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印度人对军事后勤的理性认识。

早在公元前3000年即已出现了印度河文明，国家开始产生。大约从公元前14世纪开始，雅利安人从印度的西北部侵入南亚次大陆，历史进入所谓“吠陀时代”即军事民主制时代。这一时代末(公元前6～前4世纪)，在恒河与印度河流域出现了一些小的国家，开始了小国林立的“列国时代”。在公元前4世纪后期，摩揭陀国强大起来，统一了北印度，印度历史进入帝国时代。古印度后勤思想，就是在印度河文明时代、吠陀时代、列国时代和帝国时代军事后勤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主要观点有：

军队后勤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印度人认为，军队后勤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队后勤建设直接关系到国家战略。因此，他们研究军队后勤不仅仅关注后勤本身，而是把后勤置于战略全局的高度来对待。这是古印度后勤思想的突出特点。例如，古印度政治家、军事家考底利耶在其《政事论》一书中，把国家概括为由君主、大臣、农村、卫城、国库、军队和同盟七要素构成。这些要素直接或间接都与军队后勤有关。国库是军费的来源，农村是生产、税收和兵力的源泉，卫城是防卫的据点。因此，农村、卫城、国库、军队这四者与军事后勤有直接关联。这四者都在国王及其助手大臣的指挥下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赖。军队植根于国库，没有国库的开支也就没有军队;反之，国库需要军队，没有军队保护也就没有国库。卫城、国库和军队这三要素都依赖农村，没有农村的生产、税收和人力，就没有国库的财富、军队的兵源和给养及卫城的供应。卫城是国库的所在地，村民的避难所，军队防卫的中心，因此，卫城对国库、农村和军队也是不可缺少的。同盟国的人力物力支援，也与后勤有关，即所谓“同盟后勤”。在考底利耶的“国家七要素”说中，把政治、经济和军队后勤融合为一个相互依赖的有机整体。

加强后勤组织建设　古印度人认为，军队后勤工作的地位十分重要但又繁杂琐细，只有将它严密组织起来，才能使后勤在保障军队作战中发挥重大作用。因此，重视并认真抓军队后勤的组织建设，是古印度后勤思想的重要内容。据古希腊作家斯特拉波在《斯特拉波地理学》一书中的记述，古印度帝国时代的军事机构分为六部，由30名官吏组成的委员会负责，每部为5人。按他记述的顺序，第二部为后勤部，主管运输等事宜。该机构不仅利用牛队运输粮秣和军械，而且负责到各地征收粮秣;此外，还为军队提供擂鼓者、持锣者、马夫和机械匠等。据斯特拉波记载，士兵的装备使完后要归还国王的兵器库;战马和战象用完后要归还国王的马厩和象厩。这些部门是直属国王的后勤管理机构。据《政事论》记载，在古印度军队中还有专门的随军医疗队。这里不仅有能够进行手术的外科医生，而且有看护伤员的女护士，他们成为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

搞好官兵待遇　古印度人认为，搞好军队的生活保障，处理好阵亡将士的善后事宜，是稳定军心、鼓舞士气、夺取战争胜利的大事。因此，他们十分重视及时给军官和士兵发放俸给、津贴，对阵亡将士的家属给予及时的抚恤。这一重要后勤思想在有关文献中得到突出体现。例如：《政事论》对享受各级俸禄的官员，作了详细的区分，其中也包括各级军官和士兵。在印度史诗《摩诃波罗多》的《大会篇》中，那罗陀告诫坚战说，应及时向士兵发放俸给，一刻也不得延宕，并说士兵如不能得到俸给对国家是无益的。在《摩诃波罗多》的“萨薄篇”和“和平篇”中提到，在远征前夕提前向军队全体人员发放额外津贴，还对阵亡士兵的家属赠予粮食。这对安定军心、鼓舞士气是很重要的。在《往世书》中，强调士兵的正常俸给应被当作头等重要的问题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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