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火箭之王

钱学森（1911～2009），浙江杭州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教授。1955年，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争取和帮助下回到祖国。2009年被授予“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1923年9月，钱学森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习，1929年9月，钱学森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铁道门，1934年6月考取清华大学第二届公费留学生，1935年9月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1936年9月转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成为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的学生，并很快成为冯·卡门最得意的弟子。先后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和航空、数学博士学位。1938年7月至1955年8月，钱学森在美国从事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和火箭、导弹等领域研究，并与导师共同完成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研究课题和建立“卡门—钱近似”公式，在28岁时就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成为20世纪众多学科领域的科学群星中极少数的巨星之一。

钱学森是为新中国的成长做出无可估量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团体之中，影响最大、功勋最为卓著的杰出代表人物，是新中国爱国留学归国人员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建设者，是新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人民科学家，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

民族利益高于一切

2009年3月28日晚，“世界因你而美丽——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影响世界华人盛典评委会这一年决定设立终身成就最高荣誉大奖，要向一位对中国的国家发展以及全世界人类进步有着卓越贡献的华人表达最崇高的敬意。

评委会最后一致推举了这样一位老人，他的个子不高，说话声音不大，为人很低调，但是他的成就却让我们所有的人为之仰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的建国史上，他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人类的科技史上他留下了不可估量的财富，他就是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终身成就最高荣誉大奖的获奖人——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先生。

钱学森的贡献无可争辩地说明，他获得“终身成就最高荣誉大奖”既是实至名归，也是全球华人的众望所归。

人们对钱学森并不陌生，他的成就是和祖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钱学森对中国的贡献，公允的一句话是：“没有钱学森，就没有中国航天今天的业绩。”

对于钱学森，最广为人知的一句话是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说的：“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能让他离开。”

钱学森自己说得最令人感慨的一句话是：“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2003年10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进行了一次电话抽样调查，其中谁是“中国首席科学家”的抽查结果显示：钱学森以33.25%的提名率居于第一，第二位是华罗庚（16.9%），第三位是袁隆平（12.8%）。

有一些非常著名的人物曾经给予钱学森评价，这些评价可能并不全面，但都从不同角度说明了钱学森所具有的才智、品质和能力，以及在国际科学界的定位。

1956年，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第一次会见钱学森，针对“钱学森抵得上五个师”这句话，毛泽东说：“我看呀，对我们来说，你比五个师的力量大多啦！”

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这样评价他：

我们的朋友钱学森，是1945年我向美国空军科学顾问组推荐的专家之一。他是当时美国处于领导地位的第一流火箭专家，后来成了世界闻名的新闻人物。

钱学森作为加州理工学院火箭小组的元老，曾在二次大战期间对美国火箭研究做出重大贡献。他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天才，他的工作大大促进了高速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科学的发展。

钱的这种天资是我不常遇到的。我发现他非常富有想象力，他具有天赋的数学才智。人们都这样说，似乎是我发现了钱学森，其实，是钱学森发现了我。

美国专栏作家米尔顿·维奥斯特曾这样写道：

冯·卡门是空气动力学领域里独一无二的大师，而钱（学森）的名望仅在他一人之下，钱是冯·卡门雄心壮志与事业的继承者。钱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的一颗明亮的星。

1980年5月20日合众国际社记者罗伯特·克莱伯的题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一文指出：金布尔对钱学森博士才能的高度评价，已经被1955年钱获准离开美国回国以来的事实所证明。正是因为有了钱学森，中国才在1970年成功地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现在，由他负责研究的火箭，正使中国成为同苏联、美国一样能把核弹头发射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国家。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史蒂夫教授认为：他（钱学森）在美国的成绩很好，但不足以令人折服，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贡献才真正了不起。

钱学森夫人蒋英对丈夫的评价是：他是一位把祖国、民族利益和荣誉看得高于一切的人，说得上是一位精忠报国、富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

2001年12月21日，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钱学森星”命名大会上说：钱学森院士作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和唯一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既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始终将个人的前途与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2007年钱学森被评为当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组委会授予钱学森的颁奖词是：

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

钱学森的学生、院士、曾任国务委员的宋健说：钱老是我们的民族英雄。

钱学森见证了中华民族由受人欺凌，到全民抗战，再到“中国人民站起来”，继而步入飞速发展、成为屹立于世界的巨人。他的爱国不是凭空来的，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他一生的所作所为、生命轨迹，都和祖国紧紧相连，“爱国”是钱学森身上散发出的最耀眼的光芒！

出类拔萃的学生

1934年7月，23岁的钱学森从上海交大毕业，和所有的人一样，他面临着职业选择。如果那时候的中国是富强的，是蓬勃发展的，钱学森会成为一名杰出的工程师，这就是他一直以来的理想，他希望设计和制造出大量的火车，发展国家的交通。可是，这只是一个假设，当时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

这一年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自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战争以来，短短的时间内，日本关东军已经占领了东北三省。

1934年1月28日，日军围困察哈尔，目标直指华北，进而侵占中国。

3月1日，溥仪在长春由执政改称“皇帝”，改年号为“康德”。

3月11日，蒋介石对红军发动总攻。10月，红军被迫开始长征。

9月17日，国联改选非常任理事，中国竞选连任失败。

这就是当时的中国。

在上海学习了五年的钱学森，眼界越来越开阔，他意识到火车的发展已经落伍于时代，蒸汽机要让位于电力。钱学森明白，在美国科技的高速发展过程中，飞机、汽车和无线电这三大技术起着重要作用，他决心到美国去，学习最先进的科学技术。

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飞机制造专业第二届庚款留美公费生，并在清华大学学习，他的两位导师，分别是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代飞机的航空工程师王助和我国航空工业的先驱、清华大学教授王士卓，两人都是有名的爱国知识分子。

在钱学森准备出国期间，父亲钱均夫为他购买了《老子》《墨子》《庄子》《孟子》《论语》等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并对他说：“熟读这些典籍，可以对祖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摸到一些头绪。”

导师王士卓告诫钱学森：“祖国是母亲，儿子怎么能够嫌弃母亲长得丑呢？更不能去骂亲娘。无论你在什么地方，都不要对自己的祖国说三道四。祖国富强，人民光彩；祖国落后，我们脸面无光。要知道，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把自己的祖国奉为至尊。我们之所以称中华民族为优秀民族，这是一个重要特征。”

1935年8月，钱学森在上海黄浦港码头登上轮船前，钱均夫把一张纸条交到钱学森手里，这是父亲给他的“礼物”，在船上，钱学森展开纸条，上面是这样一段文字：

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如智、如忠、如悌、如孝！吾儿此次西行，非其宿志，当青青然而归，灿灿然而返！

——乃父告之。

出国前，钱学森还和同窗好友戴中孚约定：学好本事归来报效祖国。美国有先进的科学技术，绝对不能到美国白跑一趟，一定要为遭受日本侵略者蹂躏的祖国争口气，学成以后，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钱学森后来回忆：“我到美国去的时候，心中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把科学技术学到手，而且要证明我们中国人一定可以赛过美国人，达到科学技术的高峰，这是我努力的方向。”

钱学森到美国之前，他的所思所想，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学好技术，一是报效祖国。无论是他的父亲，还是导师，也都表达了同样的想法和期望；无论是和同学的约定，还是后来的回忆，充分表明钱学森当时就有明确的想法，他的人生也正是在预定的轨道运行。

钱学森到美国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攻读硕士学位。

他的成绩是优异的。当时，有位教授总喜欢出一些偏题怪题，很多学生做不上来，考试不及格。愤愤不平的学生，准备找教授抗议。他们走到教授办公室门口，忽然发现教授贴出的一张考卷，教授在这张考卷上批了一个大大的“A”，答卷卷面整洁，没有一处修改。仔细看，正是钱学森的考卷，闹事的学生呆住了，他们没人有勇气敲开教授的门。

钱学森的知识来自勤奋，也来自到图书馆广博的阅读，他是那里的常客。长期沉浸在图书馆中，开拓了他的视野，使他受益无穷。

在半个世纪后的1996年4月，上海交大百年校庆之际，钱学森写给母校的一封信中，他用《图书馆与钱学森》作为发言的题目，回顾了他和图书馆以及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一些事。他讲到他在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师大附中图书馆的阅读。他是从书上知道了爱因斯坦是科学伟人，知道了国际国内大事。在上海读书时，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是他每天必去的地方，一是读报，二是看书。他在阅读中找到了他后来从事的一个主要专业。

他如是表述：“在麻省理工学院，后来又到加州理工学院，都是理工科大学。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前后总共六年，先是当研究生，后来任教。在这一时期，学校图书馆对我就更重要了。我的研究工作中有许多数学和物理学问题要解决，为此我在学习工程技术知识之余，还要学习数理学科的知识。”

钱学森当了教授，仍旧这样做，并要求他的研究生这样做，还在每周的学术讨论会上请大家讲讲学术动态，共同吸收新思想、新成果，以促进他们的研究。

他深情地回忆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图书馆和资料馆，就没有今天的钱学森。”

图书馆是钱学森了解学术动态和汲取知识的重要场所，他的学习和研究不断发生飞跃。

在学习上游刃有余，钱学森在异国他乡遇到了令他十分愤慨的事情。

一次，一个美国学生当着钱学森的面，耻笑中国人的愚昧无知，以及他们通过自己的渠道了解到的中国曾经有过的抽鸦片、裹脚等陋习。钱学森正气凛然地说：“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现在比你们落后；但作为个人，你们谁敢和我比，到期末比谁的成绩好。”

那些学生没有人敢和钱学森比，而钱学森正是用超乎寻常的毅力在学习，他知道自己代表的不仅仅是个人。期末他以全班第一的成绩，证明了自己的优异。

他的好成绩，也引来一些人不怀好意的询问，有人问钱学森是不是有犹太人的血统，钱学森郑重地回答：“你错了，我没有什么犹太人的血统，我是中国人，我的祖祖辈辈都是中国人！”

尽管钱学森用优异的成绩回答那些看不起中国人的诘难，但他在异国受到的不平和歧视，是多方面的，不能全靠优异的成绩解决。偏见几乎无处不在，个人的力量并不能将所有的偏见一扫而光，来自贫穷、落后的国家的人，遭受的屈辱，钱学森有着深刻体会。

1936年8月，以优异成绩取得硕士学位的钱学森，结束了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学习。按照学院办学宗旨，钱学森应该到对应专业的工厂或者科研部门实习，这样的话他该到飞机制造厂实习。但是偏见又一次降临，美国的飞机制造厂不接纳外国学生。

钱学森无力去改变这赤裸裸的歧视，但他为祖国富强而发奋学习的决心没有动摇，甚至更加坚定。既然此路不通，他决定放弃对航空工程的学习，改学航空理论，投奔正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的世界航空和理论权威——冯·卡门教授。

这是被逼无奈的另辟蹊径，但正是这改变，造就了一个杰出的钱学森。同样如果一切顺利，钱学森也许会在他选择的飞机制造上有一番作为，但绝不是后来的钱学森。

成为美国导弹事业的奠基人

冯·卡门是匈牙利籍犹太人，1936年入美国籍，是20世纪最伟大的美国工程学家，开创了数学和基础科学在航空航天和其他技术领域的应用，被誉为“航空航天时代的科学奇才”。

钱学森初见冯·卡门，就获得了冯·卡门的好感，冯·卡门向钱学森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钱学森准确而且对答如流，深得这位大师的喜欢，他毫不犹豫地收下了这位学生。

钱学森将改学航空理论且投师冯·卡门门下的消息告诉了父亲，取得了父亲理解和支持。

在钱学森通往成功的道路上，他的恩师冯·卡门教授功不可没。钱学森学到的除了尖端的专业知识，还有治学严谨和不拘一格，以及冯·卡门为人处世的开朗、精力充沛，博大的心胸……

在冯·卡门的指导下，钱学森没有止于仅仅学习航空系的知识，化学、物理、数学系等不同知识的积累，都为钱学森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时，钱学森过着紧张而简朴的生活，一杯开水，一块面包，就是他的一顿饭。

生活上的简朴，并不能影响钱学森对于知识的渴求。20世纪30年代，火箭还属新生事物，钱学森却对火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参加了火箭实验的工作。这个火箭小组的成员有五个，是民间组织，没有资金，也没有设备，甚至连实验、研究的场地都没有，而且他们还被周围不理解的人视为怪人。

他们克服各种困难，没有设备就到旧货摊或者废品仓库去拣零件自己安装，没有场地，就在自家房后的草坪上进行。

经过克服重重困难后，他们收到一笔1000美元的赞助。

在实验中，曾经因为爆炸差点使小组成员丧命，学校师生把他们称为“自杀俱乐部”。

“自杀俱乐部”有危险，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取得的成绩，他们后来进行试验的地方，成了美国火箭的摇篮，最后发展成为全球著名的“喷气推进实验室”。

不俗的成绩，引起了美国军方的瞩目。不久，冯·卡门参加了一个美国科学院所属的航空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会议建议，发明一种火箭，能够推动重型轰炸机，使其可以在很短的跑道上或航空母舰上快速起飞。

冯·卡门回到学校后，马上和钱学森等商议，决定接受这个任务。

1939年，美国科学院接受冯·卡门教授的建议，决定在加州理工学院成立火箭研究中心。不久，在冯·卡门、钱学森等人的提议下，一个庞大的实验室——加州帕萨迪纳“喷气推进实验室”诞生了。

钱学森正是从这里一步步走向人生的辉煌的。

1940年，钱学森在美国航空学会年会上，宣读了一篇关于薄壳体稳定性的研究论文，他对一系列艰深问题发表了开拓性的极具远见卓识的观点，这项独立的研究成果，使钱学森在航空技术工程的理论领域声名鹊起，使他持续地发挥才能，接二连三攻克理论难题，攀跃上一个又一个科学高峰。他和导师冯·卡门是世界上最早提出高超声流程理论概念的人，当时钱学森年仅29岁。

在1941年试飞成功的火箭研究、设计中，钱学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后，在冯·卡门教授的指导下，钱学森与人合作，又出色地完成了美国第一枚导弹的设计工作。他当之无愧地成为美国导弹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美国军方在总结二战的军事技术工作时，对钱学森给予很高评价，赞扬他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无法估价的贡献”。

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对钱学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作用做了这样的评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钱的帮助下，使大大落后于德国的非常原始的美国火箭事业过渡到相当成熟的阶段。他对建造美国第一批导弹起过关键性的作用。他穿上了军装随同盟国军队进入德国去研究由希特勒的工程师们设计的可怕的空袭武器。四年以后，他就成为制定使美国空军从螺旋桨式飞机向喷气机过渡，并最后向遨游太空的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远规划的关键人物。钱的贡献的价值，一次又一次地得到美国官方的赞扬和确认。钱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的银河中的一颗明亮的星。

美国科学界人士普遍认为，每当冯·卡门在空气动力学发展中做出贡献时，钱学森总是他必不可少的合作者和顾问。维奥特曾这样写道：

最后，钱被公认为是科学上与卡门齐名的人。这两个人，导师和学生，就像一个人一样地工作。冯·卡门以他的天才赢得了“超音速时代之父”的称号。在空气动力学领域里他是独一无二的大师，而钱学森的名望仅在他一人之下。每当冯·卡门在几乎每一项空气动力学的发展中做出革命性的发现时，钱总是他必不可少的顾问和合作者，钱显然是冯·卡门雄心壮志与事业责任心的继承者。自从这位老人去世，钱在他的领域里已成为无与伦比的人。但是在向顶峰攀登的过程中，他并不墨守冯·卡门的成规，而是依靠他自己的独创精神。

1945年年初，钱学森成为以冯·卡门为团长的空军科学顾问团的成员。德国投降后，他随该团的考察小组到欧洲考察航空和火箭技术工作。

考察结束后，科学顾问团编写了九卷带有展望性的报告——《迈向新高度》，其中有五卷由钱学森执笔。

钱学森的研究，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正当他取得一个又一个成绩的时候，意外出现了。

1946年暑假期间，冯·卡门教授因与加州理工学院在一些事情上出现分歧，最终辞职。钱学森随即离开，回到麻省理工学院，担任副教授，开始负责教授攻读空气动力学的研究生。

1947年，麻省理工学院恭请冯·卡门教授写推荐信，破格提升钱学森为终身正教授。这年钱学森36岁。

升任终身教授的钱学森在学院为他举行的学术报告会上，做了题为《飞向太空》的报告。各方来宾中有美国国内著名的火箭飞行专家，也有专程从加州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赶来的知名学者，还有钱学森的同学、同事、同行以及中国老乡，来自华盛顿五角大楼的军界代表也不会错过这样的盛会。

作为第一个走进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行列的中国人，作为第一个在这种场合中做演讲报告的中国人，钱学森的心中充满骄傲和自豪感，为祖国，也为自己。这位离开祖国已12年的游子，从来未曾忘记祖国。

虽身在异国，他从家信中，从各方面的消息中，聆听祖国的声音，感知祖国的变化，国家的命运，时刻挂在心头。

1947年夏，钱学森接到父亲的信，得知日夜思念的母亲去世了，他悲痛万分，决定立即回国。

这年7月，钱学森向麻省理工学院请假，飞越广阔的太平洋，直抵上海。

望眼欲穿的父亲，早已在等候久别的儿子。晚间，父亲向儿子讲述了十几年来的家事国事，当父亲讲述母亲去世前的情形时，钱学森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和汹涌的泪水。过了好大一会儿，老父亲从枕头下摸出了一页泛黄的小纸，递到钱学森手中。钱学森一眼就认出了母亲那娟秀的手迹，那是母亲写下的一首思念儿子的诗：

窗外细雨飞，老妇命垂危。

夫君煎药苦，盼子子不归。

诗笺上泪痕斑斑，钱学森手捧母亲临终留下的小诗，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悲怆，放声大哭。

这次回国，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建议聘请钱学森担任校长职位。这一建议，却被教育部回绝，说钱学森太年轻，不适宜当校长。钱学森谢绝了所有院校的聘请，决心回到美国从事研究工作。

1948年，钱学森被推选为全美中国工程师学会的会长。他在大学里担负着教授空气动力学、弹性力学等课程，负责主持对新的推进技术的研究。繁重的教学工作和社会工作，没有削弱他将核能技术引入火箭发动机的雄心壮志，他以非凡的意志与智慧敲开了未知世界的坚硬外壳，他的论文《关于火箭核能发动机》，是世界上第一篇关于核火箭的出色论文。这篇论文首次将核能技术引入火箭发动机，在数十年仍被公认是经典，论文使美国的科技泰斗们震惊。它将人们带入一个无法想象的新天地，重新唤起了人类开拓宇宙空间的火一样的热情。

刚满38岁的钱学森，已被世界公认为力学和应用数学界的权威和流体力学研究的开路者之一，同时又被公认为卓越的空气动力学家，现代航空科学与火箭技术的先驱和创造人。

五年艰难归国路

钱学森取得学术上成就的同时，他那颗爱国心不但丝毫未曾改变，而且越来越强烈。父亲给他的信中，常常讲述看到、听到的情况，钱学森给父亲的回信中，更是不止一次发出“旅客生涯做到何时”的感叹。他在信中告诉父亲，多次梦见上海，梦见那所伴他度过美好童年时代的老房子。

钱学森在寻找最佳的归国时机。

1949年5月14日，中国科协香港负责人曹日昌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向钱学森发出邀请信，转达了人民政府求贤若渴的愿望。

不久，钱学森听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他马上开始做回国的准备，这是他多年的夙愿。

他知道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急需科学技术，急需建设人才，他认为“施展才华报效祖国的时候到来了”！

虽然归心似箭，钱学森却深知绝不能贸然行动，他很清楚自己为美国军界服务多年，较深地介入了美国军事技术工作，美国军方绝不会轻易让他离开。为此，他首先要求退出美国国防部空军科学咨询团，但这一要求直到1949年年底才得以完全实现。

艰难还在等着他，即便钱学森有充足的思想准备，但他没有想到回国的路是那样漫长，那样艰难。

1950年2月9日，美国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宣称：从一个俱乐部里，掌握了一份205名共产党人的名单。顿时，以麦卡锡为首的狂热反共分子，对许多无辜的美国人和在美国的外国人展开了追查和迫害。

加州理工学院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注意，凡是1936年至1939年期间在这里生活过的人，都被视为不可靠的危险分子，钱学森和他所在火箭小组的朋友们不断遭到迫害。

6月22日，美国的报纸以头条新闻发表消息：“钱学森的亲密朋友威恩鲍姆博士，已在帕萨迪纳家里被捕，被控于一年前向陆军工业人员调查局发假誓，说自己一向不是共产党党员。对威恩鲍姆的审判，将于8月间举行。”这件事进一步加强了钱学森返回祖国的决心。

7月，美国政府以钱学森与加州理工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小组书记威恩鲍姆有朋友关系为由，决定取消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他的“国家安全许可证”被吊销，并指控他是美国共产党党员，非法入境。

钱学森这时立即决定以探亲名义回国，并准备一去不返。他去找加州理工学院主席李·杜布里奇，申明失去了接触机密证书，他根本无法继续进行喷气推进的研究。

钱学森坚决表明“宁肯回中国老家去，也不愿在受人怀疑的情况下继续留居美国”。杜布里奇安慰钱学森，希望他保持镇静，建议他对此决定提出申诉。

8月22日，钱学森前往华盛顿，来到五角大楼丹尼·金布尔的办公室。金布尔作为海军次长，对钱学森在喷气中心承担的研究计划负责。钱学森将自身所处的状况告诉金布尔后，声明说：“次长先生，有鉴于此，我已经准备动身回国了！”

金布尔大吃一惊，他对钱学森说：“钱先生，我不认为你是共产党员，我从不认为你有什么地方对政治有兴趣。你不能离开美国，你太有价值了！我认为你应该留在加州理工学院！”

金布尔一方面劝钱学森留在加州理工学院，在未澄清为什么撤销“国家安全许可证”之前，继续担任数学教授。另一方面给钱学森介绍了一位律师，这就是后来替钱学森辩护的律师保罗·鲍特。

钱学森再次向金布尔声明：“我的上司，你很清楚，我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无理迫害，他们说我是共产党员，甚至吊销了我接触机密的证书，联邦调查局正在罗列我所谓‘间谍’的罪名。因此，我决定回国，因为我是中国人，我不愿意造成武器杀我的同胞！”

钱学森刚一离开办公室，金布尔立即拨通司法部的电话：“绝不能放走钱学森！那些对我们来说至为宝贵的情况，他知道得太多了。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他甚至失去理智地对着话筒嚷叫起来，声嘶力竭喊出了那句知者众多的著名话语：“无论在哪里，他都抵得上五个师！”

司法部得到金布尔的通知后，立即转告移民局，让他们经常监视钱学森，以防他突然飞离美国。

8月23日午夜，钱学森一家从华盛顿抵洛杉矶。他们已购买了机票，准备从洛杉矶乘飞机回国。

在洛杉矶机场，钱学森一家刚下飞机，移民局总稽查朱尔便截住了钱学森，向他宣布了由司法部驻移民局的执行法官兰敦签署的命令：“不准钱学森离开美国！”

钱学森气得脸色苍白，全家的行李已经装上美国“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办好了一切托运手续，8月29日就要从洛杉矶运往香港了。他据理力争，海外侨民回归故土，天经地义，在一个自称为自由与人权的国度，居然阻挠这种正义之举，岂有此理！

这时朱尔从黑皮包里取出一份文件，冷冰冰地递给钱学森。这突如其来的文件，使钱学森回国的希望破灭了。文件上写着：

凡是在美国受过火箭、原子能以及武器设计这一类教育的中国人不准离开美国。因为他们的才能可能被利用来对付在朝鲜的联合国武装部队。

与此同时，美国洛杉矶海关非法扣留了钱学森的全部行李，包括八百多公斤的书籍和笔记本。一大批联邦调查人员涌到洛杉矶港口的仓库里，打开板条箱发现这些书籍时，大惊小怪地断言：“里面一定藏有机密材料。这个狡猾的中国人的全部活动证明他是共产党的间谍。”海关制造了这个“现场”，马上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这一“新闻事实”。

于是，美国新闻界闹哄哄地推出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一名共产党间谍企图携带机密文件离开美国。”

美国政府宣布，他们的稽查人员查获有密码的书籍、照片、草图、底片、记录以及大批有关火箭研究的技术资料。

钱学森冷眼观察着这场闹剧。他心里明白，所有他认为应该归档而未曾过时的材料，都锁在实验室的柜子里，柜子的钥匙他已交给实验室负责人，所有准备运离美国的资料，所谓的“证据”，只不过是他平时收集的教科书、课堂笔记本和一些科技杂志的复制件，其中有许多是自己写的学术研究文章。

8月25日，美联社报道了加州理工学院老院长密利根的谈话：钱学森教授在该院的工作是纯理论性的，与秘密研究无关。后来《纽约时报》洛杉矶电说：“这些行李里的印刷品，经联邦调查人员检查后，并无列入秘密的文件。”联邦调查局认为是“密码”的文件，原来是一本数学对数表。

8月25日，就在金布尔给美国司法部打过电话之后的第四天，美国司法部长就签署了逮捕钱学森的逮捕令，但没有马上执行。更为矛盾的是，对于当局想尽办法要留在美国的这个人，逮捕令却要求把他从美国驱逐出去。

9月6日，移民局总稽查朱尔和稽查尔·凯尔带着手枪和手铐，敲开了钱学森家的门，以“企图运输秘密的科学文件回国”为由，非法逮捕了钱学森。

钱学森被关押在特米那岛上的一个拘留所。开始几天不准接见任何人，不准与任何人联系，看守人员把他当作一个囚犯，进行了毫无人道的折磨和迫害。他们不许他和任何人谈话，每天晚上每隔10分钟跑来开一次电灯，看他在做什么，使钱学森不能休息。

由于受到种种的折磨，钱学森的体重在短短的半个月内减少了13.5公斤。这种非人的拘禁生活，使他精神受到的损伤比身体损伤更严重。

加州理工学院主席杜布里奇在钱学森被关押期间，致信金布尔，要求释放钱学森。经过一番波折，司法部要求钱学森必须缴纳15000美元的保释金方可保释。

9月22日，冯·卡门及加州理工学院许多师生向移民局提出了强烈抗议，师生集体捐献15000美元作为保释金，杜布里奇亲赴华盛顿去说服司法部长，要求释放钱学森。在各方的压力下，移民归化局不得不释放钱学森。钱学森交保获释后，引起了轰动，美国各报都用重要篇幅刊载了“钱学森事件”的案情发展。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美国移民归化局要求钱学森每月到那里报到一次，并且不准离开他所在的洛杉矶县界。从此开始了长达五年之久的变相软禁生活。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务人员在监视钱学森时，经常闯进他的办公室和住宅。钱学森的信件和电话也受到严密检查，他的朋友和同事们，有的因为给他去了一次电话，便受到联邦调查局无休止地盘问。在以后的整整五年内，钱学森为了减少朋友们的麻烦，深居简出，他有意和朋友们隔绝，以免给他人带来麻烦。

恶劣的环境并没有使钱学森屈服。“当年我对那些特务毫不客气，总是骂得他们狗血喷头。当他们知道我的厉害后，再也不敢靠近我，只好站得远远地监视。”老年钱学森如是说。

这不是苦中作乐，而是有着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对祖国的思念。在漫长的近2000个日日夜夜里，为了能够回到祖国，为了躲避特务的监视和骚扰，钱学森租住的房子只签一年的合同，五年的时间他竟然搬家五次。

钱学森夫人蒋英回忆那段生活说：

精神上是很紧张的，为了不使学森和孩子们发生意外，也不敢雇用保姆。一切家庭事务，包括照料孩子、买菜烧饭，都不得不由我自己动手。那时候，完全没有条件考虑自己在音乐方面的事，只是为了不荒废所学，仍然在家里坚持声乐方面的锻炼而已。……那几年，我们家里摆好了三只轻便的小箱子，天天准备随时可以搭飞机动身回国。

在蒋英和亲朋好友的关怀和劝慰下，含冤忍辱的钱学森很快用坚强的意志战胜了各种困难，他安下心来，埋头著述。一册《工程控制论》、一册《物理力学讲义》便是蒋英与钱学森贫贱不弃、生死相依的笃爱深情的结晶。

钱学森在美国受迫害的消息很快传到国内，新中国震惊了。

国内科技界的朋友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极为关心，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了钱学森。

1954年4月，美、英、中、苏、法五国在日内瓦召开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联想到中国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于是指示说，美国人既然请英国外交官与我们疏通关系，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开辟新的接触渠道。

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6月5日开始与美国代表、副国务卿约翰逊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初步商谈。美方向中方提交了一份美国在华侨民和被中国拘禁的一些美国军事人员名单，要求中国给他们以回国的机会。为了表示中国的诚意，周恩来指示王炳南在6月15日举行的中美第三次会谈中，大幅度地做出让步，同时也要求美国停止扣留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

然而，中方的正当要求被美方无理拒绝。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幕。为不使沟通渠道中断，周恩来指示王炳南与美方商定自7月22日起，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为了进一步表示中国对中美会谈的诚意，中国释放了四个被扣押的美国飞行员。

中国做出的高姿态，最终是为了争取钱学森等留美科学家尽快回国——可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美国代表约翰逊还是以中国拿不出钱学森要回国的真实理由为借口，毫不松口。

正当周恩来为此着急万分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收到了一封从大洋彼岸辗转寄来的信，拆开一看，署名“钱学森”，陈叔通禁不住心头一震，迅速地读完了这封信，信的内容，正是请求祖国政府帮助他回国。

这封信是钱学森摆脱特务监视，在一个小香烟纸上写下，寄给在比利时的蒋英妹妹的家书中，夹带给陈叔通的。对于这样一封非同寻常的海外来信，陈叔通深知其分量，当天便送到周总理那里。“这真是太好了，据此完全可以驳倒美国政府的谎言！”周恩来总理当即做出周密部署，让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周恩来指示：

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一开始，王炳南率先对约翰逊说：“大使先生，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我奉命通知你下述消息：中国政府在7月31日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维等11名美国飞行员，他们已于7月31日离开北京，估计8月4日即可到达香港。我希望，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措施，能对我们的会谈起到积极的影响。”

当中国代表再次谈到钱学森回国问题时，约翰逊还是老调重弹：“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要归国，在钱本人没有提出这项要求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不能强迫命令！”

这时，王炳南亮出了钱学森给陈叔通的信件，理直气壮予以驳斥：“既然美国政府早在1955年4月间就发表公告，允许留美学者来去自由，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在6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呢？显然，中国学者要求回国依然受到阻挠。”

在事实面前约翰逊无言以对，美国政府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

周恩来总理就此事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取得积极的成果，但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就是这一件事，会谈也非常值得。”

钱学森终于能够离开美国，回到自己的祖国了。

临行前，钱学森向敬爱的老师冯·卡门辞行。他将自己用五年时间写成的英文《工程控制论》和一本讲义送给老师，作为最后的答卷和纪念。冯·卡门默然翻动着书页，慢慢抬起眼帘，充满无限依恋与惋惜地望着他的高足：“我为你骄傲！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这句话让钱学森激动不已，他二十年奋斗的目标终于实现了。“我钱学森在学术上超过了这么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激动极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激动。”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带着妻子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终于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喷气实验室以及加州理工学院的同事，都赶到码头欢送他。

有一个人却没有去，这就是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但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钱学森回国绝对不是去种苹果树的。”

在码头，钱学森面对一连串的记者提问，给予这样一个回答：“我非常高兴能回到自己的祖国，我不打算再回到美国。我已经被美国当局刻意地延误了回国的时间，其中原因，建议你们去问美国政府。将来我要竭尽全力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祖国，使我的同胞能够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钱学森对于尊严有着深深的感触，他在学校时受到的非难，在实习时受到的拒绝，在回国时受到的阻挠，都是对于“尊严”的践踏，他不希望再有人经受这样的事情。

钱学森如愿以偿，尽管这一天的到来因为被阻挠而晚了六年，但他毕竟回到了祖国，当后来得知中国最高层对他回国问题的关注，以及为此做出的种种努力后，他由衷地说：“假如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恐怕我还得流落异乡，饮恨终身！”

由于钱学森的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

十年两弹惊全球

1955年秋天，经历曲折与磨难的钱学森，终于回到祖国。

他一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就正式提出请钱学森与清华大学教授钱伟长一起，以数学研究所力学室十多人为基础，创办力学研究所。

1956年1月5日，中国科学院召开院务会议，并决定任命刚刚45岁的钱学森为力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

钱学森立即进入角色，他开办讲座，招揽人才。他给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老朋友郭永怀教授写信：“我们现在为力学忙，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研究所来，快来，快来！请兄多带几个人回来！”

不久，郭永怀回国，在钱学森的推荐下，他担任了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开始了他们的并肩奋斗。

在力学研究所，人们经常看到钱学森早出晚归的身影。海外一家报刊做了这样的报道：“钱学森博士回到中国大陆不久，中共就邀请他担任中共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筹备委员。这个研究所成立后，钱学森又担任研究所所长，他同时担任中共科技协会委员会的委员、中共科学院数理化学部的委员、中国航空动力协会主席以及中共航空协会主席等职务。中共为什么在钱学森初返大陆之时，就赋予他如此多的重要职务？是因为他们知道钱学森的价值……”

1955年11月，钱学森到东北考察。25日，钱学森一行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出来欢迎的竟是学院的院长陈赓大将，陈赓是清晨乘专机从北京特地赶来接待钱学森的。在哈军工访问的两天时间里，陈赓陪同钱学森参观了很多的地方，在学院陈列馆里参观的时候，当看到很多从朝鲜战场缴获来的美军飞机、坦克及带有无线电引信的炮弹等陈列品时，陈赓笑着说：“钱先生，这都是美国人的东西，对于你来说应该不以为然了。”

钱学森回答说：“这是我们的战利品，我对它们非常感兴趣，这跟我在美国见到它们的意义大不一样啊！”

接着，钱学森在室外一个小火箭实验台前停了下来。这是一个十分简陋而又原始的固体燃料火箭实验装置，钱学森非常感兴趣地和正在安装的教师讨论起来。

陈赓在旁边问：“钱先生，你看我们现在能不能自己造出火箭和导弹来？”

钱学森答道：“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也一样能造得出来，外国人并不比我们中国人高一截。”

陈赓听到钱学森这句话非常兴奋，他紧紧握住钱学森的手说：“好啊！就等你这一句话！”

多年后，钱学森才知道，陈赓是带着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国防部长彭德怀的指示，专程赶回哈尔滨，就中国发展火箭和导弹问题专门请教自己的。

在短短几个月内，钱学森见到了军方和政界的高层领导人彭德怀、叶剑英和周恩来。

1956年年初，钱学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1956年3月1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航空工业委员会任命聂荣臻为主任，钱学森为委员。

不久他见到了毛泽东主席。也就是在此次会面，毛主席给予钱学森极高的评价，他说：“听说美国人把你比作五个师呢！我看对我们来说，你比五个师的力量大多啦！”

1956年春节过后，国务院召开了“十二年科学规划”会议，钱学森参加规划的制定工作。

在钱学森回国一周年之际，即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建院之初，下设总体设计、空气动力、发动机、弹体结构、推进剂、控制组件、控制系统、技术物理、无线电、计算机10个研究室。自此，中国航天事业开始从白手起家步入辉煌。

这时，新中国成立仅仅几年，国家十分贫穷落后，在这样的环境中搞尖端科学，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没有仪器设备，没有图纸资料，没有技术人才，就连院址都是现选现定，一切从零开始。从制订导弹研究计划、进行技术决策到机构设置、人员配备、仪器设备购置、研究课题的确定，钱学森都要亲自抓，亲自过问。

这段时间有个关于钱学森“改正为副”的事情。一般情况下，很多职位都是先副后正，钱学森却是先正后副，这还是他自己要求的。在钱学森的履历介绍上常有“任国防部五院副院长、院长”的字样，可实际上钱学森是先当的院长，后当的副院长。当年45岁的钱学森虽然精力充沛，但他既要为中国的导弹事业举办“扫盲班”，又要带领大家进行技术攻关，还要为研究院一大家人的柴米油盐操心。有时研究院的报告和幼儿园的报告会一同等待他批示。他说，我哪懂幼儿园的事啊？为此他给聂荣臻元帅写信，要求“退”下来改正为副，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上级同意了他的要求，钱学森终于从繁杂的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

钱学森把全部精力投入研究中去了，他见证了中国第一枚导弹研制历经的波折。本来中苏之间在1957年10月15日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协定规定：苏联将于1957年到1961年年底，向中国提供几种导弹样品与有关技术资料，并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中国进行导弹仿制。

按照协定，1957年12月，苏联一个负责导弹测试、发射等操作训练事宜缩编的导弹营，连同两枚P-2近程导弹和一套地面设备，秘密运抵北京。从此，我国开始仿制苏联的这枚近程导弹。

1960年，当“东风一号”导弹研制工作进行到关键阶段的时候，中苏关系破裂，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并带走所有的图纸和设备。在苏联专家撤走的第二天，聂荣臻元帅将钱学森等专家请到家中，急切地问钱学森：“你觉得我们的事业还能够继续下去吗？”

钱学森坚定地回答：“能够，当然能够。”

聂荣臻期待这样的回答，他紧握钱学森的手说：“赫鲁晓夫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就自己干吧！靠别人是靠不住的。中共中央就寄希望于我们自己的专家！”

之后，钱学森每周都要将几位总设计师请到家中，一起商讨技术中的难题，大家充分表达，畅所欲言，最后由钱学森拍板定下来。“东风一号”导弹研制的最后阶段，很多技术难点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解决的。

1960年11月5日清晨，寂寥的戈壁滩上寒风刺骨，“东风一号”导弹像一座方尖碑，屹立在大漠之中。这是中国专家仿制的第一枚弹道导弹，凝聚着钱学森及助手们两年多的心血。

试飞就要开始了，聂荣臻亲临发射场。和聂元帅坐在一起的钱学森，望着导弹发射架，心情难以平静。

上午9时2分28秒，一声巨响后，一股橘红色的火焰从发射架下端向四周喷射而出，火焰四周立即笼罩了团团烟雾。轰响声在持续着，声音越来越大。忽然间火箭从火中跃起，拖着橘红色火焰编织成的尾巴，垂直上升，向蓝天飞去。火箭越飞越快，在天空中向西拐弯，很快只剩下一个小亮点，蓝天上空残留着一道乳白色的痕迹。

钱学森从发射指挥控制室的座位上缓缓站起来，他那颗悬着的心依旧没有放下，他在等最后的消息。

“火箭命中目标！”终于，弹着区传来振奋人心的喜讯，“东风一号”火箭全程飞行550公里又407米，历时7分37秒。

“东风一号”发射成功了，但射程非常短，更不能用来发射原子弹、氢弹。钱学森提出必须进一步研发高能燃料，加大它的推动力和速度。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年轻的火箭专家们发愤图强，仅用了一个月时间，就完成了总体设计方案。

在苏联专家撤走一个月后，钱学森将一枚被命名为“东风二号”的导弹研制方案提交给中央军委。方案得到批准后，他们立即投入紧张的制造工作中。

1962年春节前夕，由中国自己设计制造的“东风二号”中近程导弹在试车台上试车，试车结果十分满意。春节过后，“东风二号”被装上西去的列车，运往发射基地。但最后发射时却失败了，导弹掉在离发射场600米的地方。

钱学森立刻从北京总指挥部飞往基地，调查事故原因。他心情沉重，但在大家面前，却依然表现出镇静的神情，并尽力安慰身边的同事。聂荣臻知道钱学森内心承受的巨大压力，关键时刻，给予钱学森极大的支持与信任，他开玩笑说：“啊，怎么啦？不要有任何压力呀，你们这些大学者和大专家，还不知道失败乃成功之母吗？”

在聂荣臻的鼓励下，钱学森打起精神，组织大家分析事故原因。他鼓舞这些导弹专家：“如果说考虑不周的话，首先是我考虑不周，责任在我，不在你们。你们只管研究怎样改进结构和试验方法，大胆工作。”正是钱学森这番话，使他们重新振作起来。

1964年9月中旬，改进型“东风二号”导弹再次登上了西去的列车，从北京出发，直抵酒泉发射场。

9月29日上午7时，改进型“东风二号”中程导弹再次屹立在发射架上。钱学森作为发射现场的最高技术负责人，亲自测试了各个控制系统与各项仪表，表明性能良好后，他才回到指挥室。

现场指挥员下达了点火的命令，随着操作员准确按动按钮，只听一声轰鸣，“东风二号”导弹拔地而起，尾部喷吐着长长的火舌，直冲蓝天。

没过多久，落区传来“东风二号”精确命中目标的报告。

聂荣臻十分感慨地说：“现在看得更清楚了，1962年10月没有成功，确实不是坏事。这个插曲非常有意义。”

“东风二号”导弹研制和发射的成功，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它标志着中国已经基本上掌握了独立研制导弹的一套复杂技术，揭开了中国导弹、火箭发射史上新的一页，从此中国拥有了能远程打击的导弹盾牌。

1964年10月16日，全国人民沉浸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巨大喜悦中。一些西方大国认为中国只有原子弹，却不能远距离发射。殊不知，此前钱学森就提出了“两弹结合”的设想，即导弹与核弹头对接发射，这是当时世界国防科技中最尖端的课题。

钱学森负责担纲总抓。1966年9月，中国“两弹结合”发射试验进入倒计时。“两弹结合”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将原子弹装在导弹上发射试验，要担负巨大的风险。主要在于中国不能像国外那样在海上试验，因为中国刚刚建立起来的海军难以承担这么重大的任务，那就只能在本国国土上进行试验，这样的试验当时没有任何国家尝试过，因为一旦发射失败或者导弹偏离轨道，后果不堪设想。周恩来总理非常关心安全问题，要求研制和试验单位做到导弹在飞行中不能掉下来，掉下来也不能发生爆炸。这无疑是给钱学森下达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命令。

钱学森明白，实验必须做好三种防范准备：一是万一导弹在点火升空过程中失败怎么办？这次试验的导弹上有个核弹头，一旦失败发生爆炸，将会危及发射基地生活区内上万人的生命安全。二是如果导弹没有进入预定轨道，中途落地爆炸怎么办？弹道下方城镇居民的安全不容忽视。三是导弹到达核试验场，如果偏离靶心较远爆炸怎么办？核试验场内参试人员的生命安全将会受到严重威胁。

钱学森花费了大量心血，先后两次飞往酒泉导弹发射基地，组织了两批多次改进型导弹的安全可靠性飞行试验。他在《工作手册》中，以表格方式详细记录了“外协配套仪器存在的主要问题”，大到保管期不足与无保管期，小到开关、插头、插座、晶体管等，都认真对待，并指定具体负责人去落实解决。

一次，基地一位新战士在进行弹体内外观察的时候，发现弹体内部4号插头第5接点里有根约5毫米长的小白毛，他担心通电接触不良，便用细铁丝挑，用镊子夹，但都没有取出来，最后用一根猪鬃，费了好大劲才把它挑出来。钱学森十分欣赏这名战士的严谨，他小心翼翼地将这根小白毛包好，打算带回北京去教育身边的科技人员。

1966年10月7日、13日、16日，依次进行了“安全自毁实验”、第一次“冷试”、第二次“冷试”，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实验都很成功。

10月26日早晨，试委会再次研究发射场与核试验场两地的气象预报，并确定10月27日上午9时可以作为导弹发射的“零时”。自此，“两弹结合”发射试验进入了倒计时。

10月27日清晨，“东风二号甲”导弹携带原子弹弹头从酒泉腾空而起，精确命中800公里以外新疆罗布泊的目标。阵地指挥部喇叭里传出落区情况报告以及闷雷般轰隆隆的核爆炸声。

我国导弹核试验获得巨大成功，新中国结束了核武器“有弹无枪”的历史，新中国拥有了自己的导弹核武器。消息传出，震惊全球。

此次试验也证明我国首次自行研发设计制造的“东风二号甲”弹道导弹不仅技术性能良好、稳定、可靠，而且完全具备发射原子弹、氢弹及人造卫星的能力。第一枚洲际导弹发射成功，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洲际导弹的国家。

在导弹研制成果中，还衍生出了“长征一号”、“长征二号”运载火箭，促进和带动了我国人造地球卫星技术的发展。

1970年4月24日，我国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拉开了中国航天活动的序幕。

1975年11月26日，我国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首次成功发射了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并于11月29日成功回收，使我国成为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

中国航天功不可没

“航天”这个词现在可以说家喻户晓，而这个名词正是钱学森首创的。他把人类在大气层之外的飞行活动称为“航天”，是从航海、航空“推理”而成的。他说，最初是从毛泽东主席的诗句“巡天遥看一千河”中得到启示。他还提出了“航宇”一词，即“星际航行”，他在《星际航行概论》一书中详尽地论述了行星之间以至恒星之间的飞行。

1961年4月，苏联宇航员首次进入太空，标志着空间技术进入了载人航天飞行的新阶段。中国航天科技工作者就在思索怎样跟上世界航天发展的脚步，并开始研讨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途径。当时钱学森号召：“先把载人航天的锣鼓敲起来。”

在钱学森、赵九章等人的倡导下，中国科学院举办了星际航行座谈会，钱学森在第一次座谈会上发表了题为《今天苏联及美国星际航行火箭动力及其展望》，他首先提出了航天、航宇的概念。随后，郭永怀做了《宇宙飞船的回地问题》的报告，第六次座谈会上，蔡翘做了宇宙医学方面的专题报告，引起了与会者对发展空间生物学讨论的兴趣。竺可桢、贝时璋、钱学森等分别对遗传学、辐射生物学、空间失重等问题做了发言。

196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由竺可桢、裴丽生、钱学森、赵九章领导的星际航行委员会，安排落实各项空间技术预先研究课题，为中国航天事业早期的发展，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当年参加星际航行座谈会的一批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后来也都成为空间科学、技术研究方面的领导与骨干。

1964年，随着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胜利完成，国家优先安排的导弹、原子能等尖端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加速发展我国空间技术的问题，开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赵九章、钱学森等先后上书中央，建议加速我国空间技术的发展。

1965年1月8日，钱学森提出：重量更大的载人卫星在国际上的应用，现在虽然还不十分明确，也得有所准备……这些工作是复杂艰巨的，必须及早开展有关的研究，研制工作才能到时拿出东西。

1967年年初，根据我国空间技术发展的需要，聂荣臻副总理向中央提出了组建卫星、飞船研究院。1968年2月，由钱学森担任院长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成立。他提出对航天发展规划进行研究，载人飞船可以先组织力量进行总体方案预先研究，寻找关键技术问题，及早安排协作项目。组织体制上还组建了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成立飞船总体室。还将我国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成立了宇宙医学及工程技术研究所。

根据中央专委办公室建议，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命名为“曙光一号”。

1970年7月14日，毛泽东主席批准了中国发展载人飞船并计划中国第一艘飞船于1973年年底发射升空的报告。中国载人飞船的研制工程就此全面启动，由于这个工程是在7月14日由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因而命名为“714工程”。

在1970年11月召开的中国卫星飞船方案论证评审会上，研究院代表向大会做了曙光一号载人飞船总体方案报告，与会代表还参观了全尺寸曙光一号载人飞船模型。

由于当时科技水平低下，国家经济基础薄弱等原因，1975年，中央决定将“714工程”的“曙光一号”尘封于一张张的构思草图纸中，中国对载人航天的探索暂停了，钱学森也暂时尘封起他的载人飞天梦想。

1984年4月，在国务院召开的新的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讨论会上，将航天技术列为我国新兴技术中的重点开发项目。一些著名的社会经济学家纷纷提出发展载人航天的建议。1986年3月，国务院批转航天部《关于加速发展航天技术报告》中指出：航天技术是我国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的综合技术之一，已具有比较雄厚的基础，现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同意开展载人航天技术的论证工作。

从“东方红1号”到“神舟六号”，中国航天走过35年，在这不平凡的35年中，我国用自己研制的12种长征运载火箭，分别从酒泉、西昌、太原三个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了69颗国产卫星和6艘国产飞船。极大地缩小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科学尖端领域的差距，它的重大意义将永载中华民族的史册。

钱学森还被誉为“洲际导弹之父”。人们会记住1980年5月18日这天，中国用自己研制的“东风五号”洲际导弹首次向太平洋预定海域进行全程发射试验，获得圆满成功。钱学森坐在很多航天人中间，迎接了中国导弹发展历史的崭新一页，见证了洲际导弹的成功，完成了自己的承诺和历史使命。

“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的目标是要达到8000～12000公里射程。此次发射，射程在9000公里以上，弹道最大高度在1000公里以上，最快速度可达每秒7公里。

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的消息，在美国政府引起极大震动。1980年5月20日，美国合众社向全世界提供了一篇专稿，在题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一文中，记者罗伯特·克莱伯写道：

本星期将是钱终生事业中的又一里程碑，在这一天，中国宣布，将向新西兰与澳大利亚周围海域发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

主持研制中国洲际导弹的智慧人物是这样一个人：他在许多年以前曾经是美国陆军上校，美国政府因为害怕他回到中国，扣留了他五年之久。他的名字叫钱学森，今年69岁，在这个名字背后有着一段任何侦探小说和科学幻想小说的作者，都无法想象的不同寻常的经历。

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海军次长在钱学森回国之前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宁可枪毙他，也不愿他回到中国。他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强过五个师。”这句著名的断言，已经被钱学森在1955年返回祖国之后的事实所证明。

正是因为有了钱学森，中国才在1970年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现在，由他负责研究的火箭，正使中国成为同苏联、美国一样能把核弹头发射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国家。

这样的评价毫不过分，作为中国军事高科技的奠基人之一，钱学森知识渊博，眼界开阔，他善于从更高的层面，思索中国国防科学技术中许多其他领域的重大科学和技术问题，并提出许多超前的、富于创造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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