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梦像

吴王寿梦时，吴国的国力逐渐强盛。寿梦(?——前561年)，名乘，字孰姑。^①寿梦是一位积极有为的君主，在位期间经济、文化、军事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吴越春秋》载其“吴益强，称王。凡从太伯至寿梦之世，与中国时通朝会，而国斯霸焉”。^②在政治与文化上，寿梦继位伊始就“朝周，适楚，观诸侯礼乐”。^③这是自太伯、仲雍适荆蛮之后史书中第一次对吴与中原交通的记载。春秋时期，自从周、郑繻葛之战，王师败绩以后，王室浸微不振。其后的内乱加剧了王室的衰微。据《左传》记载，鲁桓公十八年(前694年)，周公黑肩被杀，王子克逃到了燕国。其后，鲁庄公十九年(前675年)，周惠王时，蒍国、边伯、石速等发动叛乱，五位大夫侍卫奉周庄王之子颓，逃到卫国，卫、燕两国军队攻打周惠王，立子颓为周天子。周惠王依靠郑、虢的力量杀了王子颓及五大夫，平定了王室之乱，于是惠王将虎牢以东的土地赐给郑伯，将酒泉赐给虢公，王畿更加狭小，王室更加衰微。在此背景之下，春秋时期诸侯仍有尊王之举，但这往往是与攘夷联系在一起的，亦即借尊王以团结各种力量，凝聚诸夏，共同对付戎狄交侵的局面。但寿梦“朝周”表现的吴国尊王取向，目的则稍有不同。这一方面是因为吴为姬姓诸侯，存在着宗法的内因;另一方面，自殷周鼎革以来，吴国处于边远的荆蛮之地，远离王畿，国力不强，且附属于强楚，勾吴与诸夏之间的政治、军事联系几乎中绝。因此，寿梦的“朝周”，是借尊王以祧宗法，最根本的动因是恢复吴国与诸夏以及周边邻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学习中原的礼乐文明，为最终成就霸业打下政治文化基础。

寿梦在“朝周”之外，尚有“适楚”之行。春秋时期，周室衰微，南方的楚国与中原诸强一起逐渐崛起，所谓“周室微，唯齐、楚、秦、晋为强”。^④楚国逐渐将势力北拓至中原地区，与中原诸强发生碰撞。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晋文公率晋、宋、齐、秦四国联军与以楚国为首的楚、陈、蔡三国联军在城濮大战，晋军重创楚军，晋文公被推为霸主。但城濮之战以后，晋楚争霸的局面仍没有结束。楚国进一步经略东南，据《左传·鲁宣公八年》载：“楚为众舒叛故，伐舒、蓼，灭之。楚子强之，及滑汭。盟吴、越而还。”^①杜预注云：“《传》言楚强，吴、越服从。”^②亦即当吴国见诸中原史籍之时，即已成为楚国的附属国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朝周”“适楚”“观诸侯礼乐”便成了寿梦经略吴国的首要任务。

寿梦二年(前584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自晋使吴，这是吴国与诸夏联系的一个重要事件。申公巫臣原为楚国的大夫，巫臣逃离楚国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一，当楚国围攻宋国的战争结束后，子重请求以属邑申、吕作为赏田，楚王同意了子重的请赏。但申公巫臣提出反对，认为申、吕作为赋税之地，可以作为防御北方的屏障，如果成为子重的赏田，“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③于是楚王收回了对子重的承诺，子重遂怨恨巫臣。其二，因夏姬而结怨子反。夏姬是郑穆公之女，嫁给陈国大夫夏御叔，生子夏征舒(字南)。夏姬貌美多姿，陈灵公及陈大夫孔宁、仪行父都与其私通。^④夏征舒一怒之下射杀了陈灵公。孔宁、仪行父都逃到了楚国，太子午逃到了晋国。夏征舒自立为陈侯。楚庄王因夏征舒杀陈灵公而率领诸侯讨伐陈国，杀夏征舒后迎太子午而立之。楚之子反欲娶夏姬，申公巫臣力阻之，子反亦怨恨巫臣。于是巫臣带上夏姬离开楚国，逃往晋国。^⑤其后，子重、子反杀害了巫臣在楚国的家族，分了巫臣的采邑。因此，寿梦继位后的第二年(前584年)巫臣再作为晋国的使者入吴，目的在于教吴用兵叛楚。巫臣教吴国使用车马、用兵布阵之法，训练士卒，指导吴国用兵伐楚，吴国的军事实力得到了增强。巫臣还将其子狐庸留在吴国，寿梦委其为行人之职^①，而《吴越春秋》则载“寿梦以巫臣子狐庸为相，任以国政”。无论哪一种文献的记载近实，寿梦都是以重任委诸狐庸。任用中原人士为高官，这在吴国历史上是十分鲜见的。这显示了寿梦广纳贤才，着意于汲取中原文化的胸襟，这也是吴国迅速走向强盛的重要条件。显然，巫臣使吴是吴国与中原文化交流进一步深化的重要契机。《史记》谓其“吴于是始通于中国”，^②“吴子寿梦说(悦)之，乃通吴于晋”。^③同时，更重要的是巫臣使吴从根本上瓦解了吴楚自楚庄王十三年(前601年)伐舒、蓼之后形成的楚、吴、越联盟。寿梦二年(前584年，鲁成公七年)，吴国北伐郯国(今山东省郯城县西南)，直逼鲁国，鲁国的执政大臣季文子深以为忧，曰：“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无吊者也夫!”发出了“吾亡无日矣”^④的叹息。可见，此时吴国的国力已相当强盛。在吴、楚关系上，吴国也改变了受制于楚的局面，转而“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马陵之会，吴入州来。子重自郑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⑤亦即原本属于楚国的地域，全部为吴国所占有。

寿梦在位期间，在“朝周”“适楚”之后，还曾与鲁成公等会盟于钟离，对此，《吴越春秋》载：

寿梦元年，朝周，适楚，观诸侯礼乐。鲁成公会于钟离，深问周公礼乐。成公悉为陈前王之礼乐，因为咏歌三代之风。寿梦曰：“孤在夷蛮，徒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因叹而去，曰：“于乎哉，礼也!”^①

钟离之会的时间，文献记载不一^②，《春秋》对其参加者的记述尤详，云：“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邾人会吴于钟离。”^③可见，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盟会。明人王樵在《春秋辑传》中更认为是诸侯大夫先约集相会，而后会吴。^④其地钟离，史家有不同的解释：一说属于楚。如杜预云：“钟离，楚邑，淮南县。”^⑤一说为国名(见《路史》)，汉代置钟离县，属九江，今属濠州。^⑥这次钟离盟会的动因概有两个方面：

首先，鲁以及中原诸国与吴国会盟，达到共同抗击楚国的目的。虽然公元前579年宋国的大夫华元促成了晋、楚弭兵，“楚公子罢如晋聘，且蒞盟”。^⑦但是，在鲁成公十五年(前576年)六月，楚国发兵侵郑、卫，对此，《左传》记载了当时楚国令尹子囊与司马子产的对话：

子囊曰：“新与晋盟而背之，无乃不可乎?”子反曰：“敌利则进，何盟之有?”

结果，“楚子侵郑，及暴隧，遂侵卫，及首止，郑子罕侵楚，取新石。”^⑧可见，楚国北向用兵，对中原诸国形成了现实的威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诸夏与吴国举行了钟离之会。同时，在两霸相持的大背景之下，寿梦招徕人才，富国强兵，国力倍增。寿梦二年(前58年)，吴国发动了攻打郯国的战争。《左传·成公七年》载：“七年，春，吴伐郯，郯成。”但郯是鲁国的属国，而鲁与晋的关系又颇为微妙。据《史记》记载，成公四年，“成公如晋，晋景公不敬鲁。鲁欲背晋合于楚，或谏，乃不。十年，成公如晋。”^①可见，与晋国同为姬姓的鲁国也在晋、楚对峙中徘徊犹豫。吴国的这次北伐，集中地展示了吴国的国力和军事力量，对自视为上国的中原诸国震动甚大，并引起与楚国争霸的晋景公对吴国的重视。也就在这一年，流亡到晋国的楚国大夫申公巫臣被晋景公派遣到吴国，目的是瓦解楚、吴的联盟关系，进而扶持吴国以抗楚。

其次，吴国通过与鲁成公等中原诸国的会盟，增进与中原诸国的联系，学习礼乐文明，为北进中原做好文化准备。鲁国乃周武王之弟周公旦的封地，据《史记·鲁周公世家第三》记载，武王灭纣之后，“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②而周朝的礼乐典章制度为周公所作，据《史记》记载，成王即位后，“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③鲁是周公的封地，诚如杨向奎先生所说：“宗周初建，周公经营洛邑，绾毂东方而封建诸侯，六合之内各有强藩，而鲁与晋实为大国。”在比较齐鲁的关系时又说：“后来的发展，齐强而鲁弱。但中国之传统礼乐文明，却以鲁为正统。”“鲁宗宗周传统，‘周礼在鲁’，而齐国偏离此道，遂有‘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的概括。”^④因此，“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⑤寿梦与鲁成公会于钟离之时，“深问周公礼乐”。学习中原的礼乐文明。由于礼乐主要成于周公旦，太伯奔吴时尚未有系统的礼乐文明带到吴地^⑥，其后吴与中原交流时亦无相关记载。寿梦与鲁成公之会时对礼乐的感叹，为季札修习礼乐提供了强烈的外部动因。从寿梦观礼乐之窘迫，到季札观乐之从容，相隔时间并不太长，但体现了吴国文化地位的重大变化，这其中季札卓荦的才华与勤勉的学习是实现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

对于这次钟离之会，有史家认为吴乃夷邦，中原诸国与吴国本非同好，往往对吴含有轻蔑之意。如杜预注云：“吴夷未尝与中国会，今始来通，晋帅诸侯大夫而会之，故殊会，明本非同好。”^①从聘会内容的记载来看，寿梦确实对于中原礼乐文明甚为生疏，深深体会到了文化的差异，以及文化交流的重要。因此，《吴越春秋》记载的钟离之会，多为寿梦对于文化差异的感喟。通过此次盟会，寿梦对于中原礼乐文明虽然仅有初步的了解，但已深切地体会到了熟悉礼乐文明是与中原列国交往的必要条件。事实上，能否守礼重义，直接关系到吴国攻守征伐、图强求霸的大业，为此，吴国亦曾有过深切的教训。如鲁襄公十三年(前560年)，楚共王去世时，吴国乘机征伐楚国，楚国军队在养由基与公子午的率领之下，诱吴师而围之，在楚国庸浦(今安徽无为县南)大败吴师，吴国公子党被俘。在对方居丧之时征伐，受到了时人的不屑，《左传》引《诗经·小雅·节南山》“不吊昊天，乱靡有定”以讥刺吴国的无礼无义之行。第二年，当吴国遣使向盟国晋国报告战败的消息，并商讨如何讨伐楚国的计划时，晋卿范献子则谴责吴国乘楚丧而侵楚是不道德的行为，因此而拒绝了吴人的请求。^②因此，对礼义文明的了解与运用关系到吴国的兴衰大业。寿梦的努力直接影响了季札，这也是作为蛮夷之邦的季札能够被孔子叹为“吴之习于礼者”的重要动因。

值得指出的是，吴国虽然被视为荆蛮，但与中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古代以诸夏为中心，周边分别是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但其中的分判、厘别并不十分严格。诚如钱穆先生所说“当时中国本为一种华、夷杂处之局”。^③同时，当时诸夏与戎狄之间的区别“其实只是文化生活上的一种界线，乃耕稼城郭诸邦与游牧部落之不同”。^④比较而言，东夷、南蛮主要是农耕文明，与诸夏之间的生活习俗以及文化上的差异程度与戎狄并不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荆蛮的吴地与诸夏之间的文化交流要方便得多。事实上，吴地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并没有真正停止过，这屡屡在考古发现中得到证明。如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出土于江西临江的春秋中期的者减钟，“形式、纹饰和铭文都出于中原，这可以认为是吴的统治阶级为要吸收先进的中原文化而做出努力的一种实证”。^①当然，这种交流往往主要局限于器物文化层面，而对于中原的礼乐文明，吴地显然还保存了较多的土著风俗，这从寿梦钟离之会时的“深问礼乐”，以及与中原迥异的椎髻为俗得到了证明。

钟离之会以后，吴国与中原诸国的交往更多。寿梦十六年(前570年)，晋侯大会诸侯于鸡泽，据《左传》记载，“晋侯使荀会逆吴子于淮上，吴子不至”。^②虽然寿梦因“道远多难”而未能参加会盟，但是吴国与中原诸国，尤其是与晋国的关系已颇为密切。其后寿梦二十三年(前563年，襄公十年)，鲁襄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世子光会吴于柤”。^③这是一次规模更大的诸侯会盟，诸侯“会吴于柤”，显示吴国影响在中原已逐渐扩大。

虽然晋楚两国是当时大国关系的核心，但是，在寿梦时期吴国逐渐强大，地位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不但吴与楚之间的力量逐渐平衡，且吴国经常对楚国取攻伐之势，吴国成为当时列国之中影响甚大的诸侯国，为其后霸业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司马迁记之曰：“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④寿梦开启了吴国交通中原的新的一页，因此，当其在鲁襄公十二年(前561年)去世时，鲁襄公到周文王的庙中吊唁^⑤，显示了吴国与中原尤其是姬姓国之间的交流得到了加强。

①《史记索隐》:“襄十二年《经》曰:‘秋九月,吴子乘卒’。《左传》曰寿梦。计从成六年至此,正二十五年。《系本》曰:‘吴孰姑徙句吴。’宋忠曰:‘孰姑,寿梦也。’代谓祝梦乘诸也。寿孰音相近,姑之言诸也,《毛诗传》读‘姑’为‘诸’,知孰姑寿梦是一人,又名乘也。”(《史记》,第1449页)
②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吴太伯传第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6页。
③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吴王寿梦传第二》,第18页。
④《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第二》,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491页。
①[晋]杜预集解:《春秋经传集解》第十《宣公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64页。……
②[晋]杜预集解:《春秋经传集解》第十《宣公上》,第565页。
③[清]高士奇撰:《左传纪事本末》卷四十九《吴通上国》,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17页。
④参见《左传》宣公九年、十年,以及《史记·陈杞世家》等。《诗经·陈风·株林》被认为是刺陈灵公和夏姬淫乱之作,如《毛诗序》云:“《株林》,刺灵公也。淫乎夏姬,驱驰而往,朝夕不休息焉。”(《毛诗正义》卷第七,《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2页)
⑤邢昺《孟子注疏解经》卷第十上《万章章句下》:“按《史记》云:‘夏姬,夏征舒之母,陈大夫御叔之妻。’三为王后,七为夫人,纳之者无不迷惑,陈灵公与大夫孔宁、仪共通于夏姬,废失朝政。征舒遂杀灵公及申公。盖将夏姬来奔于晋,晋人杀巫臣又娶夏姬。”但是,吕思勉先生对此持怀疑态度,谓:“巫臣窃夏姬之事,详见《左氏》,说甚恢诡,疑非实录。……案不经之说,往往以一妇人为之经纬,如<蒙古源流考>之洪郭斡拜济是。《左氏》所采间有类《战国策》者,如昭公七年,薳启疆为楚说昭公复得大屈,其最显者也。声子说子木之辞,亦此类,非信史也。”(《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80页)
①吴国任狐庸的职务,文献记载不一。《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第二》:“(寿梦)十七年,寿梦以巫臣子狐庸为相,任以国政。”《史记·吴太伯世家》则载其为吴行人。服虔曰:“行人,掌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宾大客,受小客之币辞。”(引自《史记》第1448页)许是以“行人”之职而委以更多国政。
②《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第一》,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448页。
③[晋]杜预集解:《春秋经传集解·成公上第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689页。
④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成公七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32—833页。
⑤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成公七年》,第835页。
①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吴王寿梦传第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②对于钟离之会的时间,文献记载的时间不一。《春秋》《左传》记其为鲁成公十五年。《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第二,记其为吴寿梦十年:“与鲁会钟离。”(《史记》中华书局点校本,第627页)《年表》于同年鲁成公十五年亦记其“始与吴通,会钟离”。因此,当为寿梦十年(即鲁成公十五年,前576年)为是。
③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成公十五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72页。
④转引自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成公十五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72页。
⑤《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七,《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67页。
⑥见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吴王寿梦传第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⑦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成公十二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58页。
⑧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成公十五年》,第873页。
①《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第三》,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537页。
②《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第三》,第1515页。
③《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第三》,第1522页。
④杨向奎:《<鲁国史>序》,见郭克煜等著《鲁国史》第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⑤《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第三》,第1523页。
⑥虽然《左传·哀公七年》载子贡在与吴国太宰嚭对话时曾说过“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但此之周礼,仅是指周族之礼,并不是其后周公所制之礼。诚如《左传》“正义”所云:“大伯之时,未有周礼,言‘治周礼’者,谓治其本国岐周之礼,非周公所制礼也。”(《春秋左传正义》,第1641页)
①《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二十七,《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67页。
②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襄公十四年》:“十四年春,吴告败于晋。会于向,为吴谋楚故也。范宣子数吴之不德也,以退吴人。”(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72页)
③钱穆:《国史大纲》第二编第四章《霸政时期》,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5页。
④钱穆:《国史大纲》第二编第四章《霸政时期》,第55、56页。
①马承源:《关于翏生盨和者减钟的几点意见》,载《考古》1979年第1期。
②[晋]杜预集解:《春秋经传集解》第十四《襄公》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08页。
③[晋]杜预集解:《春秋经传集解》第十五《襄公二·经》,第863页。
④《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第1447页。但对于吴君称王的时间,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出土的者减钟铭文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据马承源先生读识,此钟乃吴君毕轸(即《史记》所载之“句卑”)之子者减所有,已显示毕轸为句吴王。果如此,吴君称王则早于寿梦。(参见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四卷《东周青铜器铭文释文及注释》,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363页)
⑤《左传·襄公十二年》:“秋,吴子寿梦卒。临于周庙,礼也。凡诸侯之丧,异姓临于外,同姓于宗庙,同宗于祖庙,同族于祢庙。是故鲁为诸姬,临于周庙。”([晋]杜预集解:《春秋经传集解》第十五《襄公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91—8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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