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里夫人：巴黎上空闪烁的蓝色荧光

居里夫人（1867～1934），法国物理学家、化学家。原籍波兰，1895年与比埃尔·居里结婚。他们共同就贝克勒尔在当时发现的放射性现象进行研究，先后发现钋和镭两种天然放射性元素。1906年居里逝世后，她继续研究放射性，获得成就，推动了原子核科学的发展。因对放射性现象的研究工作，和居里、贝克勒尔共获1903年诺贝尔物理奖，后又获1911年诺贝尔化学奖。

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

那么，你此后一生中

不论去到哪里

她都与你同在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巴黎：古老而浪漫的，奢华与奔放的。因了一场与巴黎的邂逅，玛丽·居里，用生命让巴黎的瞬间永恒！

时光追溯到19世纪末。

那是一个秋天。秋天的巴黎，五彩的树木，飘零的落叶，温润的阳光透过树叶稀稀拉拉洒在身上，暖暖的。抬眼望去，依稀可以看到湛蓝的天，那是一种让人的心一下子打开的蓝。

可是，这个刚刚从花都巴黎北车站走出的年轻少女，从她的脸上看不到丝毫惊喜，只有深深隐藏在眼眸里的不安，和夹杂在额发间的疲惫。

从波兰华沙到巴黎，坐四等车厢，颠簸三天，对这个少女来说，不是一场轻松快乐的旅行。

她是来巴黎求学的。她的被褥、床单、毛巾，她的衣服、鞋子、帽子也都装进了木箱，提前办理了托运。可是，这位走下月台的旅行者，依旧带着不少行囊：折叠椅、书籍……虽然火车旅行让她疲惫不堪，虽然深秋的寒风吹疼了她的脸，但她终于来到巴黎了。她没有意识到，火车载着她，逃出了黑暗和屈辱；她也没有意识到，巴黎会给予她无限的生命力量，让她涅槃，让她重生。

66年，不过是时光长河中短短一瞬。这个抬头挺胸、散发着诚挚求道眼神，专心致志注视着手中实验烧瓶的女人，竟然成为一颗光芒四射、璀璨耀眼的科学巨星，划过巴黎上空，留下永久的光耀。

她发现镭和钋两种放射性元素，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获得两项诺贝尔奖的人。这个被爱因斯坦盛赞为“唯一未受盛名腐化的人”，在神圣而尊贵的科学殿堂，犹如悠悠开放的菊花，以恬淡自在、宁静致远的入世姿态，燃烧了自己骄傲而寂寞的一生。

任凭时光游走，任凭岁月苍白，她就像镭之光，永远在历史长河中，绽放着美丽的蓝色荧光！

聪慧的少女

18世纪末的波兰，是个千疮百孔、支离破碎的国家。无论是肖邦忧郁的眼神，还是华沙起义的壮烈，都使这个被戏称为“欧洲垫脚布”的国家蒙上了一层悲情色彩。

其实，这个国家的“祖上”也曾辉煌灿烂过。在中世纪，波兰曾经把普鲁士、奥地利和条顿骑士团等打得满地找牙。只是，波兰作威作福的时光没有持续太长，便被后起的欧洲豪强尤其是俄罗斯给摧残和折磨了个底朝天。这个包含无数光荣、骄傲和血泪的国家，从此命途多舛，甚至经历“亡国”之痛，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一百多年。

1863年1月15日至16日的深夜，警方在华沙大举逮捕有颠覆倾向的年轻人，强迫他们加入俄军。这一导火索引爆了一场无望而悲情的斗争，18个月后，华沙城墙上竖立起五座绞刑架，五个反抗运动首领的尸首悬挂在绳索上无声晃荡。

为了将波兰玩弄于自己的股掌之间，沙俄政府派遣了大量的警察、教师、官吏来波兰监视人们的生活；为了彻底摧毁和湮灭波兰人的反抗精神，沙皇下令禁用波兰语，将俄语规定为官方用语；沙俄政府还查禁了许多波兰历史、文化书籍，紧紧将波兰钳制在铁掌之下。

1867年11月7日，一声婴儿啼哭让斯可罗多夫斯基家族多了一个漂亮的小天使：宽阔的额头、粉嫩的小脸、褐色的大眼、卷曲的头发。这个女婴在家排行老末，出生时叫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基，上有三个姐姐和一位哥哥，而敦厚善良的父母也将一个美丽动听的昵称赐给了她——玛妮雅。

玛丽的父亲是个学者型的人，喜欢音乐、喜欢文学、喜欢科学。当他从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毕业回到华沙一所大学预科学校里担任物理学和数学教授的时候，他邂逅了一位与他志趣相投的年轻女子。这个棕发灰眼的女子，真是年轻有为，担任华沙一所女子学校的校长——这是个温润如玉的女人。在玛丽心里，她的母亲就像高贵的圣母，脸上永远笼罩着慈爱的光辉。

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玛丽是幸福的。每个周末的晚上，她和哥哥姐姐们便可以围坐一起，听父亲朗诵诗作，听母亲朗诵歌曲。望庭前花开花谢，观天际云卷云舒，玛丽像花儿一样的幸福生活在不幸福的年代注定会“夭折”。

从记事时开始，她就注意到大街上随处可见的俄文标志以及耀武扬威趾高气扬的俄国人。在六岁那年，父母将她送到了一所私立女子寄宿学校。在学校，玛丽像水中的鱼儿，游弋在知识的海洋里，自由、快乐。但是沙皇的残虐，连无辜的孩童都不肯放过。

有一天，老师正在用波兰语给孩子们讲波兰史，当老师问到，史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是何许人时，玛丽回答：“1764年，他获选为波兰国王。他很英明，了解王国衰落的问题所在，力求解决。不幸的是，他是个缺乏勇气的人……”

老师很高兴，示意她继续讲。但忽然响起的铃声，让大家都像密谋败露时的同盟者一样目瞪口呆。

过了一会儿，教室的门被打开了，督学霍恩伯格出现在门口。这个华沙城各私立寄宿学校的巡查官，身材粗壮，留着德国式样的头发，一张肥猪似的脸上挂着两只贼鼠一样的眼睛。他看到的是一张张纯洁无辜的小脸，她们的手里拿着一方布头正在刺绣，摆在桌子上的是剪刀和绣线。

跟在他身后的女校长开口了：“督学先生，这堂是女红课。孩子们每周学两小时女红。”

霍恩伯格上前打开一张课桌的抽屉：空的，什么都没有。——因为铃声是门房发出的暗号，等督学来到教室门口，波兰文课本和笔记本早已藏到住宿生宿舍里去了。

霍恩伯格或许是不甘心，或许是故意要炫耀统治者的优越感。他找了个凳子坐下，提出让老师找个学生回答他的问题。

这样的“重任”，自然落到了玛丽肩上。因为她在班上样样第一，她说的俄语字正腔圆，还带点圣彼得堡口音。

霍恩伯格听完玛丽用俄语背诵完的祷告文，扬扬自得地继续向玛丽发问：“从凯瑟琳二世起，统治我们神圣俄国的皇帝是哪几位？”

“把皇族的名字和尊号告诉我！”

“沙皇在爵位品级中的尊号是什么？”

“我的尊号呢？”

玛丽的表现完美无瑕。霍尔伯格越发得意，他挑了挑眉，慢慢悠悠地说：“告诉我，谁统治你们？”

刹那间，整个教室里的空气凝滞了，只能听到战战兢兢的喘气声。老师和校长惊呆了，学生们吓坏了，这场毫无戒备战争的胜负，只能看玛丽的回答了。

“说啊，谁统治你们？”看玛丽僵立在那里，缄默不语，霍尔伯格开始粗暴地催问。

“全俄罗斯之王，亚历山大二世陛下。”

霍尔伯格得逞了，满意了，微笑着腆着肚子离开了教室。

玛丽哭了。这种不得不说谎的表演，让她压抑，让她悲哀，让她屈辱。被迫在俄国督学面前卑躬屈膝，这场酷刑使她一生铭记。

然而，这个曾经无忧无虑的顽童，面临的灾难才刚刚开始。

1873年秋天，斯可罗多夫斯基带着全家刚刚度假回来。摆在办公桌上的一纸信笺深深打击了他：他被开除了。学校的俄籍校长认为他不够热诚，难以担当助理督学之职。

而此时，他的妻子，也就是玛丽的母亲已病入膏肓。迫于生计，迫于给妻子治病的压力，向来谨慎的斯可罗多夫斯基听信了一个倒霉蛋内弟天花乱坠的花言巧语，冒险投资一种所谓“神奇”的蒸汽磨坊，白白让辛辛苦苦积攒的三万卢布打了水漂，幻想改善困境的美梦也成了水中月、镜中花。

1875年的一个黑色星期三，玛丽的大姐苏西娅因感染伤寒去世。望着身穿白色衣服，躺在灵柩中，脸上毫无血色的姐姐，玛丽第一次意识到死亡是如此可怕。看着装有姐姐的棺材慢慢被泥土吞没，想着朝夕相处的姐姐从此要与自己永别，玛丽失声痛哭……死亡，不再是诗歌吟唱得那么简单那么神圣，死亡，不再是一场遥远却美好的旅行。因为，当生命中那个与自己生生息息牵绊的人，突然间撒手西去，那种悲伤和恐惧，足以撕裂整个天空。

两年后的5月9日，又是一个让玛丽无比悲痛的日子。尽管很多人对她说了很多安慰的话，但是她已清楚地感知到，自己无限的热爱、深切的挽留、虔诚的祈祷……都无法阻挡死神慢慢走向母亲的脚步。

当着家人的面，在弥留之际的几小时里，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的外表极其优雅。尽管她的一双凤眼已经黯淡无光，尽管病痛将她折磨得惨不忍睹，但是她如愿以偿地在清醒安详中闭上了双眼，留下的只有喃喃的一句：我爱你们！

姐姐死了，母亲死了。玛丽擦干脸上流淌的泪水，不再对上帝怀有先前的敬爱，一种反叛、一种骄傲，慢慢在她心中生根，发芽。

生命中两个重要亲人离去了，但生活还要继续。在玛丽和哥哥姐姐的价值观念中，文化、知识、学问才是真正的财富，恰恰这些都汇聚在父亲身上。而在未来的很多日子，父亲成了她的保护人和主宰者。

的确，父亲很独特。这位谦和谨慎的矮胖男人，30年的教书生涯，举止得体到位，言谈讲究哲理。假日带着孩子们出门游玩的时候，他总能以迷人的口才评论风景优美之处或指出名胜古迹的历史意义。

这个在孩子眼中的“百事通”父亲，简直完美至极。他能朗读英国、法国、德国或者波兰的文学作品，他能将外国作者的散文诗歌佳作翻译成波兰语，他能说四种语言并懂得希腊文和拉丁文，他在物理和化学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别人无可匹敌的专长……那个年代，人愈是远离文明火炬，愈是遗世独立，愈渴望攫取文化之火，靠近它取暖。

在父亲的熏陶下，玛丽吮吸到的知识营养使得她在同龄姑娘中更加鹤立鸡群。虽然家境萧条、日子拮据，但玛丽在精神上是富裕的。

没事的时候，除了读书，玛丽最喜欢光顾父亲的书房。在玛丽心里，这个干净和整洁的房间，总是在诱惑着自己一步步走进。有一天，她看到了一架天平，于是问父亲：“这是什么？”

“我的孩子，这是物理仪器。”父亲慈爱地回答了她。

“物理仪器？”在小玛丽还无法完全理解这个陌生词汇含义的时候，这里的东西早已深深印刻在了她的脑海里。就连玛丽都不敢相信，偶尔间的惊鸿一瞥，竟让自己的一生都与这些东西深深结缘。

1883年，玛丽的学生时代结束了，父亲不知道16岁的玛丽毕业之后能去做什么。在波兰，女子不允许接受高等教育。如果想继续深造，唯有出国一条路可走，但高额的费用让人望而却步。最后他做出决定，将玛丽送到乡下的亲戚家先住一年。在那段时间，玛丽真正吸取了快乐自由的阳光，她的生活也充满了令人羡慕的乐趣。

“我不能相信世上还有几何学和代数学这种东西……我已经忘光了！”

“啊！此地的生活真是愉快！很热闹，有一种你无法想象的自由、平等和独立。”

“我们变换所有想得出的花样，有时候昼伏夜出，有时候行径疯狂到应该给关禁闭的地步。”

有一次，他们纵情跳舞整整一夜，黎明时分曲终人散的时候，脚上那双古铜色的舞鞋竟然破了。

可以想象，这是一段多么快活难忘的时光。

一年后，生命中愉快的插曲结束了，玛丽回到父亲身边。

这个天性慷慨的少女，深知承担家庭重担的二姐布罗妮娅心中的悲苦。母亲去世后，布罗妮娅沦为家庭主妇，但是在她的心里一直隐藏着一个小秘密：去巴黎留学，然后返回波兰从业。尽管这个可怜的姑娘已经积蓄了一笔“远征经费”，但出国留学的费用，实在高得令人可畏。

布罗妮娅比玛丽大三岁，热情洋溢、温暖关怀的她对这位小妹妹极其怜爱。尽管玛丽含蓄内敛、顽固强硬、从不对人诉说衷肠，但在布罗妮娅面前，她可以随心所欲，敞开心扉。

有一天，布罗妮娅正在一张纸上计算自己有多少钱，或者说在计算自己还缺多少钱，这时，玛丽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妙招”。

“开始你先花自己攒的钱，以后我设法给你寄钱。与此同时，我也要为自己将来的求学攒钱。等你学成归来，我就出国留学。到时候你帮我……”

布罗妮娅走了，玛丽的“打工”生涯也开启了序幕。

她的第一份工作是给一位律师的孩子当家庭教师。对于涉世未深的少女来说，她以为和高级知识分子打交道是一件轻松高雅的事，事实上，一个“有财无德”的人即便才华横溢、著作等身，也不过是给其居高临下、尖酸刻薄裹上了一层虚伪面纱。

在这个“人间地狱”，玛丽真正领略了高级知识分子的苛刻和卑劣。所以她一旦有了工作机会，便马上离开了这群被财富腐化的人，并决心不再与这类人有任何瓜葛。

玛丽将内心的反感、惊愕、愤怒，铺陈在一张纸上，寄给了表姐：

亲爱的亨利埃塔：

咱俩分手后，我简直像是沦为囚徒了。这里简直是一个地狱。就连我的死敌，我也不忍让他住在这里。……这家人跟其他有钱人一样，喜欢撑门面讲法语，背地里却一拖六个月不付账单，其实，他们说的法语就跟法国扫烟囱的人一样低级。在家里，他们连点灯的油都舍不得用，到了外面却大把乱花钱。他家用了五个仆人。自己装出自由派开明人士的模样，其实他们本质上愚蠢透顶。最可恶的是，他们说话时仿佛嘴上抹了蜂蜜，但话里却带着恶意，把人诽谤得体无完肤……

在这里，倒是有机会对人性有更多认识。我现在知道，小说里描写的那些人是真的存在的。我也学到，绝不要和那些被财富腐化了的人交往。

面对如此口蜜腹剑的“老板”，忍无可忍的时候，只能选择离开。

玛丽的第二份工作依旧是家庭教师——好像那个时代的少女，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好在，这个乡下的家庭教师职位薪水可观，而偏僻的乡下几乎用不着什么花销。1886年元旦，玛丽从华沙坐了三小时火车，又坐了四小时雪橇，抵达她的新“老板”佐洛斯基家，开始了一段没齿难忘的生活。

在她出发之前，她一直在脑海中刻画着美丽的乡村画卷，可是她踏上这片土地的那一刻便觉得自己的“痴心妄想”超级滑稽。呈现在她眼前的不是随处可见的草原和森林，不是泉水叮咚或者溪流潺潺，这里没有庄稼地没有矮树林，只有冒着滚滚浓烟遮天蔽日的工厂烟囱。

不过，佐洛斯基家很美。虽说房子算不上豪宅，但相当讲究。在这个古朴雅致的乡野别墅里，可以看到游廊、棚架、陶质的大灶，在草坪院子里还可以打球。

尤其在银装素裹分外妖娆的冬天，玛丽更加惬意。她和所教的学生们经常乘着雪橇在厚厚的积雪上行驶，有时乘坐的雪橇会翻个底朝天，这反而给旅行添加了乐趣。

其实，让玛丽感觉生活快乐充实的不只大自然的馈赠，还有老板一家人的明理谦和。玛丽言行谨守本分，又有学者风范，因此受到老板的尊重和喜爱。尤其是老板的大千金，成了玛丽的“铁杆粉丝”，当有一天，玛丽的“实证主义者理想”在脑海中蠢蠢欲动并蓄势待发的时候，这个“粉丝”便将“民间启蒙教育”的设想讲给父亲并得到默许。

漫长而又短暂的一年里，玛丽将游荡在乡间衣衫褴褛流着鼻涕的小文盲们召集起来，用知识来扫荡他们的无知和愚昧。

虽然这场“地下教学”是冒着被流放、被杀头的危险在暗中进行的，但玛丽的“颠覆行为”却让她感受到了知识的力量，救赎祖国不能依靠蛮力，只有唤醒民众，才能解救苍生。可是，玛丽有些懊恼，因为一个人的力量，太过渺小，太过软弱。

闲暇时间，玛丽都用来学习。她喜欢文学、社会学，但是在那段自学的日子里，她发现数学和物理才是她的最爱。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无形之中召唤着玛丽的巴黎之旅。她和巴黎的约会，只是迟早的事情。

无果的初恋

随着时光的流逝，玛丽渐渐出落成大姑娘了。她也未能免俗，没有逃离“灰姑娘”爱上“凤凰男”的俗世悲剧。这个悲剧的男主角是佐洛斯基家的大公子凯西米。

情窦初开的玛丽或许还不知道什么是情什么是爱，却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情网。虽然是一见钟情式的你情我愿，可是佐洛斯基这个富豪，怎能接受一个无权无势近乎寄人篱下的乡下贫穷女嫁入豪门呢？尽管这个女娃很聪明很有教养很小家碧玉，但不可逾越的社会等级硬是生生打散了这对苦命鸳鸯。为逃避爱情之殇，凯西米远离家乡重返华沙。而玛丽只能忍气吞声，继续留在这里——她丢不起这个职位，她要替父亲分担，更重要的是她的二姐正在巴黎孤军奋战，时时刻刻需要她的救援。

这是玛丽第二次受到巨大屈辱。倘若凯西米当初勇敢冲破桎梏在身上的门第枷锁，不顾一切地争取和玛丽结为伉俪甚至自私地带玛丽私奔，或许，玛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妻子，而科学史也将从此被改写。

凯西米走了，玛丽的生活要重回以前的轨迹。失恋带给她的不幸，只能吞咽到自己的肚子里，或者写信给亲人倾诉衷肠。

她不甘心，不甘心命运如此捉弄自己，不甘心受到这样的羞辱，更不甘心内心燃烧起的梦想就这样被封锁、被埋葬。忍辱负重三年，玛丽的苦修生涯终于画上了句号。

此时的玛丽，像个孤苦无依的孩子，心中凝固着一池死水，唯一心愿就是和父亲住在一起，找个寄宿学校的教师职位。父亲退休了，在华沙附近一所监狱当典狱长，待遇不错，可以为布罗妮娅出一份力。玛丽的新工作依然是家庭教师。

布罗妮娅即将毕业了，而她也在巴黎找到了真爱。她的一封情真意切的来信，犹如在玛丽的天空响起了一声炸雷。

……听我的，我的小玛妮雅：你的一生中总该有所作为。要是你今年能积攒起几百卢布，明年你就可以到巴黎来了。你可以住在我们家里，我们为你提供食宿。你必须有几百卢布，这样才能支付巴黎大学的费用。第一年你跟我们住在一起。到了第二年和第三年我们不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帮助你。你必须做出这个决定，你已经等待了太久。我能保证，你两年内就能拿到硕士学位！

去巴黎，是玛丽的梦想，可她不忍心离开年迈的父亲，所以她决定还是将留学放一放。玛丽的决定，让父亲感到悲怆和难过：“你的才华不允许你的人生停下脚步，我也还没有到必须有人看护的地步。你的才能得不到发挥，这才是真正让我痛苦的事情……”

然而，父亲能做的，就是将玛丽介绍给自己的表兄，让玛丽到“工农业博物馆”去学习。

其实，让玛丽迟疑不决没有一往无前选择去巴黎留学的隐秘原因，是因为她对自己的初恋凯西米念念不忘，甚至还奢望有一天他们能冲破世俗观念续写前缘。

尽管时隔四年，但依旧深情款款的凯西米很不幸地再次输给了他的父亲。

玛丽突然间轻松了，她骄傲的一句“分手吧”，竟然蕴含着一种洗脱羞辱的快感，虽然悲惨但很潇洒。

这位“骄傲不逊”的玛丽，挣断了让她难以割舍的脆弱恋情。离开中学已经八年了，再过几个礼拜，她就要24岁了。人生，能有多少光阴让自己蹉跎？

1891年9月23日，玛丽给姐姐写了一封信：

……布罗妮娅，我请求你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请你告诉我，是否真的能让我在你家里住，我现在可以去了……去巴黎将带给我极大的快乐，让我的精神从今年夏天严酷的磨难中恢复过来，也会对我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不过，我并不愿意给你添太多麻烦……

玛丽远行的日子越来越逼近。她亲吻着父亲，喋喋不休说了很多很多话，羞怯的口吻像是在征得父亲的原谅：“我不会离开很久……两年，最多三年。我一完成学业，通过考试就回来，我们就生活在一起，永远不分开……你说好吗？”

多年后，玛丽的女儿艾芙·居里在《居里夫人传》里如此评价母亲的这次远行：“她绝对没有想到，她登上这列火车的时候，就是在光明和黑暗之间做了最终的选择，就是在无变化的渺小岁月和广阔的生活之间做出了最后的抉择。”

1891年11月3日，玛丽来到这所被誉为“宇宙缩影”的最著名的高等学府——索尔本大学，开始攻读科学学士学位。一切仿佛是命中注定，15年后，玛丽成为受聘在这所大学教书的第一位女性。

玛丽生来是个孤独的人。她和姐姐、姐夫居住了一段时间，因受不了过分的热闹和喧嚣，她搬到一间距离学校很近的七层小阁楼上，用一张铁折叠床、一个炉子、一张白色木桌子、一把厨房椅子、一个洗脸盆、一盏煤油灯装饰了自己的“新家”，从此开始了“斯巴达斯式不近人情的艰苦生活”。

在这段苦行僧一般的日子里，玛丽曾在日记里如此描述：

这些生活在某些人看来也许过于艰苦，但我却仍然自得其乐，整日欢悦地沉浸于学习之中，这一经历也使我充分体味到自由和独立精神的宝贵。在巴黎这个大城市里，我是一个不被任何人注意的无名小卒，独自一人生活在自己的空间里。虽然孤居独处、孑然一身和无依无靠，但我并没有萎靡消沉，也没有感到暗淡凄惨。有时，孤独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袭来，但我的情绪通常都十分平稳，精神上有极大的满足感。

有“自虐”倾向的玛丽还有“自闭”嫌疑。她总是穿着仔细缝补过的波兰服饰，昂首挺胸从索尔本的课堂走向实验室，走向图书馆，走回阁楼。这位金发的娇小女子因她优异的成绩成为同学们眼中的“凤凰女”，但是每个想接近的她人都只能高山仰止。她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攀谈，于是将他们拒于千里之外，成为远近闻名的“冰美人”。

在李普曼、艾培、潘立夫等资深老师的引领下，1893年，这个钟爱科学的姑娘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巴黎索尔本大学的物理科学学士学位。随后，又在1894年，以第二名的成绩获得数学学士学位。

恣意驰骋在科学浩瀚海洋中的玛丽，已经将爱情和婚姻从自己的生活计划中排除掉了。这个名副其实的“宅女”，除了对家人的热爱以及对多灾多难祖国的热爱，心中再也没有其他感情的一席之地。

26岁，其实已经算是“大龄剩女”了。对爱情，她内心还有不为人知的胆怯和质疑。在她的意识里，灰姑娘不可能嫁给王子。这些微妙的理论与痛心的回忆交织在一起，使她决心恪守自己的独立生活。

但爱的丘比特神箭，总是适时射向注定终成眷属的人。与世隔绝的玛丽正潜心为国家工作促进会做一项研究的时候，她认识了一位移民瑞士的波兰物理学家。而这位物理学家竟成了玛丽与皮埃尔·居里的“月老”。

当时，玛丽告诉他自己所做的研究遇到些困难，因为研究所需的钢材太占地方，狭小的实验室放不下。就这样，物理学家将玛丽介绍给了皮埃尔·居里。

成为居里夫人

这个叫皮埃尔·居里的男人，也曾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初恋，只是从天而降的病魔无情地将恋人从生命中拉走。这一段经历，一直深藏在他心里，很久，很久。

皮埃尔·居里是个优秀的“潮男”：他身材高大，肥大的衣服穿在身上松松垮垮，看似不修边幅，却恰到好处地透露出天性中的优雅风度和沉静潇洒。他的面孔很普通，表情太过单一而使得他过于桀骜和忧郁，而他的深沉平静的眼神却令人着迷。

这个天才法国科学家，在本国默默无闻，却“墙里开花墙外香”，早已享誉国外。他和玛丽一样，有位智慧的父亲。在父亲的培育下，他16岁获得科学学士学位，18岁获得物理学硕士学位，19岁那年就成为理学院一位教授的实验助教，当玛丽还是个小女孩做着来巴黎求学美梦的时候，皮埃尔已经在巴黎大学做出几项物理学上的重要发现，成为风云人物了。

看似两者很悬殊，但谁又能想到，他们竟然一见钟情。

玛丽一直都不会忘记，她第一次与皮埃尔·居里见面的情形：

我进入他家客厅时，立即看见了这位年轻人。他站在一个面向阳台的法兰西式窗口处，像嵌在窗子上的一幅画一样。他身材修长，头发赤褐色，眼睛大而澄澈明亮。他神态潇洒，表情深沉温柔。当你猛然看见他时，你会觉得他是一个沉浸在自己思绪中的梦游者。

因了惊鸿一瞥，皮埃尔·居里就印在了玛丽的波心。他们的初次见面很融洽，彼此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并且期待“下次见面”，以便能够继续谈论科学和社会。

这时，玛丽已经在巴黎度过了三个春秋，这个优秀的女子身边自然不缺少追求者，可是真正能入眼入心的却没有。偏偏，这两个单身男女就萌生了相见恨晚之意。在皮埃尔眼中，玛丽是个与众不同的女人，这个女人绝顶聪明，有着无人能及的领悟能力，而玛丽也深深迷恋着身材高大充满男性魅力的皮埃尔。

对于这场相遇，两个人都可以成熟冷静地对待了。在爱的火苗燃烧的时刻，他们都惊讶地发现彼此是“天造地设”。甚至皮埃尔“自私”地让玛丽在他的实验室工作，这样便能朝朝暮暮在一起。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爱得太深，反而有了一种莫名的患得患失甚至逃避感。这自然发生在玛丽身上。她很强烈地开始挂念她风雨飘摇的祖国，挂念苍老的父亲，想念千里之外温馨的家。而她又是个真诚善良的女人，她很坦诚地告诉皮埃尔自己内心的想法。

“你会回来的，对吧？向我保证你会回来！你留在波兰不可能继续你的研究。你现在无权抛弃科学……”其实，皮埃尔是在诚恳地告诉玛丽，“你无权抛弃我！”

最终，玛丽还是没有许下任何诺言，义无反顾地登上了火车。从此以后，玛丽总能收到皮埃尔寄来的“情书”。一纸信笺，维系着两个人难以预料结局的异地恋。

鸿雁传书的日子并不好过，等待中的煎熬又使热恋当中的人不堪忍受不得不接受的选择。玛丽收到一封封来自巴黎的信笺，她的心又怎能不为皮埃尔的热切和渴盼所动？那些信都是皮埃尔直截了当的直抒己见，但在每封信中他都以诚挚的感情向她诉说着相思之情，并热切期望这辈子与她相亲相守。

我们虽然没有许下结婚的诺言，但至少我们已经深情相爱，我想你一定没有改变心意吧。口头上的允诺当然不具有约束力，因为这件事是不能有丝毫牵强的。

如果我们真的能共同度过一生，沉醉于我们的梦想之中，比如，你的报效祖国的梦；我们的为人类谋幸福的梦，以及我们为科学而努力奋斗的梦，这难道不是天下最美好的事嘛！

……

我极力主张你在10月重返巴黎，如果你今年不回到巴黎，那我就会感到毫无乐趣可言了。当然，我敦促你回来，绝非只顾我一人的私利，因为我确实相信在巴黎攻读对你比较合适，这样你可以完成比较实际而且有用的工作。

10月到了，玛丽如期归来。她进入巴黎大学的一所物理实验室，开始进行实验研究，同时为自己的博士论文做准备。

她和皮埃尔继续燃烧爱情的火苗，皮埃尔更加温和缠绵，玛丽更加快乐幸福。在玛丽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她毫不掩饰地吐出了自己的心声：

当你接到这封信时，你的朋友玛丽已经冠上夫姓了。我要嫁给去年在华沙向你谈起的那个人。定居巴黎于我是一种痛苦，但我能怎么办呢？命运让我们深深相系，不能分离。

1895年7月26日，在见过双方家长并得到允诺后，他们的爱情终成正果。

那天，天气很好。她梳理好一头漂亮的头发，穿上结婚礼服，在一个小礼堂与皮埃尔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没有礼服、没有蛋糕、没有香槟、没有交换戒指……但是玛丽很幸福，因为她最最亲爱的父亲和哥哥专程从华沙赶来，见证了“小公主”出嫁的时刻。

玛丽和皮埃尔的新家是一处租来的距离理化学校不远的房子。在这里，他们随时可以看到对面满园的花卉。新婚宴尔，他们的蜜月旅行很简单却又很浪漫，一辆自行车，载着他们穿行在法兰西乡间的林荫道上，呼吸着泛着泥土香味的空气，聆听着来自大自然花开的声音和啾啾不绝的鸟鸣。两个相依相伴的夫妻驴友，让天地万物因之逊色。

在玛丽·居里的笔下，曾有这样的描述：

贡比涅的森林，叶绿荫浓，一望无垠；在春天，长春花、野葵等竞相开放，色彩缤纷，香味扑鼻，真让我们心旷神怡，兴致淋漓，更让皮埃尔喜爱的是枫丹白露的森林，落英河畔，绿草如茵，还有到处都是黄色金凤花；布里坦海滨的河岸，被金雀花和石楠花覆盖，黯淡蓊郁。一条铺砌的路直达芬尼斯太尔的海角，在那儿，水中潜伏着怪石嶙峋的岩石，狂怒的海水汹涌冲击着海岸，实在是别有一番情趣。

沉浸在鬼斧神工雕刻的大自然中，玛丽和皮埃尔的心是放松的，是纯粹的。但是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使命。

1896年8月，玛丽通过了大学毕业生在学校担任教师的资格考试，在索尔本大学理化学院谋得一个职位，开始了与皮埃尔朝夕相处的生活。

除了定期探视布罗妮娅夫妇和皮埃尔的双亲外，他们谁也不去拜访。对于他们来说，时间比什么都重要，看似紧张枯燥的生活却使他们感到快乐和充实。晚上，他们坐在煤油灯下，皮埃尔准备自己上课的材料，玛丽帮他收集、整理。白天的时候，他们都在学校工作。

很幸运的是，他们的校长舒真伯格“舒老爹”准许玛丽利用学校的实验室，只不过需要她自己承担实验所需的费用而已。

1897年，他们的爱情结晶——宝贝女儿诞生了。这个孩子大大的眼睛，小巧的嘴巴，肉乎乎的小脸蛋，又被赐予一个好听的名字：伊蕾娜·居里。谁能想到，这个小女孩将来也和他们的父母一样名扬天下，同样成为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呢？！

在为人妻为人母的日子里，玛丽更加认定了自己的选择。皮埃尔在她心中已成了一种坚不可摧的信仰。他为人处世的态度已经越过俗世达到人类文明的高峰，但他的日常行为又是一个非常随和、毫无城府的人。于玛丽而言，皮埃尔对自己的爱，是真真切切让她感动和珍惜的。

婚后，他们有过一次短暂的离别。皮埃尔无法抑制内心涌动的情感，洋洋洒洒写下了浓浓的思念：

我思念你，你充满了我的生命，我常常期望你能给我以新生的力量，我觉得我已经将我的思想全部集中到了你的身上，如同我现在一样。我心中出现了你的倩影，你的一举一动我都能看见；我还想让你知道，这时我整个的人都已经属于你了。可惜你的倩影并没有出现在我的眼前。

在爱的青藤的缠绕下，皮埃尔甚至对玛丽提出一个不能变更不能协商的要求：

无论发生了什么变故，即使我们中的一个人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剩下的那一个人也仍然应该不懈地努力工作下去。

——谁能想到，这样的事，在几年之后，竟然真真切切发生了呢。

伟大的发现

1896年，是科学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一年。

德国物理学家伦琴拍下一位解剖学者的手部，将照片拿给人看——手骨清晰可见。这种神秘的射线被伦琴自定义为X射线。

因为前所未有，因为神秘，很多科学家的思维开始发散：荧光物质在阳光照射下，也许能够发射出与X射线相似的射线。1896年2月的某一天，专研荧光的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决定进行一项实验。他用黑布包裹感光片，外面再包铝箔，然后把照射过阳光的硫酸铀和钾盐放在上面。感光片冲洗出来，竟然出现了辐射线的影像。

2月26日，贝克勒尔准备再做一次实验。那天太阳没有露脸，他就把包了黑布的感光片、铝箔和铀盐放在一个抽屉里。两天过去了，天气仍然阴沉着。当第三天贝克勒尔打开抽屉拿出感光片并且冲洗出来后，靠近铀盐的地方又留下了影像。

虽然放射出的能量很小，但它不断由铀盐辐射出来，这种能量究竟从何而来呢？这是玛丽·居里在脑海中画下的问号——她有些惊讶，有些兴奋，因为贝克勒尔为她的研究提供了一片肥沃但没有人发现和挖掘的土地。在与丈夫皮埃尔沟通得到相同认可后，她很快将此现象命名为辐射性。

据说，如今若是去法国国立图书馆翻阅玛丽·居里的实验室笔记，还需要先填写一张“若有辐射性感染，责任自负”的声明书——因为隐射在笔记中的辐射，依然还在那里。玛丽自30岁起就暴露在辐射线之下，当时她并不知道贝克勒尔测得的射线便是后来原子能的起源。

为了在这一片未知王国的领土上进行一次惊心动魄的探险，玛丽·居里最后将实验基地定在一间潮湿而又阴冷的小储藏室里。一个“电离舱”、一台居里静电计、一台石英压电静电计，就成了玛丽开始研究的技术设备。

几个星期后，玛丽确定，所研究的铀样本重量与这种令人称奇的辐射量成正比；得到精确测量的辐射量不受外界温度、光照或铀的不同化合形式所影响。

随着对铀射线研究的深入，她越来越感到这种射线是以前基本不为人知的东西。尽管这种射线的能量很弱，但是却有非同凡响的独特性。

她提出一个问题，难道铀是唯一具有放射性的化学元素吗？其他物质呢？在她心里，铀被发现具有放射性或许只是一种偶然，但是物理学家普遍认为只有铀具有放射性，如何去佐证自己的设想呢？她必须从别的元素中寻找放射性。

好奇心是科学家天生具备的特质，但玛丽将这种特质发挥到了极致。当时，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八十多种元素，玛丽要做的就是对这八十多种元素进行一一测试。她很快发现钍有此特性。当她用静电计测量铀化合物与钍化合物放出的电流强度时，她发现这与物体呈粉末状或块状，干或湿以及是否含有杂质都无关紧要，放射性来自其所含铀的成分。

玛丽的脚步没有停止。她继续测量其他矿物，在经过反复试验后，玛丽大胆地推出这样一个假设：在沥青铀矿中，还含有另外一种放射性元素——很有可能，这是迄今为止尚未被发现的新元素。

一种新的元素！这是一种迷人而又诱人的假说，也是存在于玛丽想象中的假说。这一发现的短暂瞬间令玛丽惊喜，也给了她无穷无尽的力量。不管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她都必须要实现自己的目标。

1898年4月12日，她提交给科学院的第一篇论文由李普曼教授转交刊发在了《学报》上。玛丽·居里在论文中宣布，在沥青铀矿石中可能存在一种具有放射性的新元素。

虽然所谓的新元素是存在的，但它的面纱还有待揭开。虽然皮埃尔没有直接参与玛丽的实验，他仍带着热情密切关注着妻子在试验中的进展，并且提出自己的评论和建议。眼瞅着妻子的实验结果性质惊人，他毫不犹豫地暂停在结晶方面的研究，来助妻子一臂之力。

在那间潮湿的实验室里，居里夫妇以放射性为基础，采用分布结晶的方法，把沥青铀矿中的各种物质分开，然后注意测量它们的放射性。这是一项精细又费时的工作，他们废寝忘食，只是偶然停下来思索、讨论，然后又继续开始，没有失望，也没有得意。直到6月13日，玛丽测出一块沉淀物的放射性“比铀强150倍”，两个人高兴得像孩子一样，拥抱着跳了起来。

同一天，他们把一块硫化铅置于试管内加温至300摄氏度，玻璃破裂时，皮埃尔注意到有一点黑色粉末凝结在试管内。经过测量，这点粉末的放射性竟然比铀强330倍。

一再析出，一再纯化。1898年7月18日，他们终于确定，可以宣布一种新元素、新金属的发现了！

“你得给它取个名字。”皮埃尔对玛丽说。他的口吻仿佛是请她给自己的女儿取名字。

此时，远离故国的玛丽沉默了，她的心飞回了自己的祖国。如今，在世界版图上，那片熟悉的土地已经不复存在了。她不知道，这个科学事件会不会在俄罗斯、德国和奥地利这些压迫者的国家受到宣传，但她迫切地想到了自己的祖国。于是，她怯生生地回答自己的丈夫：“我们叫它‘钋’好吗？”

钋（Polonium）的词根与波兰（Poland）的词根相同。玛丽以此纪念自己的祖国。妻子的大德与大爱怎能不令皮埃尔敬仰和钦赞？

她的论文《论沥青铀矿中所含放射性新元素》在科学院《学报》上发表前，她已经将一份手稿寄回祖国。而这篇论文刚刚在巴黎发表，华沙就在一份名叫《瑞阿特罗》的画报月刊上几乎同时刊登了出来。

提交论文后，居里夫妇如释重负。他们带着女儿伊蕾娜坐火车到法国南部的奥弗涅，一家三口漫步在大自然中，享受人间仙境带给他们的轻松与快乐。

9月，他们重新回到那间阴湿的实验室，开始寻找“尚未找到的另外一种元素”。

经过三个月的煎熬，他们从沥青铀矿中分离出了氯化钡。在对氯化钡进行分布结晶的时候，发现最难溶解于水的部分放射性最强。显然，新元素就隐藏在这个难溶物中了。为确定这种新元素，居里夫妇请来化学家德马尔塞对它进行光谱鉴定。奇迹就这样出现了：一条全新的谱线出现在眼前。他们循着射线一直追踪它进入最后一道试管，这样在钋问世后的第五个月，居里夫妇终于找到了新的元素——取名“镭”。

1898年12月26日，圣诞节的曙光刚刚消散，居里夫妇的眼前亮起了科学的光芒。玛丽和皮埃尔在给科学院的报告中写道：“根据以上列举的各种理由，我们相信新的放射性物体中含有一种新的元素，我们建议称它为镭。”

——纯镭盐是无色的，但是由于具有放射性，装了镭盐的试管会呈现蓝紫色，若分量够多，辐射光在黑暗中粲然可见。

1898年，“钋”和“镭”的相继问世，犹如两颗灿烂的星斗，瞬间照亮了科学界的整个天空。

艰苦中的英勇岁月

我们没有钱，没有实验室，只能独自搞这项重要而艰苦的工作。我就想无本生利创造某种东西。卡什米尔·德鲁斯基曾把我的学生时代称作“我小姨生活中的英勇岁月”。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是我和丈夫共同生活中的英勇岁月。

玛丽·居里所说的时期是1898年至1902年这个时期。她所言的重要而艰苦的工作就是提出纯净的镭——因为恪守原则的科学家们提出：没有原子量，就没有镭；把镭指给我们看，我们就相信你们，否则我们无法相信。

当时，他们面临着三个极其痛苦的难题：

那些足够多的矿石从何处获取？在什么样的空间中来提炼？提炼所需的经费又怎么办？

虽然居里夫妇视金钱名利为浮云，但他们也是“过日子”的人。他们做实验所需要的沥青铀矿因稀少而昂贵，根本不是他们的财力能够应付的。好在，他们的智慧弥补了财力的不足：工厂提取铀后，所剩矿渣中的镭和钋会原封不动保留下来。沥青铀矿很贵，那些剩下的矿渣在工厂主眼里一文不值，在居里夫妇眼里却是难得的金贵之物。

于是，他们请人帮忙从奥地利买下几吨残余矿渣——而奥地利政府也很慷慨，既然你们需要，那么白送给你们就是了。事实上，居里夫妇只支付了从奥地利到巴黎的运费，那些矿渣就成了他们的囊中之物了。

矿石解决了，实验基地成了令人头大的问题。皮埃尔和玛丽四处奔走，最终都是徒劳。最后他们只能回到原点，找理化学校的院长帮忙，重新回到玛丽做最初一批实验的那间小屋子。这间屋子外面有个院子，院子的另一头有个木棚屋子，这是个罕有人至的所在。

木棚屋里没有地板，地面上铺着一层坑坑洼洼的沥青，室内只有几张破烂不堪的厨房桌子，墙上挂着一块黑板，还有一个陈旧的铸铁火炉，上面的烟囱已锈迹斑斑。

这些还是次要的。木棚屋的棚顶是玻璃的，夏天屋里热得可以蒸桑拿，到了雨天，屋子就成了水帘洞，居里夫妇不得不手忙脚乱地将实验器皿和记录实验数据的笔记本转移走；在化学分析过程中，经常会有毒气产生，但木棚屋里根本没有通气设备“排毒”，所以有时只能在院子里做实验；但雨天就只能到屋子里去，将窗户和门敞开，风吹来，雨飘来，冻得牙齿直打架……

一位德国化学家在参观了居里夫妇的实验室后，愤愤不平又难以置信地说：“我走进实验室，发现那竟是一间既类似马厩，又好像马铃薯窖般简陋的房子。如果不是在工作台上看见一些化学仪器，我真会认为这是一个天大的恶作剧……”

可是，在这里度过的日子，却是玛丽和皮埃尔生活中最美好最幸福的岁月：他们吃最简单的香肠、面包、小萝卜，连喝口热汤的时间都没有。疲惫不堪的时候，就用一杯热茶提提神，然后又投入工作。

在第一年里，他们忙着化学分离镭和钋，研究这种生成物的放射性。在他们的“分工合作”中，皮埃尔负责确定镭的特性；玛丽继续搞化学提纯制取纯镭盐。如果说皮埃尔从事的是脑力活的话，玛丽所选的就是绝对的体力活。当丈夫在木棚屋内专心致志做精细实验的时候，她一个人穿着满是灰尘的工作服，在院子里奔忙。

玛丽曾在一个记录里写道：

我每次处理的原料多达二十公斤，结果木棚屋里放满了沉淀物和各种溶液的罐子。搬运容器，倾倒溶液，一连几个钟头不停地搅动融化锅里沸腾的东西，这些活儿真能把人活活累死。

在这个时候，玛丽就像一个钢铁战士，风吹乱了头发，眼睛和喉咙被滚滚浓烟呛得生疼，她都没有丝毫动摇。

她甚至说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中工作，是一件很欢愉和欣慰的事：

我们常常整天整天地在实验室工作，午餐时也不回去，只到学生食堂买点东西吃。破败的木棚屋里充溢着宁静和平的气氛。有时为了等待一个结果出来，我们就在室内来回走动，边走边研究现状和未来。冬天感到冷时，就在铁炉上热一杯茶，喝了就会感到暖意。这怡然自得的趣味，完全像是在梦幻中一般。

有时候在晚餐之后，我们又散步回到木棚屋里，再次瞧瞧我们历经艰苦得到的无价之宝。因为没有地方存放，所以就把它们放在桌面或者木板上。这时，我们无论从哪一个方向上看，它们都会发出隐约闪烁的幽光，这幽光似乎悬挂在黑暗之中，引起我们无尽的迷恋和无限的感触。

然而，这种自得其乐的日子，很自然地将本就喜欢孤独的居里夫妇与现实割裂开来。尤其在镭盐提炼出来后，居里夫妇致力于研究镭的放射性能力需要合作的时候，他们才真正意识到，离群索居的生活让他们的身边没有得力帮手。

在1899年至1900年这两年中，皮埃尔和玛丽发表了几篇论文：一篇的内容是关于发现了镭引起的“诱导放射性”，另一篇论述这种射线携带的电荷。最后在巴黎物理学会会议上，他们发表了一篇全面讨论各种带有放射性物质的论文。从此，放射性成了一门势不可当的新生科学。

也正是放射性科学发展迅速，才使得一直以来孤军奋战的居里夫妇有了合作的迫切渴望。在玛丽的记忆中，刻下了这样几个人的名字：

1898年，学校的一位实验室主任格·贝蒙曾一度帮助过他们；历史即将跨入1900年时，一位名叫安德烈·德比尔纳的年轻化学家与皮埃尔有了合作关系。德比尔纳是皮埃尔的“铁杆粉丝”之一，当皮埃尔提议他也来研究放射学的时候，他欣然允诺。德尔比纳承担起对新放射性元素的研究，在铁组元素和稀土元素中发现了新的放射性元素，被命名为“锕”。虽然这项研究是在巴黎大学让·佩林教授指导下的理化实验室中做的，但他常常光顾居里夫妇的实验室，也就成了交心的朋友。

在这个时期，还出现一位叫乔治·萨尼亚的年轻物理学家。他正在研究X射线，常常拜访居里夫妇的实验室并与皮埃尔讨论各种问题。

……只有很少几个人来过我们的实验室，偶然有几位物理学家和化学家来，他们要么是来看看我们的实验进展，要么是来请教皮埃尔·居里，因为他在物理学的若干个分支科学方面很有名气。他们就站在黑板前谈话。我对这种交谈记忆犹新，因为这种交谈能提起对科学的兴趣，也能激起对工作的热情，却并不干扰人的思考，不打扰平静的思索气氛，这种气氛才是实验室里真正有的气氛。

岁月如梭，在四年的时光中，玛丽身兼数职，既是物理学家、化学家、技术工人、工程师，又是劳力工。凭借着她的智慧和体力，那间木棚屋的桌子上浓缩后的产物越来越多，其中镭的含量越来越丰富。在将强放射性物质提纯和分离结晶的新阶段，玛丽很需要一个洁净无瑕的工作室，因为这间屋四面漏风、铁屑煤尘飞扬的木棚会出其不意地制造一些小事故，使得玛丽的实验不断地推翻重来。

玛丽不是一个资深科学家，她充其量不过是初出茅庐的梦想家。但光辉的历史时刻定格在了1902年，在居里夫妇宣布可能存在镭后的第45个月，玛丽终于从8000千克的矿渣中提出了十分之一克的纯净镭，并且初次测定镭的原子量是225。

那些心怀质疑的人终于在事实面前低下了他们的头颅，在这位具有顽强毅力和战斗力的女性面前低下了头。就这样，镭在化学上成为一个独立的新元素，被人们所认可，所接受。

荣誉从天而降

镭，白天看的时候像是普通的食盐，然而在夜晚的时候会放射出强烈的光芒，令人称奇的是它源源不断的强放射性和蕴含其中的天然热能。

镭有自己的影子，也有自己的幽灵。这种元素能自然产生一种特殊的镭射线。如果将它密封在玻璃试管内，也能按照严格的规律进行自我毁灭。而它每小时发出的热量足以融化与之体积相当的冰，如果将它与外界冷环境隔绝，它能升温甚至高出周围空气十摄氏度以上。

在玛丽的心里，镭几乎无所不能。它能透过黑纸让照相底片感光，能使空气变成导体，使一定距离外的验电器动作，能使装镭的玻璃容器变色，能一点点将包裹它的纸或棉花变成粉末……

有一次，玛丽拿着一个里面只装有几毫克镭的小试管，当她试图拿出里面的材料时，试管上沾着的一粒晶体将她的指尖烫伤了。皮埃尔为了验证这一现象，亲自拿着自己的手臂实验。在一篇报告中，他详细地叙述了自己观察到的情况：

有六厘米见方的皮肤发红了，样子像烫伤，不过皮肤并无痛楚。即使觉得痛，也很轻。过些时候，红色并不扩大，只是颜色转深。到二十天之后，结了痂，然后变成了须用绷带包扎的伤口；到了第四十二天，边上表皮开始重生，渐渐长到中间去；等受到射线作用后第五十二天，伤痕只剩下一平方厘米，颜色发灰，这表明这里的腐肉较深……

还有一次，居里夫妇的朋友亨利·贝克特尔到实验室去探望他们，临走时夫妇俩想要送他一个装有镭的试管。但是他知道镭的厉害，不敢伸手拿，于是就用布包了一层又一层，然后才放心地装到了口袋里。结果回家之后，他才发现，靠近镭试管的那块肉被灼伤了。他对居里夫妇开玩笑说：“这个镭，真是神奇，真是绝妙，我是既爱它，又恨它……”

镭的特性不仅仅是这些，它能使金刚石发出磷光，验证真假金刚石。此外，每过一秒钟它的微粒就能以强大的能量射出氦气原子。这种被玛丽称作“原子激烈衰变”的短小而惊人的爆发后，残余物能衰变成另外一种放射性物质，然后继续衰变下去。

这些物质表面上看是静止的，但是内部却包含着产生、碰撞、杀戮和自杀。物质内部的激烈变化无法调和的命运支配，包含着生与死。因而，放射性元素构成的每一个奇怪而残酷的家族，其中每一个成员都是由母物质衰变而来。这些物质每时每刻都在产生，也在按照永恒的规律自我毁灭。

镭是铀的“后代”，钋是镭的“后代”。这是发现放射性所揭示的事实。而镭最迷人的奇迹便是其强大的放射性给人类医学带来了福音——利用镭破坏产生病变的细胞，可以治疗红斑狼疮和其他几种癌症。这种治疗方法被命名为“放射疗法”，在巴黎更是被冠以“居里疗法”的美名。

玛丽和皮埃尔刹那间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媒体记者们把他们无孔不入的目光瞄准了这两位清贫而卓越的科学家。在他们的报道中，随处可以看到这样的话语：“神奇的，可以治疗癌症的镭，是由一位年轻的贤妻良母经过四年极其艰难的努力才最终发现的——而那间发现镭的地方竟是一间漏雨的破房子！”

可是谁又知道这四年他们是如何过来的呢？因为支付沥青铀矿渣的运费和维持实验的开销，他们的财政频繁亮出赤字。自从皮埃尔的母亲去世后，他的父亲便和他们住在一起。加上伊雷娜和女仆，这个家里一共有五个人——他们要生活，他们要生存！

迫于生活压力，皮埃尔经过申请得到了理工学院的辅导教师职位，年薪是2500法郎。

其实，他们完全有机会过衣食无忧的日子。日内瓦曾高新聘请皮埃尔为物理学教授，年薪1万法郎，另外给住房补贴，而且有实验室有助理。遗憾的是，皮埃尔和玛丽更倾向于专心致志提炼纯镭，所以写了一封致歉信谢绝了这一邀请。

在旁人眼里，玛丽和丈夫过的简直称不上是人过的日子。身为人妻，玛丽顾不上做饭，顾不上管理家务。她在坚强的神经支持下身体倒是没有垮掉，但是皮埃尔却时常两腿剧痛难忍。

1902年5月，玛丽接到电报，父亲病危。当心急如焚的她赶到波兰的时候，灵堂中只留下父亲的一具棺材和几束鲜花。这个在精神上给予玛丽无限鼓励和宽慰的老人，因为女儿发现了镭和钋，早已忘记了自己沧桑而痛苦的一生。就在他去世的前六天，他还给玛丽去过一封信：

你制得了纯净的镭盐！要是计算一下为了得到它所花费的劳动量，这肯定是所有化学元素中最昂贵的！看来它只有理论上的价值，这真可惜。

这里一切照常。天气温和，仍然有点凉。我现在得上床了，就此搁笔。亲切拥抱你……

如果这个老人能再多活两年，他便能看到女儿与亨利·贝克莱尔和皮埃尔·居里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而她的小女儿自己又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遗憾的是，他没有等到这一天。

父亲的去世，自己的意外流产，布罗妮娅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没几天死于结核性脑膜炎……悲哀的事件给玛丽的生活笼罩上浓浓的阴影。而另一桩痛苦更使得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皮埃尔病了。他患上了风湿病。揪心的痛苦纠缠着他，袭击着他，他整夜整夜痛苦呻吟，她彻夜无眠陪伴左右。

有一天，不知道是不是做了噩梦，玛丽的一声“皮埃尔！”让丈夫很吃惊，因为她的声音充满了恐惧和痛苦！

“怎么了亲爱的？你这是怎么了？”

“皮埃尔……要是我们俩有一个死了……另一个也活不成……我们谁离开对方也不能活，对不对？”

皮埃尔凝视着玛丽悲哀扭曲的面孔，片刻之后，口吻坚定地说：“你错了。不论发生什么事，即使人变成了没有灵魂的躯壳，也必须继续工作下去。”

就是在这样的生活中，他们相依相伴，直到纯镭出现，直到镭之光闪烁。原本，他们可以摆脱贫困，可以轻松地枕着镭之光舒服地睡大觉，但他们放弃了申请镭的专利权。原本，自然而然就会成为富翁富婆，但是他们拒绝了从中获取利益的机会。

——因为，玛丽和皮埃尔更看重科学精神！

1903年6月，居里夫妇应邀到伦敦参加英国皇家协会主办的镭元素讲座。五个月后，为了表达敬意，皇家协会向他们颁授该协会最高奖：戴维奖章。这次领奖是皮埃尔自己去的，因为玛丽病了。奖章取回来后，他们没有束之高阁供奉起来，而是随手给了女儿当玩具。可是谁又知道，两次荣耀显赫的短暂旅行和一枚供女儿玩耍的金质奖章，不过是一个交响乐的序曲，真正的最强音竟然在1903年12月10的斯德哥尔摩科学院举行的“庄严大会”上奏响：诺贝尔物理奖一半给亨利·贝克莱尔，另一半给居里夫妇。

遗憾的是，由于过度操劳，身体状况不佳的居里夫妇没有出席诺贝尔盛典，但他们的光辉早已照耀科学王国。备受瞩目的玛丽不仅是第一个人，而且是世界上唯一享受此声誉的女科学家。

只是这场从天而降的荣誉对于玛丽来说，却是一场无可名状的灾难！曾经名不见经传的木棚被媒体人围得水泄不通；祝贺电报和信函像雪花一样从世界各地飞来；无数请求讲学的邀请，应接不暇的荣誉、头衔……这一切，令居里夫妇感到恐惧和厌倦！

以前我们在不能令人满意的工作条件下，因过分专注于工作而使身体过分劳累，影响了健康。后来又因为宣传的不适度，受到众多人的骚扰，使我们更加劳累。我素来珍爱隔绝，平静的生活彻底被打乱，它所造成的影响和后果更加令人不堪设想。我们如果想维持正常的生活和研究工作，必须完全排除外界的干扰才行，但是我们却得不到这种安静……那些骚扰我们的人，当然心地是善良的，只是他们不明白对科学家来说什么更重要……

无法言说的伤痛

1906年4月19日，是玛丽一生都难以忘记的日子。因为她一生挚爱的丈夫皮埃尔出了车祸，飞奔的马车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

那一刻，玛丽的天空塌陷了。脑海中不再去想什么诺贝尔，不再去想什么提纯镭盐，不再去想身后无数狗仔队的贪婪双眼。那一刻，她只想静静地陪伴在皮埃尔身边。

皮埃尔走了，她的心也随他而去。这一年，玛丽38岁，皮埃尔刚满47岁。他们的爱情树才生长了11年。原本，这一切是可以更长久的。突如其来的车祸，让幸福戛然而止。

玛丽失去了皮埃尔，失去了那个不论自己是骄傲还是沮丧、是灵智或者顽固、是羞怯或者果决，都一样深爱自己的男人。

对待这份啼血难言的伤痛，吐不出，咽不下，玛丽只能诉诸笔端：

皮埃尔，我的皮埃尔，你像个可怜的伤员一样静静躺在那里，仿佛睡着了，脑袋上缠着绷带。你的唇，我常形容为贪婪的唇，现在苍白无血色。你可爱的髭须沾染了灰尘，头发则几乎看不见，因为那正是你的伤处……我最后一次亲吻你冰冷的脸颊，然后从花园里摘了几朵长春花放在棺中，你最喜欢的一幅我的小像，就是你称作“乖乖的小学生”的画像，也放了进去。

……棺木盖上了，我再也见不到你了……他们来抬你了，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没有说话。我们把你送到索镇坟场，看着你进入那大而深的洞穴……他们填好坟，在坟头上放了一束束的花，一切都结束了，皮埃尔在地底下永眠了，这是所有的一切的终结。

——皮埃尔走了，玛丽是那么伤心，那么绝望，她甚至不知道为什么皮埃尔会死于车轮下，为什么自己最亲爱的人突然就撒手西去，甚至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在那段弥漫着伤感和哀怨的日子里，玛丽不是什么科学家，不是什么戴着光环的传奇，她不过是一个刚刚失去了丈夫的可怜女人。

她也想随着皮埃尔一同离去，可是那两个可爱的孩子怎么办呢？她有责任，有义务，将她和皮埃尔的爱情结晶抚养成人，让她们铭记那个同样深爱她们的父亲。

皮埃尔的朋友可怜孤儿寡母，想要给她募捐，却被玛丽两个字“反对”拒之门外。当局政府告诉她可以获得国家抚恤金，她又是拒绝。这个争强好胜的倔强女人，她到底想要怎样呢？

事实上，她什么都不要。

皮埃尔的朋友们很照顾玛丽。他们为她奔走，为她呼吁，最终索尔本大学召开会议：只要玛丽愿意，她可以继任皮埃尔原有的普通物理学教授。玛丽成为担任高等学府的首位女性。

忙碌的工作，让她暂且忘记了悲哀，可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时常会想起她的皮埃尔，想起他曾对她说过的话：“不论发生什么事，即使人变成了没有灵魂的躯壳，也必须继续工作下去。”

只是即便每天都待在实验室里，玛丽也感觉不出曾经有过的快乐。她想投入实验中，她想在工作中获得宁静，但是她有了成果，又能与谁分享呢？

站在丈夫曾经战斗过的讲台上，她虽然赢得满堂喝彩，但是她明亮而深邃的眼眸里却有着太多不易察觉的悲伤和疲倦。

就在玛丽登上讲坛后的几个月后，一个畅销小说家杜撰了一本小说《科学公主》。凡是读过这本书的人都知道，小说是在暗示，居里夫人若是像许许多多的女人一样，安分守己地待在家中相夫教子的话，皮埃尔或许就不会意外身亡——死时所穿的衬衫说不定还掉了个纽扣没有缝上。

小说一出，街巷间多了各种猜测和传闻。但比这更伤人的，是一位年过八旬的骨灰级科学家提出的“镭，不是一种元素”的论调被刊发在了主流媒体《泰晤士报》的头版。

他的假设是：镭可能只是铅和氦组成的分子。身为科学界的元老，他的影响力远比现在的微博传播力要广泛和长远。1906年夏季，《泰晤士报》成了科学激战的战场，熊熊燃烧的烈火不仅没将玛丽和一些放射性化学家的精神湮灭，反而激起了他们的斗志。

玛丽相信自己是对的。但是与之抗争显然不是明智之举，最好的方式就是拿出纯镭元素，用事实说话。

在朋友的帮助下，玛丽重新整顿实验室，更新设备，增聘助手，用她自创的方式，度过了艰难的四个春夏秋冬，终于得到了数量微不足道的成果——10克金属镭。

遗憾的是，那个骨灰级老科学家没能等到事实真相揭露的时刻——他已经被一抔黄土埋到了地下。但是这位与丈夫共同发现镭的年轻寡妇，却成了不可小觑的人物。在她的领域内，永远都是那颗最亮的明星。

科学的光辉并没有照亮玛丽内心的黯然，她无时无刻不在怀念有皮埃尔陪伴的日子。她悉心照顾着两个女儿，让她们住在乡间，远离都市的污浊，做天地间最快乐的天使。

1911年，法兰西国家研究院投票推选继任物理学家盖内兹的院士人选。究竟花落谁家，成了公众热议的话题。由于其中的种种“暗箱操作”使得玛丽再也不愿意踏入科学院半步。然而，玛丽的噩梦并未就此止步。在皮埃尔去世后，她的感情陷入了冰河期。“寡妇门前是非多”的谚语也在玛丽的身上得到了验证。一个叫保罗·郎之万的男子走进了她的生活，走进了她的世界。这个比玛丽小五岁的男子，因为工作关系与玛丽相识，然后慢慢相恋，但这场“办公室恋”却遭到了世人的谩骂和诅咒。法国人不允许玛丽梅开二度，不允许玛丽肉体甚至精神出轨。刹那间，媒体舆论将棍棒打在了玛丽身上，无良媒体——法国《作品报》的无良总编特意为玛丽和郎之万做了一本红色小册子，封面赫然印着“郎之万与居里丑闻案的实情”。在有图有真相的情况下，玛丽生生挨了法国人的枪，一顶“波兰荡妇”的帽子硬是扣在了她的头上，成为她难以启齿的耻辱。

徘徊在生命的低潮，玛丽的精神崩溃了，她不得不住进由修女开办的医院，甚至她想以死明志，结束这个世界带给她的所有伤痛。

幸运的是，玛丽挺了过来。

1911年10月29日，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第一届索尔维会议，玛丽应邀参加。这是一场科学界的盛会。这一年的主题是关于“辐射理论和量子”。在这里，玛丽邂逅了爱因斯坦，日后他们成了“忘年交”。

就在1911年将要画上句号的时候，灿烂的星光再一次照耀在了玛丽身上。为了表彰玛丽·居里发现镭和钋两种放射性元素以及在制取纯镭并发展镭的应用等方面的成果特别是表彰她在皮埃尔去世后继续研究出的金属镭，瑞典科学院向她颁发诺贝尔化学奖！

世界沸腾了！从来没有哪个得奖人两次获得过诺奖，不但女人没有，男人也没有！

12月10日，虚弱多病的玛丽在女儿伊雷娜的陪伴下，来到瑞典——24年后，伊雷娜也在这里接受了同一奖项。

上一次的颁奖玛丽因病未能赶赴现场。这一次，她来了。她想告诉众人，她的一切，和皮埃尔密不可分。

在公开演讲时，玛丽将人们对她慷慨表示的崇敬转而献给皮埃尔·居里的英灵：

在谈到本次讲演的主题前，我希望指出，发现镭和钋是皮埃尔·居里和我共同研究的结果。放射性领域的几项基本研究也要归功于皮埃尔·居里，这些研究有的是他单独完成的，有的是与我共同完成的，有的是在他的学生合作下完成的。

虽然我分离出了纯镭盐，并且确定镭是一种新的元素，但这与我们共同的研究工作有着密切联系。因此我认为，瑞典科学院授予我如此崇高的荣誉，是基于对我们共同工作的认可，也是对皮埃尔·居里表示的敬意！

玛丽一直没有忘记，皮埃尔生前最大的希望就是拥有属于自己的研究院。不管怎么样，她都要完成丈夫未了的夙愿。1914年7月30日，研究院正式竣工。这座叫居里楼的镭研究院，承载了多少玛丽的辛酸，又有谁知晓呢？

时代的洪流在推动着玛丽的命运，她怎么都不敢相信，战争就在这时爆发了！

是天意？还是命运？不得而知。

走上战场的女人

1914年8月1日，玛丽给女儿们写信说：

亲爱的伊雷娜、亲爱的艾芙：

看来时局日益严重。我们随时等待动员令。我不知道能不能动身。不要慌，要镇静，要鼓起勇气。如果战争不爆发，我就去与你们在布列塔尼会合；如果战争爆发了，我就留在这里尽快把你们接回来。伊雷娜，你我都要做点有益的事情！

——她们能做什么呢？彪悍的战争面前，她们几乎弱不禁风。就在第二天，德国人已经不宣而战地直捣法国，虽然巴黎还很平静，但到处能看到人们离别的场景。

玛丽遥远的祖国——波兰，早已被德国吞噬了一大部分，最后那块蛋糕还能剩下什么，玛丽想都不敢去想。

在这个特殊时期，玛丽痛恨战争，她迫切地想，能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法国，做些什么呢？

在她的身边，同事和实验室的工人们已经穿上军装，赶赴一线。她抑制住上阵杀敌的冲动，没有像许许多多勇敢的法国女子去战场当白衣战士救死扶伤。因为，她发现，当局忽视了一个问题：前线和后方医院都没有X光检查设备——这是一个可悲又可怕的空白！

自1895年伦琴发现X光以来，无须手术辅助便能“看到”人体骨骼和器官，并拍成照片。可是法国放射科大夫使用伦琴诊断机的数量屈指可数。这种神奇的设备能一眼就望见受伤战士身体里的步枪子弹或者炮弹碎片，找到准确的位置，为什么不能普及呢？

虽然玛丽的研究不涉及X射线，但是她每年都在巴黎大学做几个关于X射线的讲座，所以对此并不陌生。她开始动用自己的“关系”，将可用的X光材料集中起来，然后分散到巴黎地区各医院。利用法国妇女联合会提供的基金，创造了第一辆“放射线汽车”，直接开到了战地医院。

德国的军队在步步紧逼巴黎，炮声就在耳边轰隆，巴黎随时都有可能被围城被轰炸甚至被占领，看似表面平静的玛丽心中早已波澜壮阔——实验室拥有的那一克镭。她不敢托付给任何人，思量再三后决定亲自将它运到波尔多。

9月2日，法国总统率领熙熙攘攘的重臣撤往波尔多，很多人都尽可能多地携带着金银珠宝，唯有玛丽，箱子里装着一克镭。那是法国仅有的一克，玛丽的镭。

9月12日是伊雷娜的生日，玛丽写了短信“亲吻我可爱的十七岁甜心”。14日，她又写信说：“德国入侵部队开始撤退，不久你们就可以顺利回巴黎了……”

没过几天，伊雷娜回来了，她被母亲带到战场上。在这场持久残酷的战争中，越来越多的伤员需要就地手术，战地医院必须要有手术师和放射科医生。挺身而出的玛丽自然而然地当起了“放射科医生”，她可爱的“小甜心”自然而然地成了她的助手。

在她的放射线车上，有最简单的工具：车上配备发电机、携带式X光机、照相设备、电线、帘布、荧幕和放射手套。

玛丽和伊雷娜检查的第一个伤员，前臂被子弹射中。她们把他放在X光机前面的固定位置。玛丽调整仪器，让荧幕上清楚投射出伤处的影像，拍下照片，然后冲洗出来。

那个时候，玛丽不仅不断完善仪器的技术，阅读解剖学论文得到放射医学知识，还学会驾驶汽车。炮火纷飞的岁月，不管天气如何，玛丽总是开着放射线车以50公里的时速到处奔波。

1917年到1918年一年的时间，她建立了200个永久X光放射工作站，做了110万次X光照相。此外，玛丽还培训出一批专业放射科操作师，让他们不断去扩充这支队伍，以更好地救助伤员。

战争爆发后，玛丽取回了存放在波尔多的那克镭。每个星期，她都要搞“射气服务”，将镭射出的氡气装在试管内，运送到巴黎大医院和其他卫生中心，用以治疗“恶性”伤痕和许多种皮肤损害。

大战中，玛丽遭受了无数艰难困苦，可是在心中燃烧的超越一切的博爱，让这个饱受风霜的女人更加美丽。

当停战的礼炮声响起，她想着用国旗装饰镭研究院，但是她跑遍了街巷，只买回来三种颜色的布料，她将之缝起来挂在了窗前。

那辆“移动”放射车老了，但《战时放射学》诞生了。玛丽在书中歌颂科学发现和不懈的研究。她从参战经历中找到了热爱科学的新理由：

放射学在战争中的应用提供了一个显著的例证，证明纯科学的发现在特定条件下，无疑可得到广泛的用途。

直到战争之前，X射线的用途还十分有限。在人类遭受的这场大劫难中，受难者人数多得惊人，人们的强烈反应便是尽量挽救能挽救的人，利用一切手段保护人的生命。人们马上设法利用X射线，使之最大限度地为人类服务。原本不理解的人转而接受；原来不会的人学着使用；原来不关心的人变得关心投入……

在这场浩劫之后，法国胜利了，波兰自由了，尽管法国在战争中丧失了150多万条人命，但玛丽的家人安然无恙，好朋友也都健在，研究所和镭无损。可是，当暗如黑夜的战争终于迎来黎明之光后，却映照出一片死寂：工人失业，物价飞涨，工人罢工，罢工被压制……无产阶级革命如火如荼地在欧洲燃烧起来。

但科学无国界，1920年，当玛丽穷得连一台打字机都没办法摆设在镭研究所的时候，她又开始转动自己的脑筋，虽然以低价买了些许战争剩余品，才有了一点点设备，却少得可怜。在通货膨胀的那段岁月，她领取的年度经费只够买两架测度仪。

看似繁荣灿烂的巴黎，科学严重贫血。此时一个女人的出现，让玛丽的科学道路出现了转机。

1920年5月的一个清晨，一个人敲开了玛丽的门。她是纽约一份著名杂志的主编威廉·布朗·梅乐内夫人。这个主编个头不怎么高，身体单薄，一副病恹恹的模样。对于这次与玛丽的见面，她已等待了很多年。

若不是三番五次写信而后又通过“熟人”关系联络到玛丽，恐怕她此生都难以如愿。在交谈中，她们竟然彼此欣赏，有种相见恨晚的遗憾。

梅乐内夫人的记忆中，留存着这样的片段：

门开了，我看到的是一个身穿黑棉布裙的妇人，个子不高、面色苍白、貌似羞怯。她温柔、耐心、美丽的脸上带有一种学者式的超然。突然，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不该闯入的人。

我比她更羞怯。二十多年来，我一直是一名训练有素的记者，可是面对这样一个身穿黑棉布裙的妇人，我竟然连一个问题也问不出来……为了让我自在，居里夫人开始谈起美国。

她说：“美国有五十克镭，其中四克在巴尔的摩，六克在丹佛，七克在纽约。”然后她又继续说到了每一克镭所在的具体地点。

我问道：“那法国有多少克镭呢？”

“我的实验室里有差不多一克。”

“你只有一克？”

“我？哦，这一克可不是我的，它属于实验室。”

……我提到了专利费。这种专利费本来可以使她变成百万富翁的。她平静地说：“镭不是用来让什么人发财的。镭是一种元素，它属于全人类。”

“如果世界上的一切任你选，那你会选择什么呢？”我脱口而出地问道。

这个问题很傻，却碰巧很重要。

玛丽几乎也是毫不犹豫地回答：“一克镭。”

一克镭值多少钱？100万法郎，也就是10万美元。玛丽所说的实验室的那克镭，只用于提取射气，供医院治疗癌症。她没有想到，几个月后，这个和自己相见恨晚的知己竟然在美国筹集到10万美元，要帮她实现“一克镭”的愿望。

在盛情的美国记者梅乐内夫人将玛丽的种种拒绝理由驳回后，玛丽带着两个女儿踏上了美国的土地——她们要从白宫总统手里亲自接过那一克镭。

在那里，她受到了热情的接待。1921年5月20日，哈定总统在华盛顿白宫向居里夫人赠送了一克镭。美国哲学学会成员授予她约翰·斯科特奖章。为了表示感谢，玛丽向学会赠送了一块“具有历史意义”的压电石英静电计——那是她在最初的研究工作中自己制作并一直使用的。

临走的时候，玛丽除了带走价值10万美元的镭之外，还募集到22000美元的钍和其他稀有金属，以及52000美元的款项。

即将登上汽轮返回法国的时候，她和自己的知己道别：“让我再看你一次，我最亲爱的朋友。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你了。”

离别总是很伤感，幸运的是，七年之后，她们又在美国重逢——玛丽从另外一位美国总统手里接受了美国人民捐赠的又一克镭，那是给她的祖国波兰的。

永远的玛丽

1926年，伊雷娜和镭研究院最有才气最富热情的弗雷德里克·若里奥订婚了。玛丽的生活在不经意间有了改变，女儿女婿经常陪伴她吃午餐，按说她应该好好享受这份天伦之乐，但她也有些沮丧，因为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了。不过，看到女儿高兴，当母亲的慢慢习惯了。

岁月总是毫不客气地将美好的时光带走。由于疲惫，玛丽脸色苍白，显得憔悴苍老。她总是很晚才离开实验室，每天早晨都会有十来名“粉丝”来拜访她。这是一群求知若渴的年轻人，其中有来自中国的施士元——他是居里夫人为中国培养的唯一的物理学博士，开辟了中国的核物理事业。

玛丽的晚年，大部分都用在指导和教授学生上。在这位领航员的带领下，1919年到1934年之间，镭研究院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共发表了483份学术报告，其中有34篇论文。而在这483项研究中，她自己就发表了31篇。这些成果辉煌、硕果累累的岁月同时也充满了激烈的斗争：玛丽的眼睛受到了失明的威胁。早在1920年玛丽就知道眼睛患上了严重的白内障。她与世界，她与自己的工作，隔着一层越来越不透明的水晶体，那将是永远不会消散的雾霭。

在她写给布罗妮娅的信中曾提到过：

眼睛和耳朵是我最大的麻烦。我的视力变得越来越差，而且也恐怕没有什么对付的方法。耳朵里则总是嗡嗡作响，有时响得特别凶，让我非常痛苦。我担心我的工作可能会受到影响，而且甚至无法工作下去。这些症状可能与镭有一定的关系，不过我也不能肯定。

这是我遇到的麻烦。别对任何人说，我最不希望这种事被传开……

其实，知道的人并不多。除了玛丽的两个女儿和自己的哥哥姐姐。在实验室里，玛丽的度量仪器上都标识着彩色的大数字，看书的时候，她用放大镜。她在医院做手术的时候，用的是“假名”，她的眼睛需要佩戴眼镜，是艾芙以她的名义取回来的。几年来，她三度为眼睛开刀，但这个女强人仍奔波访问荷兰、巴西、意大利、丹麦、捷克、西班牙、苏格兰和波兰等地。那是玛丽在晚年赢得的人们对她的尊重和崇拜，可是在她的二女儿艾芙的记忆中，她的母亲总是一张毫无血色、毫无表情、无动于衷的面孔。如果换成另外的任何人，在这样的盛名面前，恐怕没有谁像她那样落寞。

1934年，玛丽满65岁了。虽然眼睛开过几次刀不再明亮，脸上也爬满了皱纹，她的行动却依旧很敏捷。她穿梭在巴黎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每周一和每周下午5点上课。她也仍然每天去实验室，不过慢慢地把事情交给别人做了。

一个叫沙米尔的女士，见证了玛丽工作的情景——那是她完成的最后一项工作：

该下班的时候，分离（一种放射性元素）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居里夫人整晚留在实验室，晚饭也没有吃。可是还是不够，我们于是彻夜工作……

已经是深夜两点了，还有一道程序待做：把液体用离心分离机处理一小时。分离机发出恼人的噪声，居里夫人却坐在旁边，不肯离开房间。她注视着那机器，仿佛她急切的心意可以加速其过程似的。此刻，居里夫人除了这机器以外，再没有别的事情存在了——她明天的生活、她的劳累都消失无踪。她全然忘我，全部心思都放在眼前的工作上了。

直到有一天，玛丽在实验室滑倒，右腕脱臼，后遗症接踵而至。X光透视显示，她胆囊里有一块非常大的结石。可是她却想证明自己的身体状况良好。她去凡尔赛滑冰，和伊雷娜去滑雪，到复活节借布罗妮娅来法国的机会一起乘车去南方旅行。不幸的是，玛丽患了感冒，当她回到巴黎时已经好了许多。在开往华沙的列车前，玛丽和布罗妮娅在月台上，最后一次相互拥抱。

1934年5月一个晴朗的日子，玛丽在物理实验室一直工作到下午三点半，疲惫地抚弄着她最忠诚的伙伴——试管和仪器。然后，她低声对同事说：“我发烧，要回家了。”她没有立即离去，而是到花园走了一圈。突然，她在一株蔷薇前停下了。“乔治，看看这株蔷薇，你必须得立刻照料它！”

一个学生跑了过来，但她在上车前，还是转过身说：“乔治，别忘了那株蔷薇……”

——谁能知道，这是她与实验室的永别！

后来的两个月，玛丽的情况时好时坏，虽然她不讳言死，但她所有的本能都在拒绝着“死亡”。

30年前，皮埃尔仿佛预示到一场灾难要夺取自己的生命一样，于是以一种悲壮的热情开始工作。现在轮到玛丽了，她刚刚在阿尔库耶建了一个大批量加工矿石的工厂，她还有一本书在编写——那是一本科学界的不朽之作。玛丽放不下自己的实验，放不下自己的事业。35年来，她一直与镭打交道，呼吸镭的射气。四年战争期间，她甚至接触过伦琴仪发出的更加危险的放射。当她终于不得不躺在疗养院接受医生诊治的时候，她被断定是猛爆性恶性贫血。

玛丽的体温越来越高，上升到40℃。她看着自己的体温计，当听到医生说是贫血时，反而松了一口气。事实上，玛丽的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

她很想知道，自己的身体是怎么回事？是镭或者钋造成的吗？

7月3日清晨，玛丽看到自己的体温计上的数字骤然下降了，她笑了。当她那颗强壮的心在渐渐冷却的身体里依旧不知疲倦地跳动着不肯退缩的时候，第二天的黎明来了。初生的朝阳将群山染得绯红，灿烂的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在了玛丽的床上，她消瘦的脸颊和没有任何表情的灰色眼睛是那么令人惊讶。

死亡渐渐凝固了她的眼睛，她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而杀害她的“元凶”，就是她待之如子的“镭”。

人生终点站到了。玛丽的一切都是白色的。苍苍白发梳在后面，露出白皙宽大的额头，她的面容祥和平静，看上去既庄严又勇敢，此刻，她是世界上最高贵、最美丽的女人。

1934年7月5日，居里夫人最后一次登上了全世界报纸的头版。

1934年7月6日，葬礼按照她的意愿，没有演说、没有仪式、没有任何政要人员，玛丽就这么被安葬在西奥克斯的墓地。布罗妮娅和约瑟夫向敞开的墓穴撒下一捧从波兰带来的泥土。在皮埃尔·居里的墓碑上又添上了一行碑文：玛丽·居里·斯可罗多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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