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为解决从长江南北各苏区向陕甘苏区战略转移时对后勤的需要而采取的措施。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随后，红25军、红四方面军、红2、红6军团(后改称红二方面军)相继撤出根据地进行长征。1935年10月～1936年10月，各路红军先后到达陕甘宁苏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胜利结束长征。红军各级后勤部门千方百计筹措给养物资，救治伤员，对战略转移实施了保障。为了适应流动作战的需要，各主力红军后勤几次调整组织机构。长征开始时，团以上单位在完善供给、医疗两大机构的基础上，还组建了数量不等的运输队，其中中央红军的运输队中仅民工就有上万名。1934年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和1935年1月15～17日遵义会议后，为适应流动作战的环境，中央红军各级后勤机构大量缩减，撤销了军委总供给部和师的后方机关，精简了总卫生部和各级卫生组织，对各级运输队也进行了撤销或精简，使后勤组织机构的编成更加精干，适应了红军长途转战的需要。

筹措物资　对长征中部队所需的经费和物资，按照统一领导、按级负责、就地筹措的原则，分头组织实施。主要措施是：①随军携带。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除携带许多武器弹药外，还携带棉衣8.3万件、药品714担、现金202.4万元、军马338匹。每人携带4天粮食。红二方面军长征前，每人带3天粮食、1套衣服和3～5双草鞋。红四方面军长征时每人带3～6天干粮和3～5天粮食。②没收、征收。在长征沿途通过没收地主的财物和动员富农及城市商人捐款，征集资财。1935年1月，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没收了国民党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盐行里的价值几十万元的存盐，截获价值5万多元的香烟，并从溶洞中搜得银洋6万多元。1935年11月，红2、红6军团在湘中锡矿查抄银元1.6万元，粮食3 000多担，在辰溪截获国民党军队的运输船，收缴布匹2万多匹。③战场缴获。1935年1～2月，红军两次占领遵义，都有大量缴获。其中第二次占领遵义时，缴获枪1 000多支，子弹10万余发。4月，红9军团在东川歼敌时缴获银元6万多元。抢渡大渡河前，在开罗场缴获粮食4 000多袋。红二、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也通过战场缴获，获取一定数量的枪支、弹药、马匹、牛羊和粮食等物资。④现金购买。在少数民族和多民族杂居地区，红军采用现金购买的方法解决给养问题。在川北藏族居住的懋功，红军购买粮食5.8万余斤，解决了部队急需。1936年5月，红2、红6军团通过西康德荣县藏族区时，通过龙绒喇嘛寺的喇嘛，购得粮食6万多斤。⑤就地收割青稞麦。红军到达毛儿盖、黑水地区时，当时藏民已离开，地里粮食尚未收获。红军采用到地里收割青稞麦的方法解决给养供应。收割普通群众的麦子时，为其留下可供向红军领钱的凭据。采用这种方法，红军共筹粮115万斤。红军在经过雪山草地时，由于物资筹措不足，加之环境极为恶劣，致使一些部队断供，不得不以野菜、树皮、草根为食，甚至连皮带也煮着吃了。

卫勤保障　长征途中的卫勤保障难度较大。各部队采取的措施是：通过连、营、团的卫生组织，千方百计地把伤员抢救下来，进行卫生处置。对重点伤员还在战地抓紧时间进行必要的野战手术。其中红5师师长贺炳炎在战场上实施的截肢手术长达2小时，从而挽救了生命。对抢救下来的轻伤病员凡是能走动的，就让其随部队一起步行;不能步行的少数重伤员，则用担架抬着随部队行动。1936年3月，随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后方办事处行动的伤员达500多人。对无法随军行动的绝大部分重伤员，分散安置在当地群众家里，并为其留下一定的现金和药品。红2军团长征途中安置在沿途群众家里的重伤员共有5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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