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为解决反击国民党军队5次“围剿”作战对后勤的需要而采取的措施。1930年10月～1934年10月，国民党军队先后向位于江西省南部、福建省西部的中央苏区接连发动5次大规模“围剿”。中央红军后勤部门和根据地政府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了各次反“围剿”的后勤保障。

反“围剿”后勤保障的组织工作由中央苏区政府和红军各级供给(经理)、卫生(军医)、兵站部门共同组织实施。第一次反“围剿”开始时，中央红军就在团以上部队设立军需(经理)、军医(卫生)等后勤机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2年3月成立以杨至成为主任的总兵站。1932年4月成立以杨立三为主任的后方办事处。第四次反“围剿”时，组建总供给部、总卫生部、总兵站部，在部队中逐步完善了供给(经理)、卫生、兵站三大后勤系统。每次反“围剿”前，各后勤系统依据战役部署和敌情、地形等情况，对所属机构的任务、后勤力量的使用与配置进行统一部署，使组织指挥适应反“围剿”后勤保障的需要。

物资保障　1932年6月前，红军经费以自筹为主。1930年11月，为了做好第一次反“围剿”的准备，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就曾移师赣江东岸，筹措给养。其中红3军团筹款20万元，红1军团筹款40万元。1932年4月，红军攻占闽南重镇漳州后，除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外，还向当地资本家筹款百万元。第三次反“围剿”后，红军作战经费主要由政府负责。其来源，除税收和发行货币外，还于1932年6月～1933年7月，由中央苏区政府发行三期革命战争公债，筹款488万元。粮食筹集主要通过打土豪征收、向群众借粮、由当地政府供给和战场缴获等办法解决。中央红军在1934年通过三次筹粮活动就筹得粮食134万担，在给养上支持了长达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军械保障主要通过战场缴获和组织军工生产两个渠道解决。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红军利用战场缴获，共补充各种武器5.4万件。同时创办了兵工厂、杂械厂、弹药厂等一批军工企业。其中银坑、冈面兵工厂有2 000多名工人，每月可生产手榴弹8万枚，复制子弹40万发，修枪2 000支。

运输保障　从第一次反“围剿”开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就设立4个兵站，负责运输红军给养和转运伤员。第二次反“围剿”，开始形成相对固定的兵站线;第四次反“围剿”，兵站线组织日趋健全，红军部署了以宁都、兴国、瑞金为中心的相对固定的四条兵站线。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兵站线开始以瑞金、宁化为中心，划分为主线和支线两种。后来又开设了若干临时兵站线，各兵站线根据需要设立大站、中站和小站。负责为部队运送军用物资，后送伤病员和俘虏，接待过往人员食宿。反“围剿”的前送后运主要靠人力，运力由兵站的运输队和配属的支前民工担任。运输队的人数从几百人到几千人不等。配属的支前民工较多，1932年打漳州时动员民工达数万人;打洵口时也动员了2万名民工。

红军总部供给部政委叶季壮开的收据

卫勤保障　第一次反“围剿”开始，红军组成了后方医院和配属部队行动的两个野战医院，共救治295名伤员。第二次反“围剿”时，组建了拥有4个分院的方面军总医院及一个后方医院，共救治1 692名伤员。第三次反“围剿”，军团和军都开设了野战医院，共救治3 354名伤员。第四次反“围剿”时，中央红军已形成了师绷带所—野战医院—兵站医院—后方医院—总医院的医疗体系，提高了卫勤保障的时效性。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时，中央红军共发生伤员5 431人，基本上得到了及时救治。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伤员增多，其中第五次反“围剿”中仅主力部队的伤病员就有1.5万人，给救护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各级医疗机构在自身遭受较大损失的情况下，依靠苏区政府和人民的大力支援，较好地实施了卫勤保障。1931年底到1932年，中央红军还先后组建了护士学校、红色医务学校和卫生学校，培训医务人员，到长征前共培养医护人员670人，其中军医181人。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中乐安、宜黄战役卫勤部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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