发展。这一新颖的设想，让与会的代表深受鼓舞。

后来，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还举办了多期杂交水稻国际培训班，为印度、越南等国家培养了一批杂交水稻的专业人才。袁隆平也先后应邀前往菲律宾、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德国、埃及、澳大利亚等国家传授技术，让世界各地的人们分享丰收的喜悦。

“杂交水稻之父”的声誉，并没有使袁隆平骄傲，更没有使他止步，他感到三系法虽然大幅度地增产，但也存在着配组不自由、种子生产环节多等不足，他决心开展新的攻关，提出了育种方法从三系向两系再向一系迈进的战略设想。

从三系向两系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有好心人劝袁隆平：“你已成了著名科学家，万一搞砸了，岂不坏了名声？”他却回答：“搞科研如同跳高，跳过一个高度，又有新的高度在等你。要是不跳，早晚要落在后头；即使跳不过，也可为后人积累经验，个人的荣辱得失又算得了什么！”

1984年6月15日，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袁隆平任中心主任。同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1987年，两系法研究被列为国家“863”计划项目，袁隆平出任责任专家，主持全国16个单位协作攻关。

1995年，两系法杂交水稻大面积生产应用，到2000年全国累计推广面积达5000万亩，平均产量比三系增长5%—10%，续写了“东方魔稻”的新篇章。

当全国农业界的兴奋还没有离开两系法，袁隆平又提出了更高的奋斗目标——研究超级杂交稻。“超级稻计划”又称水稻超高产育种计划，最早是由日本人于1980年提出实施的。日本计划用15年的时间，育成单产达到12吨/公顷的超高产水稻品种。1989年，国际水稻研究所提出培育“超级水稻”并定名为“新株型育种计划”，计划于2000年育成产量12吨/公顷的超级稻。此后，世界各水稻生产国竞相追随，提出并实施自己的“超级稻计划”。但由于技术路线选择失当，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1996年，中国农业部制定了“中国超级稻计划”。袁隆平把塑造优良的株叶型与杂种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提出了旨在提高光合作用效率的超高产杂交水稻选育技术路线。1998年，这一项目受到国务院的高度重视，获总理基金1000万元资助，同时也被列入国家“863”计划。

经过5年的攻关，袁隆平终于在2000年达到了农业部制定的第一期目标——共有数十个百亩片和数个千亩片亩产700公斤以上。他的超级杂交稻研究论文再一次在国际水稻学术会议上引起轰动，各国专家纷纷向他表示祝贺：“中国人了不起！”

2004年，超级杂交稻又达到“中国超级稻计划”的第二期产量指标——亩产800公斤以上。

2011年9月19日，袁隆平指导的超级稻第三期目标亩产900公斤高产，攻关获得成功，湖南隆回县百亩试验田亩产达到926.6公斤。

但袁隆平的目标远不止这些，他第四期目标就是平均亩产1000公斤，他的目标在一步步接近。

袁隆平是成功的，他的成功不在书斋，他说：“谈到杂交水稻的成功，可以用这样一个公式来说，知识+汗水+灵感+机遇=成功。有知识是很重要的；有了知识，又发奋努力，才会有灵感；再加上好的机遇，才有可能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如果没有平常日积月累的知识，即使流再多的汗水，在科学上也出不了灵感；即使机遇再好，也可能视而不见。”

他的成功当然也还有另外的原因，他说：“作为一个科学家，不能迷信权威，迷信书本，也不能因为取得一丁点的成就就沾沾自喜，居功自傲。科学是没有止境的。只有敢于探索勇于创新，才能成果迭出，常创常新。”

袁隆平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正如国际水稻所所长斯瓦米纳森博士所说：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人类带来了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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