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初期的政治家、军事谋略家管仲对军事后勤的理性认识。

管仲(生卒年月不详)，又称管敬仲，名夷吾，字仲，齐国人。曾辅佐齐桓公建立中原霸权，任职为卿。他在齐国实行改革，主张按土地好坏分等征收赋税;把军事组织与居民组织结为一体实现耕战合一;实行由国家发展盐铁业，铸造和管理货币，调剂物价等，从而使齐国国力日强，实现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的后勤思想多反映于《管子》一书。主要观点有：

富国强兵　管仲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论述了只有富国才能强兵、兵强才能致胜的道理。他提出，“为兵之数，存乎聚财”，“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地不辟，则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则国贫而用不足，国贫而用不足，则兵弱而士不厉，兵弱而士不厉则战不胜而守不固”《(管子·七法》)。指出：“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管子·侈糜》)，“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管子·重令》)。并以粮对作战胜负的直接影响，提出开发土地，发展农业，以充军实的主张，指出：“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管子·权修》)。

耕战合一　管仲“作内政而寄军令”(《国语·齐语》)，提出寓兵于农、耕战合一的思想。他主张，将国都之民划分成21乡，其中工商之乡6、士之乡15。将鄙野之民划分成5属，每属9万家。工商之乡和属之民，不服兵役，世守其业，担负渔盐、械器等的生产管理和军粮运输任务。士乡之民，皆有份田，但不负担赋税，只服兵役。士民平时务农习武，战时应征参战。士乡的组织与军队的编制相统一，依照军队伍(5人)、小戎(50人)、卒(200人)、旅(2 000人)的四级编制，相对应的分为轨(5家)、里(50家)、连(200家)、乡(2 000家)的四级编组。士乡之家每家出兵1人，15乡共出兵3万人。这样做既可以保证有充足、固定的兵源，又可保证军需物资的生产与供应。同时，管仲还认为，只有耕战合一，才能促进生战结合。指出：“缮农具，当器械，耕农当攻战。推引铫耨，以当剑戟，被蓑以当铠，菹笠以当盾橹。故耕器具则战器备，农事习则功战巧矣”(《管子·禁藏》)。

备具胜之源　管仲认为完备而精良的武器装备是军队作战胜利的根本保证。指出：“故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兵不完利，与无操者同实;甲不坚密，与者同实;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实;射而不能中，与无矢者同实;中而不能入，与无镞者同实”《(管子·参患》)。所以“备具胜之源”，“备具无常，无方应也”。为此，他强调，必须“聚天下之精财，论百工之锐器，春秋角试以练，精锐为右。成器，不课不用，不试不藏”《(管子·七法》)。他还认为，好的武器装备还具有威慑作用，可使敌不敢应战和抵抗。“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无战心;二器成，惊夫具，而天下无守城;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无聚众”《(管子·参患》)。

先算后战　管仲认为，兴兵作战消费巨大，往往是“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殚;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同前)。他强调兴兵作战要先计算好再打，不能打后才算，如果“计未定而兵出于境，则战之自败，攻之自毁者也”(同前)，对小的征战也要有大的警惕，要争取和利用天时地利，尽量减少军事开支。即使军费开支很多，但也不能超出计划。“故计必先定而兵出于境”(同前)。

管仲的后勤思想对中国古代后勤思想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影响。他论述了战争与经济、后勤与经济的关系，提出了强兵必先富国的思想，这一思想至今仍有积极的意义。管仲提出的寓兵于农、耕战合一的思想及采取“作内政而寄军令”的政策，体现出当时的后勤保障已具有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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