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辽宋金元时期各阶级、民族、政治集团及其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军事理论工作者对军事后勤的理性认识。是中国古代后勤思想的组成部分。辽宋金元时期，是中国多民族政权并立，相互争战、相互融合的时期，其后勤思想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产生和发展的。

辽宋金元时期(960～1368)，历经400多年，在这期间，中国的多民族国家继续发展，汉族的中央统治地位大大削弱，并第一次被少数民族所取代。在多民族不断斗争、不断融合的进程中，社会生产力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农业、手工业都有了重要的进步，特别是商业呈现出空前的繁荣，这一切对社会上层建筑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各民族政权在争战中，为了占据有力的地位，无不高度重视其战争物质基础的建设，也无不重视战争中后勤保障的作用。因此，各民族政权都根据以往战争后勤的一般经验及本民族的历史传统，提出了各自的后勤主张和认识，进行了适合自身特点的后勤建设。这也就形成了这一时期色彩纷呈的后勤思想。

关于增强国家后勤潜力　宋代长期面临外部军事威胁，连年用兵造成国力日益薄弱，后勤保障也失去坚实的基础，有作为的政治家们对此深感焦虑，提出许多挽救危机的主张：①变法除弊。北宋时期的范仲淹、王安石等人，提出了积极变法，富国强兵的主张。范仲淹指出：“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认为，纲纪破坏，民穷国弱，内忧外患不止就是由于当政者不思变其道而造成的。对此“不可不更张以救之”《(宋文鉴》卷四十三，范仲淹《答乎诏条陈十事》)。王安石认为：“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治财无其道也”《(宋史·王安石传》)。因而极力要求宋神宗明察因循守旧之弊，采取变革措施，以“期合于当世之变”。②发展生产。他们认识到发展农业生产与国富兵强之间的因果关系，指出，只有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王安石提出了“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宋史·王安石传》)的主张，并强调“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使趋农为急。”他所推行的青苗法、免役法和市易法，就是以保护广大农户利益，促进生产，增加国家物质财富为出发点的。③兵农合一。他们十分重视借助民间力量，建立战争后勤的广泛基础。王安石继承中国历史上“兵农合一”的思想，提出了实施保甲法，使居民按地域由下而上组织起来，战时能够及时、有效地适应作战或作战保障。提出，实施保马法，将以往政府垄断养马改为由保甲养马，从而节省大量的养马费用，也增强了社会生产力和基层社会组织的战斗力。

关于节省军费开支　宋代冗兵之多在历代可称首屈一指。庆历年间(1041～1048)宋军总数达到100多万人。如此庞大的军队造成宋王朝“自来天下财货所入，十中八九赡军”。而且“所蓄之兵冗而不尽锐。”这就造成宋朝的军费开支过大，府库空虚，严重地威胁到其统治的稳定。许多有识之士提出了节省军费开支的思想。①裁减冗兵。包拯指出，军政费用“所入有限，而所出无限，安得不窘乏乎!”他同时大声疾呼“若不锐意而速图之”，“为害不浅”《(包拯集》卷八第106页)。②量入为出。李觏告诫人们，国家财力是有限的，“苟不量入以为出，节用而爱人”《(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五《国用第一》)，则必将导致乱世亡国。③寓兵于农。王安石认为，孤立地裁减兵员会有许多弊病，裁兵必须与政治改革和发展生产联系起来进行。他指出，如果减兵，就很难应付紧急情况;而如果不减兵，则将长期大量耗费国家人力、物力、财力。因而，他主张学习古制，寓兵于农，从而节省大量军费，并为社会节省大量生产力。

关于生战一致　与宋王朝日渐衰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一时期北方诸少数民族政权的先后崛起。由于他们正处于从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因而带有浓厚的军事民主制残余，其政治、经济、军事在很大程度上是融合在一起的。表现在后勤保障上就是强调作战、生产、保障的三位一体。①敌来则战，敌去则耕。辽兵制规定，全国丁壮，凡年15岁以上、50岁以下，尽隶军籍。军队有事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鱼为生。金制定的猛安谋克制度，也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猛安谋克既是地方行政组织，又是基本的作战单位。在其内部又依据自然的分工，以青壮年为正兵，担负作战任务，以老弱为副兵，担负后勤保障。在这一制度下，金制定的“兄弟子姓才皆良将，部落保伍技皆锐兵”，“无事苦耕可给农食，有事苦战可致俘获”，因而，“战胜攻取，无敌当世”《(金史·兵志》)。横扫欧亚大陆，最后统一中国的蒙古民族，更是以兵立国，兵民一体，奉行“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元史·兵志》)的方针。②依赖自我保障。辽军规定，每名正军配有后勤兵、杂役兵各1名，马3匹，以及随身携带的武器、装具、生活物资等，基本具备了自我保障能力。在作战中，一方面依赖自我保障，“生生之资，仰给畜牧，绩毛饮 ，以为衣食”《(辽史·营卫制》)，另则，靠就地抢掠。元军也规定兵士的马匹、武器及日常生活用品等皆需自备。③他们将以往汉人政权屯田戍边的经验，广泛运用于其征战中。一是以屯田作为战争中克敌制胜的重要手段，在东征西讨中，“遇有坚城大敌，则必屯田守之”《(元史·兵制》)，从而以饱待饥，静待敌变。二是以屯田增强军队物质保障基础，即建立屯田军，专事垦种，以较高的效率保证军粮的充分供应。

关于发展军事交通运输　军事交通运输历来为兵家所重视。辽、金、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虽然实行“兵牧合一”、“生战一致”的制度，但出于军事斗争的需要，也在前人认识和实践的基础上，对军事交通运输同样给予了高度重视。特别是蒙古大军的远征，其粮草等生活物资可以主要依靠随军携带或就地取给，但其各类作战武器装备和衣甲装具仍离不开后方的供应保障。因此，蒙古族政治家、军事家在军事交通运输上也有深刻的认识。①广设驿站。成吉思汗时期，由于战时军事运输的需要，蒙古军就在征服之地广设驿站。窝阔台继位后，“始置仓廪，立驿传”《(元史·太宗纪》)，正式建立以驿传为核心内容的兵站运输线。元朝建立后，又根据军事需要，不断增设新站。“凡在属国，皆置驿传，星罗棋布，脉络相通，朝令夕至，声闻毕达”《(永乐大典》卷一)，从而大大提高了后勤运输效率。②开拓海上运输。元朝统一中国后，每年从南方各省向大都运送粮食及其他各类物资，供给军事、行政需要。起初，主要靠南北大运河，但由于运河受季节及自身淤塞的影响，通航时间不稳定，且河船运输效率低。为此，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更高效的运输方式。1282年，大臣伯颜首先提出实行海上运输，得到朝廷认可。从此，海运逐渐成为南北战略运输的主要手段。

辽宋金元时期是中国古代军事后勤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各民族在不断的政治、经济、军事交往中，互相借鉴，互相融合，促进了后勤认识与实践的发展。北方游牧民族在吸取汉族以往后勤保障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生战一致”的思想，从而有效地保障了其远距离征战的后勤需要，在世界古代后勤思想史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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