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中华民国创始人孙中山对军事后勤的理性认识。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德明，号逸仙，化名中山樵，广东香山(今中山)人。为创建民国和保卫民国进行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在组织领导武装斗争的实践中，批判地吸收了中外军队后勤建设和后勤保障的理论精华，概括总结了在与南北军阀斗争中后勤保障的历史经验，逐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后勤理论。对中国近代后勤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其后勤思想集中反映于《孙中山全集》一书，主要观点有：

发展国家经济，增强国防实力　孙中山认为，战争不仅是军力的较量，也是经济力的较量，没有强大的国家经济，就不可能有强大的国防。他主张，要花大力气开发中国的资源，发展中国的实业，建立强大的国家经济，进而“努力执行扩张军备建设”。他主张：①国防与民生一体，民生与国防兼顾。他认为：“人类要能够生存，就须有两件大事：第一件是卫，第二件是养，卫和养两件大事，是人类天生要做的，卫就是自卫，无论是个人或团体或国家，要有自卫能力，才能生存;养就是觅食。这自卫和觅食，是人类维持生存的两件大事”《(孙中山选集》第693页)。主张要把二者统一起来，统一在国防建设与民生建设的出发点与功能上。即从事经济建设时，注意从国防需要着眼，使国家经济既能支持民生，又能支持军事斗争;在国防建设时，也要兼顾到民生需要，使二者互相沟通、相互转化。②努力发展经济，提高国防实力。指出：“国家岁入，日见增加，则练兵之费，即有所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19页)，强调发展国家经济，提出了包括交通、商港、水利、工业、农业等方面的建设计划，并主张采用国有方式和借助外资及外国技术，修建铁路网;兴建北方、东方和南方三个区的大海港及许多商埠;建立和发展包括钢铁、煤炭、石油、电力、机器制造、有色金属等在内的大工厂、大企业;治理河流，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农、林、牧业和纺织、食品加工等多种轻工业。以国家工业化为中心，实施中国国民经济全面近代化的大规模建设规划。他认为，只要这些建设规划付诸实施，必将为国防实力提供强大的军事经济保障。③交通运输先行。孙中山在全盘考虑发展国家经济的同时，还着重考虑了国防建设。在权衡二者的关系之后，提出了交通运输先行的观点。强调把建筑铁路、发展交通作为建设的关键。他指出：“欲谋强国，亦必自扩充铁路始也”《(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21页)。主张建立相应的机车制造厂、修车厂及客货车制造厂，还计划疏浚内河航道，建立海港、航空站等，发展水运和空运系统，在全国形成立体交通网络，将全国南方与北方，内地与边疆联为一体。认为，搞好交通运输建设对于国防有两重作用：一是可以促进国家统一，繁荣经济，进而促进国防实力的增强;二是可以提高军队的战略机动能力，便于迅速机动兵力，以求卫国战争的胜利。④加强工业建设，扩张新军备。他认为，今日中国欲富强，非厉行扩张新军备建设不可，因此他主张要建立自己的国防工业，提高军队的实力。1912年他在山西视察看到丰富的煤、铁资源时，希望“在山西设一大炼钢厂，制造最新武器，以供全国扩张武备之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75页)。同时，主张通过对外开放吸收外资，发展国防工业。他指出：“我国因排斥外人，不肯由外人办一工厂，而出重价以购他国之军器，其不合算亦甚矣”，“何如与外人合力”《(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49页)。这些充分体现了孙中山希望通过各种途径，实行开放政策，发展国防工业，建立强大国防，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思想。

进行武装斗争，必须先行组织后勤准备　孙中山在确立实行武装斗争，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方针以后，曾多次组织过规模不同的武装起义，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他认为，起义失败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但轻率发动、准备仓促、资金不足则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他非常关注武装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尤其重视后勤方面的准备，把财力物力的筹备放在第一位，作为举行武装起义准备的一个先决条件。他认为：①“举事”，必“先集备大款”。孙中山在总结以往历次起义失败的原因时，认为主要就在于资金不足，指出今后之计惟有各埠合力，另创善法，先集备大款，然后举事，乃可乘胜趋利。若如以前举事后方筹接济，莫讲筹不得，即使筹得，亦多迟延失机。因此他把筹款作为举行武装起义的一个先决条件，而时机的选择则置于其次。1908年清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先后死去，内地革命党人纷纷“争欲起事”，在举棋不定的情况下，派人请示当时在新加坡的孙中山。他指出：“机局固佳，然吾人物力未充”，表示“仍要养足实力以待之”，而未应允立即举行起义。②“举事”，宜募款购械结合。孙中山组织武装斗争主要依赖广大的海外华侨从人力、物力上的资助，军火器械也主要从国外购买，运入内地。他指出：“本党势力多在海外，故吾党在海外有地盘、有同志”《(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30页)。每次起义行动之前，都必须依靠各方力量，进行募款购械，准备接济。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他认为“此次之事不成，不过差五千之款，致会党军不能如期到省城。新军不得已而发动，动后又无款，不能在外起援兵以救之”《(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40页)。因此他更加注重筹款购械之事，并主张采用通信方式动员各地同盟会组织及个人，或派员分赴南洋各埠募款，同时到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购买武器，为举行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积极进行准备工作，并强调只要做好“充分筹备”，革命一定会胜利。③依托兵站，接济前方。在北伐作战的准备中，孙中山十分重视后勤准备。他认为，战斗“成败利钝，全在兵站能源源接济前方，使兵士无绝食而已;故当集全力以筹兵站之款”，“各机关同人以此为急，首先注意，竭力设法为要”《(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36页)。并要求各级官长在战前要亲自抓粮秣、军饷、枪支弹药、医疗药品乃至冬衣的准备，将临战后勤准备视为保证前方作战胜利的一个基本条件认真对待。

统一体制，加强后勤建设　孙中山在创建民国的革命武装和进行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尤其重视军队后勤建设。他认为，后方接济是保证作战胜利的基础，必须根据后勤工作任务，认真做好后方接济的准备。他主张：①要编设后勤机构，协调后勤供应。为协调解决军队后勤的供应，他提出国民军每军设因粮局，“专司因粮之事”。按“每日以十人养一兵”的标准筹措粮食，“凡军行所至之地，因人民之多寡以定驻军之多少”《(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06页)。以后，又提出在军、师的编制中应分别设军需、军械、军医等司(处)，各军事单位配备伙夫、挑夫、事务长，专门负责军队的后勤事务。②要规定物资、军饷来源。孙中山一向重视后勤供应，曾指出军队打仗解决供应的方法不仅仅是依赖外援，而是立足“得与境内”《(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07页)。并规定了物资、军饷的四个主要来源：一是把清王朝官产和敌对之家产一律“充公”;二是给价必买“境内一切可应军用之货物”;三是向境内有财产者借用现银，或按财产多寡抽收捐税;四是发行军事用票。③要重视武器装备建设。孙中山在武装斗争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武器装备在战争中的作用，他把武器装备看作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武昌起义之前，孙中山曾把解决武器供应问题，寄托在海外援助方面。在护法战争中，他根据以往武器装备筹集的经验教训，又提出了“因械于敌”的思想。援闽之战，当时粤军饷械缺乏，孙中山提出“粤军饷械虽乏，然努力前进，犹有因械于敌之望，较之株守待毙，得失奚止霄壤?”《(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 8 6页)其“因械于敌”的思想，不仅是当时粤军解决饷械缺乏的重要途径，也是实行革命进攻战略，解决饷械的积极办法，这一认识为革命军饷械供应寻找到新的途径。1924年，苏联援助中国革命，提供了部分武器装备。对此他指出，要把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全部用来装备党军，决不能瓜分各军应配备的武器装备，体现了他重视军队武器装备建设的思想。④统一制度，整顿饷务。第二次护法战争期间，广东驻军庞杂，各自为政，“厘捐粮税悉为各军截收”，为扩大财政收入，稳定军队供应，巩固广东根据地并准备北伐，孙中山提出统一财政、收回节余，并主张从整军入手，下令改编各路粤军，统一制度，整顿饷务，决定设立筹饷局，将各属征收机关归筹饷局直辖。这一举措，对统一广东财政，加强军队后勤建设，保障军队供应和广东根据地的巩固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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