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 江
镇江登岸,想在南京看看再走汉口。镇江朋友们满腹忧郁地谈论着时事问题,对于上海前线的撤退,得到不安与恐怖的印象。他们单纯地看到各方面的军队一批批的上去,伤兵们一车一车的下来,十一月十四日那天客车已不能再通苏州,只能在常州止步。前方和接近前方的后方,见不到军队以外的政治动员工作,军事的真象民众不能知道,而官方消息又是那样一贯的没有变更,这样大家不但不相信报纸,而且总想像有多少可怕现象。这种浮动的心理,最容易让谣言产生和传播,谣言的内容通常是超过多少事实的实际程度。
抗战已经三月,所以我很想此时来看看抗战中枢首脑部的气象,我想像中一定是严肃热烈与紧张,因为这里是全国抗战机构的发电所,这里应该是充盈着热力,让在城外经过敌人们也要感到——这是一所神圣庄严壮气横溢的城堡。因为现在南京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继续存亡之所系,我们这一代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和子子孙孙是否作奴隶牛马,都要靠南京的领导来决定。
在时间限度之内,尽可能在南京看些前辈和朋友,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不少人为“苏州失守”的传说所遑惑,对于东战场的移动,除叹息怨惜于我艰难万状的抗战军队外,只有摇首悲观,了无活气。
在南京官场里尤其不应该有这种失败恐惧的感觉,政府人员应该比一般民众更了解这次战争的形势和他的性质,初期失败是不能免,亦不足奇的。如果政府官吏还妄想着中、日东战场的战争会在苏州上海间解决,而对于南京存着永久安乐窝的幻想,那就是不懂得中、日战争的性质,不配作抗战政府的组成员,免得因为自己的无知与慌张,影响了我们最高统帅的安定和动摇了社会的人心。
紧接着来的事实,是南京各重要机关向内地迁移。“迁都!”的严重事实压在每一个人的心上。“林主席走了!”“……迁重庆”“……迁长沙!”“……迁武汉!”“某部长说:南京在一周以外就成问题!”“限各机关□日内迁出南京!”“东线军事不好!”……这些或真或假的消息,骚动了南京的官场。彼此见面只问“什么时候走”和“如何走法”,有的是江轮,有的是浦口搭火车,高等的到芜湖坐飞机,有私人汽车的,就奔江西跑长沙。
顿时南京的交通工具大忙而特忙起来,汽车租用一空,公家汽车和私人汽车一齐在街上紧张的跑着,马车从鼓楼到下关,涨价到五元,人力车跑得来没有休息机会,疲劳的身体对于很好的买卖,也摇头不愿接受了。
似乎敌人军队明天就要到南京,许多重要官吏先行“轻装就道”,吩咐些下级职员收拾公物,设法运往指定地点。每一个机关地仓卒装和运输,集南京如许多文武机关,同时动作,于是整个南京尽成了“搬家”世界,车水马龙的拼命向下关码头和江南车站集中。一般民众莫名其中究竟,看到这种严重现象,听到些加甚其词的谣传,于是更亟亟不可终日,也不自主的逃奔,车票船票早已买不到,于是挤到车站码头再说。集结下关的逃难官民,为了等抢登太古公司长沙轮,冒着大雨预先乘无顶铁驳到江中专候终日者不下一千余人! 实际苏常一带难民已在镇江将少数交通船舶挤满,过京能容旅客,已经有限。岸上候船者不计,甚至有江中露立候船至次日未能成行者。
我们主张对日抗战的人们,当然应该预料到有“迁都”的节目,“预料的迁都”不是失败,正是东战场第二期战争的开始,双方使用之兵力,战场面积和作战方法都进入新阶段,这时把南京“首都”的外衣脱去,使它以森严的军事堡垒资格而出现,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一节目的排开,是明白告诉日本军阀,从苏嘉路到南京,全是军事堡垒区,你准备几十万人来冲吧,我们凭藉南京四周的堡垒,准可以给日本来一次大会战。纵然日本打下了南京,也只是我们一个战场的得失,不是战争的终了,而是另一期战争的开场。所以迁都是保证长期抗战的便利,而不就是失败。
可叹的是若干政府官员,不了解迁都的正确意义,不了解最高统帅的决心,而认为是“逃亡”,丧失了宁静,丧失了理智,弄成动摇人心,遗笑外人的现象。
下关各码头堆着千千万万的箱笼,没有秩序,没有区分,没有适当的管理这一部这一署通通挤在江岸上,公物固然有些,而其中最大部分,都是官吏私人的家具和行李,成包的箱柜不用说大小的悉搬,似乎还顾虑内地物质缺乏,铜床沙发亦在急运之例。许多人同声太息的是,各码头都有不少的桌椅澡盆梳妆台,天上不断的下雨,如山的什物都在露浴之中,保护得最好的是私人行李,而公物则听他们自己的造化。
所谓正确的迁都,是将领导抗战的中央政府向后方迁移。应迁的内容,主要的应该是:(一)物质。与技术职工有支持全国性的物质储藏,及重要的制造机器,及技术员工,此类物品应在政府决心迁移之时,先期秘密的运出南京不动声色。(二)图册。行政机关特别是财政经济外交机关工作上必须之图书典册,当顺次从容运出。(三)第三步始在有秩序有计划的交通布置中,将各机关人员分批运往指定地方。
因为我们今天抗战最缺乏的条件是物质,许多重要军用品和制造军用品机器,都是来自外国,海路被封锁后,补充更为艰难。我们英勇的将士,必须凭藉相当物质基础,始能打胜敌人,完全信赖血肉以求胜利那是不可能的。所以那怕是一颗钉,一个弹壳,都是我们争取抗战胜利最重要的工具。我们要好好保持,把它转变为歼灭敌人的力量。我们现在只有抗战是高于一切,胜利高于一切,唯有抗战始能免于作日本军阀的奴隶牛马,而又唯有抗战达到胜利之后始能保持我们的自由与康乐。因此对于抗战有关的物质,我们应该看成自己的生命的一部分。假若抗战失败了,我们的沙发铜床搬到拉萨也安稳不了!
偌大一个迁都,大事,就是交通工具的管理上,也该有点秩序,有点办法,以供国民的范示。某天走某机关人多少,大致有多少物件,应该分配多少吨数的船,指定他在什么时间什么码头上船,把所有可用的船只和可用的码头通盘筹划一下。对于每一个应搬走的机关,事先和他的负责人接洽好,并不要他们事先都乱七八糟的堆到下关来,要到船都预备好了,然后在指定时间到指定地点,很速的把人物运到,即刻上船,上好就走。如此既不纷乱,船舶使用也可以经济。然而今天他们不管有船无船,不管船大船小,首先把东西运到江边,往往两三天没有走了的。很多敌人对于我们迁都的消息,毫无问题的老早知道,设若不是这几天大雨,敌人很可能来几次空袭,试问码头上集中如许多的东西,如何得了!
船舶管理所把大小轮船扣了大批,商运完全停止,普通人民要走,只有搭外国船,而差船的分配并不能迅速而确定,各机关彼此还相互争执,又看机关主管力量的大小,命令也不统一。我们搭一只开汉口的商船,最初说不打差,后来说下部打差,上半部搭客。许多客人已经上船,又来了四个机关的代表争船不相下,最后还是维持半部打差的原义。正要上公物行李等,一会又被这个机关赶走到那个码头,一会又被那个机关赶得不能靠岸,我们逼得在江中无依无靠的停泊了半天。东耽误,西耽误,共耽误了三天才能动身。如果是有效的管理与支配,这只船动身的时候,应该是在到了汉口再返南京的途中了。
许多人民受了这次迁都的刺激,一部分青年官吏对于这种败北主义的表现,都引起了绝大的不安。他们怀疑抗战是否还有前途,他们恐惧中华民族是否还可以复兴。这全然是过虑的。这是政府的舆论动员不够,机械的新闻束缚政策,把报上只留了一些毫无内容的刻板新闻,大家每天都抢着看报,但是谁看了报也不肯相信,南京这样大的搬家事实,报上一个字不提,以为这样就瞒过了民众,免得动摇了人心,这无异偷铜铃恐怕被人听见而自己堵塞了耳腔,这种作法只有加强人民的恐慌,强化社会的不安。正当的办法,此时的新闻政策应当公开尽量讨论迁都问题,而且尽量说明战局的发展和敌我的形势,尤其要说明迁都的意义不是败退,而是安全的策动抗战的步骤。就是要在舆论上说服人民,并且指导人民的应付新事变的态度和方法,这样人心自可稳定,后方人心稳定,始可坚定前线的军心,南京安全的地方,已经如此慌张,那前线数十万的将士,不知将如何过活了。
上述不合理的事实,不足以说明抗战前途的悲观,不足以说明最高统帅抗战决心不够,更不足以说明中华民族将不会有辉煌的前途,这只是若干官吏表现了腐败与无能。为了抗战为了保障我们自己和子子孙孙不作奴隶牛马,我们要求刷新政治机构,要求舆论有批评政治腐败部分的自由,我们要后方的政治机构能如前线将士一样,发出强大的支持抗战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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