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秦汉时期各阶级、民族、政治集团及其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军事理论工作者对军事后勤的理性认识。是中国古代后勤思想的组成部分。它是在中国历史进入封建社会初期的条件下，对先秦后勤思想的继承、发展，也是秦汉大规模战争后勤保障实践的反映。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公元220)，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形成和发展的时期。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朝在军事上实行普遍的征兵制，军队分为中央常备军和地方武装。这一时期，统治者采取了许多措施，加强后方建设。如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修筑栈道、“驰道”，开发水运等。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汉王朝(史称西汉)。刘邦在楚汉战争中，建立了巩固的后方和可靠的补给线。公元25年，西汉宗室刘秀利用赤眉、绿林起义军力量建立了东汉王朝。东汉在军事后勤方面，大规模开展屯田戍边，解决军队粮食供应。为了骑兵机动作战的需要，加强马政建设，采取“以水草为仓廪”就地供应的办法。战争的需求，促进了军事后勤思想的发展，一些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和其他著名人士纷纷著书立说，阐发了一系列的后勤观点和主张，其中刘邦、桑弘羊、赵充国等人的后勤思想有较大的影响。

关于后勤的地位作用　秦汉时期，战争频繁，促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后勤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黄石公三略》一书中就阐述了给养保障与战争的关系。指出“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视其仓库，度其粮食”。西汉著名政治家贾谊认为：“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汉书·食货志》)。西汉思想家刘安也认为：“凡用兵者，必先自庙战，主孰贤，将孰能，民孰附，国孰治，蓄积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备孰便，故运筹于庙堂之上，而决胜乎千里之外”《(淮南子·兵略训》)。

关于屯田戍边　秦汉时期战争频繁，而且规模大、持续时间长。战争消耗往往超过国家财政力量的可能，有时甚至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沉重负担，于是屯田戍边的思想应运而生。西汉将军赵充国在给皇帝的奏疏中提出了屯田戍边的主张。他认为，在要塞地区组织军屯，可以将屯田的收益上交国家，有利于增加国家储备，节省大量开支。在这份奏疏中，他还具体阐述了军队屯田的战略意义，认为：“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汉书·赵充国传》)。他提出的“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的奏疏，成为历代王朝奉行屯田戍边政策的依据。

关于军费供应和物资储备　大规模和持续不断的战争，要求有必要的军费和物资保障。搞好军费供应和物资储备是这一时期后勤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刘邦强调“给馈饷，不绝粮道”《(汉书·高帝纪》)。公元前204年当刘邦陷入困境，打算放弃成皋以东的地盘时，郦食其认为，物资储备对战争极为重要，说服刘邦攻占屯积有充足粮食的敖仓。指出：“据敖庾之粟”，“则天下知所归矣”《(汉书·郦食其传》)。贾谊非常重视积贮粮食，他认为：“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汉书·食货志》)。把积蓄储备粮食，看成是国家的命脉。西汉政治家桑弘羊维护汉武帝的主张，“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盐铁论·本议》)。并指出：“昔商君明于开塞之术，假当世之权，为秦致利成业”，“夫蓄积筹策，国家之所以强也”《(盐铁论·非鞅》)。

关于马政建设　秦汉时期，匈奴屡次南侵，对匈奴机动作战，需要大量军马。汉武帝时期，卫青、霍去病等大将连续以机动作战击败强敌，形成汉军机动作战并产生了加强马政建设的后勤思想。马援指出：“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后汉书·马援传》)。汉文帝时，晁错为谋充实北部边疆时建议：“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汉书·食货志》)。为大力发展军马生产，汉武帝下诏：“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汉书·西域传》)，“令民得畜牧边县，官假母马，三岁而归，及息十一”《(史记·平准书》)。为加强马政建设，建立了马政组织，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刺激军马生产。如鼓励民间饲养马匹，对饲养马匹者免除徭役，减免马税;禁止军马出关等。

秦汉时期，战争规模大，特别是抗击匈奴的几次战争，每次都动员十几万乃至几十万大军深入沙漠地区作战。后勤思想较先秦有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在先秦“寓兵于农、耕战合一”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屯田戍边”思想。“屯田戍边”的提出和实行，有效地解决了军队给养供应问题，影响深远，为后世所效法。二是提出了加强马政建设，适应骑兵机动作战后勤保障的思想，对抗击匈奴和抵御外来侵袭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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