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中国正处于奴隶社会逐步解体并向封建社会过渡的阶段。诸侯争战，群雄角逐。其军事后勤，与夏商西周一样，仍寓于国家军事之中，不过更重视对军需的积蓄储备。

春秋战国时期，军队已有从事后勤保障的机构和人员。春秋时，许多诸侯国设有司徒、司马、司空等官职，主要是管理土地徒役、军政军赋和工程建设等。军队实行车乘士徒的编制，初期是“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周礼·小司徒》郑宏注引);中期以后，发展为每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左传·成公元年》服虔注引《周礼》及《司马法》);一乘之中又配辎重车一辆，后勤徒役25人，其中有炊事10人，装具和带甲修葺5人，挽马饲养5人，薪柴、汲水兼战车兵器修理5人。在战时另有近似临时伤兵医院的组织，开始以砭石、针灸等治疗伤病。战国时，秦的仓啬夫、库仓啬夫，都是负责后勤事务的职官。

军费的筹措及物资来源。春秋初期仍沿用西周井田制，进入中期以后，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的出现，井田制逐渐遭到破坏，各诸侯国在进行田制改革的基础上，采取“相地而衰征”，“作爰田”、放税亩、“作丘甲”、“量入修赋”等政策，把军赋摊入土地，对公田和私田一律按亩出兵、征赋，并把征收军赋的范围扩大到新兴地主阶级“庶人”。到了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吾兵即吾农”的兵农合一思想有了很大发展，实行按田亩征收“粟米”，以供军粮。各国还陆续征市税，“夫出不足战，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以扩大军费来源。此外，各国还专门设立关税和军市，广开军赋之源。《战国策·齐策》中记载，“士闻战，则输和财而富军市，输饮食以待死亡”。战国时期，一些诸侯国变法革新，实行富国强兵的政策。有些采用盐铁专卖和“舍地而税人”的办法，盐铁由国家垄断专卖，既有利于“国富民强”，又能“佐百姓之急，奉军旅之费”《(盐铁论·非鞅》)。“舍地而税人”，是按人口征收军事费用，把农民负担的军赋从土地转换到成年人身上，不仅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而且扩大了军赋来源，有利于军队后勤保障。因战争的扩大和需求的增加，军队后勤保障方式开始发生变化，由原来士兵个人携带口粮和饲草作战，逐步转化为由国家统一计划组织筹供。军队的粮草物资供给，平时由“司马”负责，战时向士卒提供携带数天的口粮，称为“裹粮”，携行量一般以三日为限。《左传·僖公五十五年》记载：“冬，晋侯围原，命三日之粮”。到达城邑或诸侯国，由该城或东道主负责供应粮秣。战中物资供应多采取“取用于国，因粮于敌”的方式。武器装备主要靠后方供应和携带，粮秣多为就地取给。武器装备保障，春秋时由官方手工作坊制造兵器，平时存于兵库，战时发放，战后收回。战国时，由各级官员监造，国都或地方的“工师”主造，验收合格后，登记入库。为保障骑兵和车乘的需要，各国都设有养马的厩苑，建立军马管理制度。如秦国有大厩、中厩、宫厩，郡、县也有厩苑，由县司马负责军马的饲养、训练和调用。战国时的赵武灵王实行的“胡服骑射”，从后勤角度来说，是统一军服样式，进行服装改革的典型事例。齐魏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之战(公元前342)中，军队使用了金属制造的釜(即锅)就地挖灶埋锅做饭。

战国弩复原示意图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军事后勤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一些军事家对后勤已有了深刻认识。如孙武在《孙子》一书中提出了“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的观点，是现存兵书中第一次对战争与后勤关系的论述，并提出了“因粮于敌”的后勤思想。这些论述和思想，对指导作战和组织后勤保障具有重要意义，对以后的军事后勤思想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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