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吴王馀祭在位的时间，诸史记载不一，《春秋》和《左传》《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馀祭卒于公元前544年(鲁襄公二十九年)，在位四年。但《史记·吴太伯世家》以及《吴越春秋》则载其在位17年，至前530年馀眛即位。何说为是?对此，清人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有这样的判断：

《春秋》馀祭在位四年，夷末(即馀眛)在位十七年，《表》与《世家》倒错二君之年。《吴越春秋》误仍之。而此馀祭四年有守门阍杀馀祭之文，何也?盖后人因《史》误书，遂依《春秋》将六字移入四年。《史表》元文必书于十七年，不然，既云四年杀矣，何又称十七乎?^①

梁氏指出了《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与《吴太伯世家》之间记载的乖错，并对何者为是进行了推测，但由于并未做详细论证，因此，后世学人仍多从《春秋》《左传》的记载，如，吕思勉先生有这样的分析：

疑《春秋》及《年表》是也。公子光之弑王僚也，乘盖馀、烛庸之在楚，季札之使晋。光告专诸曰：“季子虽至，不吾废也。”则季子在吴，未尝不为人所忌。馀祭之见弑，盖亦乘季子出使而发。然馀祭虽死，而国不能定，故至十七年馀眛乃立也……《春秋》系世之书，不记君之见弑，盖亦习为故常。《史记·吴世家》不记馀祭之弑，盖其所本者如此，非漏落也。^②

《吴越春秋》的材料主要来自《史记》，诚如俞樾云：“治古书者，当各治其书。《吴越春秋》既从《史记》，则但当改正其文字之误，而不得改从《春秋》也。”^③但《史记》同书而异记，孰为近实?我们认为梁玉绳的猜测虽简括而未论证，但较为近实，因为《春秋》与《左传》的记载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对馀祭被弑的原因难以解释。关于馀祭亡故，《春秋》与《左传》都有明确记载，其中尤以《左传》为详：“吴人伐越，获俘焉，以为阍，使守舟。吴子馀祭观舟，阍以刀弑之。”^①“阍”即守门人。意思是吴人伐越时，俘其兵卒，让其看船。馀祭在观看舟船时，被守船俘虏手刃而卒。对此马王堆三号墓出土帛书《春秋事语》中亦有记载。^②显然，馀祭的亡故与吴越之间的战事有关。但是，《左传》明确记载“始用师于越也”，^③亦即吴第一次对越用兵是在鲁昭公三十二年，这已是公元前510年(吴王阖庐五年)，距《左传》记载的馀祭被刺时间相距34年。由此可见，为阍的越俘，极可能是吴正式“始用师于越”之前以另外的形式所获。据《左传·昭公五年》记载：“冬十月，楚子以诸侯及东夷伐吴，以报棘、栎、麻之役。薳射以繁扬之师会于夏汭。越大夫常寿过帅师会楚于琐。闻吴师出，薳启彊帅师从之，遽不设备，吴人败诸鹊岸。”^④可见，常寿过所率的越国军队曾与楚军一起攻打吴国，但被吴军在鹊岸打败。这一年是公元前537年。若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馀祭为十七年卒，则是在公元前531年。君主观舟竟然被越俘所刺，如此疏于防备殊难理解，这极可能是因为越卒被俘已久，已浑如吴民而不觉。因此，越俘于6年之后击杀馀祭还是有可能的。而《春秋》襄公二十九年的有关记载，主要记述的是阍弑馀祭，《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吴人伐越”仅是记其原因而已，而并非记述吴人伐越本身。《春秋》则更无这一原因的记载，因此，如果《春秋》中对于“阍弑吴子馀祭”编年有误，则《左传》对此的相关记载便失去了文献价值。而《春秋》“阍弑吴子馀祭”错简而至襄公二十九年则完全可能。吕思勉先生认为“馀祭之见弑，盖亦乘季子出使而发”更难以说通。越俘阍人弑馀祭，与公子光遣专诸刺吴王僚性质不同，这不是宫门之内的兄弟相残，与君位继承及季子出聘毫无关联，阍人选择的机会只能是接近馀祭之时而不是季札在不在吴国。

其次，馀祭卒于十七年而非四年的另一个证据则是季札出聘中原。馀祭四年(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季札受命聘问中原诸国，对季札中原之行的目的，《左传》谓之“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所谓“通嗣君”即是新君继位后向别国通报讯息。如果季札于馀祭去世这一年出聘中原，虽然看似时间与“通嗣君”的出聘目的相吻合，亦即在馀眛甫继位时，即向中原诸国介绍继位后的情况，但其实这恰恰很难说通。反之，季札出聘时，馀祭已继位4年，“通嗣君”似乎又比较晚，故而学者们往往对于这一记载表示怀疑。《史记·吴太伯世家》对于此次季札的中原之行的记载虽然几乎与《左传》相同，但还是省掉了出聘“通嗣君”的目的，或许是意在弱化此次出聘的意图。那么，馀祭继位4年时，季札即使是因“通嗣君”而出聘是否有违常规呢?索检《左传》中关于“通嗣君”的记载凡六次，分别是“成公四年”：“宋华元来聘，通嗣君也。”“襄公二年”：“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襄公五年”：“郑子国来聘，通嗣君也。”“襄公二十七年”：“(季札)其出聘也，通嗣君也。”“襄公三十年”：“楚子使薳罢来聘，通嗣君也。”“昭公十二年”：“夏宋华定来聘，通嗣君也。”其中一般都是新君继位次年出聘，但郑子国则是在郑僖公继位后的第三年才出聘鲁国。另有两次《春秋》中记载是杜预注中述及“通嗣君”的例子。一次是“襄公二十七年”：“齐侯使庆封来聘。”杜预注曰：“景公即位，通嗣君也。”另一次是“昭公二十一年”：“晋侯使士鞅来聘。”杜预注曰：“晋顷公即位，通嗣君。”前者出聘是在齐景公继位次年，而后者则是晋顷公继位后的第五年。可见，《左传》中“通君嗣”的记载无一发生在继位当年，而是发生在继位的次年到五年之间。因此，季札于馀祭继位后的第四年而至中原聘问，以“通嗣君”是完全可能的。更何况，因为与中原诸国相比较，吴国偏于南方，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据《左传·襄公三年》记载，当寿梦与晋侯会盟时，晋侯派遣荀会至淮上迎接寿梦，但没有等到寿梦，原因即是“道远多难”。^①其后寿梦专门遣大夫寿越到晋国，主要是解释寿梦爽约于鸡泽之会的原因。^②更何况馀祭乃死于非命。兄长初逝，无论从情感因素，还是从宫廷政治的复杂境况而言，季札当年出聘的可能性都不大。

最后，如果馀祭卒于四年，则季札观乐殊不可解。季札在聘问中原经过戚地时，听闻钟乐之声，对孙林父的行为甚为反感，其原因之一即是“君又在殡，而可以乐乎”?^③亦即，季札认为卫献公卒而未葬，臣子不应闻乐。但馀祭四年，季札出聘时遍观周乐，时有“美哉”之叹，深深陶醉于其中。季札是吴之知礼者，同时，馀祭不但是君，而且是其兄，如果馀祭甫卒，于情于礼，季札绝不应有观乐之行。而吕思勉先生认为的阍人弑馀祭是在公元前544年这一年季札出聘之后，这与《春秋经》的记载明显相违。《春秋经》记事依时间为序，“阍弑吴子馀祭”在前而“吴子使札来聘”在后。因此，我们认为，馀祭被刺身亡，当以十七年(前531年)为是。^④

如果馀祭为十七年卒，则诸史对其事迹记载亦较简括。值得一书的主要集中在齐相庆封奔吴一事。据《史记》记载：“王馀祭三年，齐相庆封有罪，自齐来奔吴。吴予庆封朱方之县，以为奉邑，以女妻之，富于在齐。”^⑤庆封好田嗜酒，乃齐之罪人。但馀祭或因迂阔的义气，或为搏惜士之名，^⑥为春秋时收留流亡贵族的风习所驱使，不辨是非，将庆封视若陈公子完、申公巫臣、叔孙豹一类的人物，过高地相信其曾任齐相的经历，乃至“数为吴伺察”。^⑦但结果则是，“楚灵王会诸侯而以伐吴之朱方，以诛齐庆封”。^①据《春秋·昭公四年》载：“秋七月，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胡子、沈子、淮珍伐吴，执齐庆封，杀之。”^②可见，馀祭厚礼庆封，结果成为诸侯伐罪的对象，使楚国师出有名，这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外交失误，而《吴越春秋》更记载为“故晋、楚伐之也”。果如其所记，这便从根本上改变了寿梦以来成功的联晋抗楚的传统，使吴国处于外交孤立的境地。从这一为政特点来看，这与屈狐庸对馀眛的评价“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亲而事有序”^③不甚吻合。可见，厚寓庆封，招致诸侯伐罪，似为馀祭当国时所为。

①[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卷八《十二诸侯年表第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63页。
②《吕思勉读史札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65—166页。
③转引自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吴王寿梦传第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
①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襄公二十九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57页。
②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襄公二十九年》注:“马王堆三号墓出土帛书《春秋事语》云:‘吴伐越,复(俘)其民,以归,弗复刑之,使守其周(舟)。纪曰:刑不,使守布周(舟),游其祸也。刑人耻刑而念不辜,怨以司(伺)问,千万必有矣。吴子余蔡(馀祭)观周(舟),阉(阍)人杀之。”(第1157页)
③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三十二年》,第1516页。
④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五年》,第1270—1271页。对此,《春秋·昭公五年》亦载:“冬,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春秋左传注·昭公五年》,第1261页)
①[晋]杜预集解:《春秋经传集解》第十四《襄公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09页。
②见《左传·襄公五年》。
③《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三十九,《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8页。
④当然,亦有学者认为季札已出聘而后馀祭被弑,如明陈绛云:“杜预注‘吴子,馀祭。既遣札聘上国而死。札以六月到鲁,尚未闻丧。’以经传考之不诬矣。吴僻处荒服,虽暂通上国,而吉凶之间不能以时至,故札非特在鲁,且终其使事盖亦未之及闻也。”(陈绛《金罍子》中篇卷二,明万历三十四年陈昱刻本)但《春秋经》述“阍弑吴子馀祭”在“吴子使札来聘”之前。且馀祭被弑乃吴国事件,必速报季札。而季札又遍访鲁、齐、郑、卫、晋。至鲁或不闻国丧,然历数国而仍不知,殊不可解。
⑤《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第一》,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452页。
⑥当楚灵王会诸侯讨伐吴之朱方,诛杀庆封之后,馀祭曾怒曰:“庆封穷,来奔。吴封之朱方,以效不恨士也。”(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吴王寿梦传第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
⑦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吴王寿梦传第二》,第20页。
①《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第一》,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459页。
②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四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45页。
③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襄公三十一年》,第1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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