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称季札为“天民”，赞其能“以义正人”，根本的原因在于季札的思想、德行与孔子有相通之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孜求中和之美。孔子论诗乐主张“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第三》)，以中和为美。这也是季札观乐时品歌论乐的核心取向。除了其在论《邶》《鄘》《卫》时所说的“忧而不困”之外，在孔子之前，季札论《豳》时已有“乐而不淫”，论《颂》时也有“哀而不愁”之评。在论《颂》时更是以“直而不倨，曲而不屈”等14个相同的句式，状写了《颂》在内容方面持节有度，音律方面“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的和谐之美。其二，以乐观政、以诗观政的功利文艺观。孔子说：“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第十七》)其中的“观”，就是通过诗歌观风俗，知盛衰，这是儒家文艺观的重要特征。而季札观乐时不但在论《郑》时，从“细已甚”，推想到“民弗堪”，乃至对其国祚的忧虑。而且整个论乐过程都是通过诗乐以知一国之盛衰、君德之高下。其三，季札在肯定郑卫之音具有审美愉悦的前提之下，也特别推崇雅乐，这固然从其“请观周乐”的目的可以看出，同时，他在品鉴论述之时，对于《颂》也有极致之评。当然，季札的崇雅倾向也是与其功利文艺观相通的，因为《颂》与《风》相比较，更真实直接地记录了时代的特征，《大雅》《颂》堪称是史诗。因此，季札对于《颂》的极度推崇，也体现了重观世功能是其文学观的首要特征，这与孔子孜求致用的文艺观十分接近。季札观乐在孔子知事之前，从这个意义上说，季札观乐时的诸多即兴之论，对儒家文艺观实具先发之功。

同时，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①中有《孔子诗论》^②。一般认为，这是孔子对于《诗经》的认识，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季札的文艺观对孔子的影响。如楚简《孔子诗论》中第一次对《诗经》中的《邦风(国风)》《少夏(小雅)》《大夏(大雅)》《讼(颂)》的整体旨趣进行了总结。第三简载：“《邦风》其纳物也，溥观人俗焉，大敛材焉，其言文，其声善。”因诗而知民情风俗，亦即主要是从诗乐具有的“观”的效用来言说《邦风(国风)》的特质，这与季札闻《风》而识政德、知民风的鉴赏观十分相近。如，“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俭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季札的这些即席之论，堪称是孔子论《邦风》的滥觞。

对于《少夏(小雅)》，孔子曰：“多言难而悁怼者也，衰矣少矣。”认为《小雅》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表达了因苦难而生的“悁怼”之情，其二是反映了为政者“少”德而致政“衰”的内容。这堪称是季札闻《小雅》所做的即兴之评的演绎与申述。《左传》载：“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①同样是指哀怨的情感与衰微的政德两个方面。孔子受到季札影响更加清晰的痕迹在于，《毛诗》《小雅》中表现王道衰微，为政者乏德的作品并不多见，乃至苏轼认为所谓“周德之衰”是季札陈述的观乐时的政情，而孔子沿着季札的思路论《小雅》的痕迹宛然可寻。

楚竹书《孔子诗论》(上博藏)

对于《大夏(大雅)》，孔子曰：“《大夏》，盛德也。”(第三简)而季札亦称颂《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②这些也都是视其为颂德之作。再如，《孔子诗论》中记载了孔子对《颂》乐的赞叹：“讼，坪(平)德也，多言后。其乐安而迟，其歌绅而箎，其思深而远，至矣!”(第二简)孔子对于舒缓悠扬的颂乐推敬致至，谓其“至矣”，这与季札极赞《颂》，叹其“至矣哉”的认识完全一致。

《孔子诗论》与季札都注重诗乐的观世功能，观世、教化当以修德为先。《论语》等文献中虽然注重德教的功能，但对于德教与《诗》学之间的关系鲜有论述，上博楚简中的《孔子诗论》则弥补了这一不足，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以《诗》观政德、以《诗》行德教的思想。全篇凡六简言“德”，分别是：“《颂》，旁德也……《大雅》盛德也。”(二简)“《清庙》，王德也……‘秉文之德’，以为其业。”(五简)“‘[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吾敬之。《烈文》曰‘无竞惟人’‘不显惟德’……吾悦之。”(六简)“‘怀尔明德’何?诚谓之也。”(七简)“《天保》其得禄蔑疆矣，选寡德故也。”(九简)“后稷之见贵，则以文武之德也。”(二四简)等等。《孔子诗论》将《诗》作为观德政、明德教的艺术形式，这也对后世的《毛诗序》等解《诗》作品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如《毛诗序》视《周南》为歌颂“后妃之德”，《召南》为颂“夫人之德”，并影响了其后的《诗》学传统，于是将《诗》赋予了强烈的德教为核心的教化功能，亦即《诗》作为儒家经典的基本特征。直至明代，《诗》的文学特征才渐为学者所正视。事实上，这一传统在孔子之前季札观乐之时已得到了体现。季札论诗乐，察知王公之德更过于民情风俗。如，“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俭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等等。观乐以知德，是季札遍观周乐最基本的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说，季札对于传统《诗》学理论的德教观念具有直接的启导作用。当然，与《诗大序》相比，季札观乐注重观政与审美之间的平衡，他对“德”的判断又是以“美哉，渊乎”“美哉，沨沨乎”“广哉，熙熙乎”等诗乐的审美感受为前提的。

不难看出，季札对于孔子文艺观具有直接的启示之功。孔子是儒家文艺观的杰出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说，季札观乐所体现出的诗乐观念、审美标准以及观世功能，都对于儒家文艺思想具有骅骝开道的作用。就此而言，季札的文艺观又具有“启圣”之功。

①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②竹简整理者马承源据其中五次出现“孔子曰”,认为其乃孔子论诗时“弟子就孔子授诗内容的追记”,遂命名为《孔子诗论》。李学勤认为是孔门儒者所撰,作者当是子夏,因此命名为《诗论》。(李学勤:《诗论的体裁和作者》,见《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页)兹仍以整理者之命名为是。
①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襄公二十九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64页。
②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襄公二十九年》,第1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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