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伴着王纲解纽、权力下倾的时代趋势，越来越多的贵族宗亲不再由于世卿世禄而自然获得权力，这就为品行峻洁、才能卓越的贤士们脱颖而出提供了机遇。虽然这些贤士们大多数仍属于世族或公室后裔，但仍然有一些出身卑微或出身不甚明晰的贤士，如曹刿、百里奚等等。即使是齐国著名的贤士晏婴身份亦浑沦难辨，莫衷一是。故而《孟子》云：“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孟子·告子下》)这些贤士们往往因其杰出的德能影响于一国之盛衰。诚如刘安所云：“守不待渠壍而固，攻不待冲降而拔，得贤之与失贤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鲁，而天下莫能亡也;璩伯玉以其仁宁卫，而天下莫能危也。”^①季札聘问中原诸国，历会诸贤，这本身即显示了其礼贤尚能的态度。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的记载中，季札的言辞与行为体现了其丰富的人才思想。

首先，“好善”与“择人”之别。季札对于晏婴、子产、叔向、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或“说(通悦)”，或“如旧相识”，对这些贤士能够秉持国政感到欣慰。为政者首先要德行高尚，亦即此后儒家所尚的所谓“内圣”。但是，作为为政者还需外王，以使德行外拓于治平大业，因此还要具有知人善任的能力。季札的这一思想从其对叔孙穆子的评价中得到了体现。季札甫访鲁国，在观乐之前，首先见到鲁国大夫叔孙穆子(叔孙豹)。对此，《左传》有这样的记载：

吴公子札来聘，见叔孙穆子，说之。谓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择人。吾闻‘君子务在择人’。吾子为鲁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举，何以堪之?祸必及子。”(杜预注：“为昭四年竖牛作乱起本”)^②

叔孙豹于鲁成公十六年(前575年)开始任鲁国的副卿，掌盟会、聘问等外交事务。叔孙豹堪称是春秋时杰出的外交家，高贵、优雅，行礼如仪，为处于晋楚两霸之间的鲁国竭力拓展外交空间，乃至为了维护鲁国的利益置生死于不顾。如公元前541年，诸侯虢地会盟期间，突发了鲁国季武子伐莒的事件，楚国的公子围欲杀害参加会盟的鲁国使者叔孙豹，晋国赵文子的助手乐桓子乘机向叔孙豹索赂，以此为条件，替叔孙豹向赵文子说情，但叔孙豹大义凛然地回答：“诸侯之会，卫社稷也。我以货免，鲁必受师。是祸之也，何卫之为?”其意是说，我参加盟会是为了保卫国家，如果我因行贿而得免杀身之祸，那么楚国必然征伐鲁国，这是使国家受灾祸，哪里是保卫国家呢?最终因为赵文子说服楚国，才使叔孙豹化险为夷。对于叔孙豹的懿行，《左传》《国语》等文献都有很多生动的描述。季札聘问诸夏，志趣最为相投的可能就是叔孙豹。他们都是诸侯国的世卿，又都行聘问之职。更重要的是，季札熟谙诗乐，而叔孙豹也精熟《诗》意，娴于辞令。尽管季札与叔孙豹殊为相得，但季札客观地指出其“好善而不能择人”的弱点。这是指叔孙豹晚年时，家政被其早年出逃时与村妇所生的儿子竖牛所把持。几次家变使得叔孙豹家族分崩离析，叔孙豹对竖牛也无法约束，最终还受其虐待而饿死。(详见《左传·昭公四年》)虽然叔孙豹误用竖牛是家政，但春秋时期家政某种程度上即是国政。鲁之三桓，三桓之家臣，乃至演变到陪臣执国命。叔孙豹晚景凄凉，家道中落，实乃用人之失。值得指出的是，季札的诤言相劝并没有囿于叔孙豹失察竖牛这一偶然的事件本身，而是由此论及为政者对人才当善察慎举，不如此则不堪大任，云：“吾子为鲁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举，何以堪之?”可见，季札对于叔孙豹任人失察的损失，是从攸关诸侯国的国运来认识的。

季札所谓“好善而不能择人”揭示了这样的政治理念：为政者自身的素质与识人、择人能力并不统一。叔孙豹虽然才禀卓荦，品德高尚，但其因梦^①而不能择人，造成了终生之憾。仁善者不能择人的缺陷往往更易于被德行高尚所遮蔽，危害也往往更难以被觉察。亦即内圣仅是为政的必备条件，但并不能代替外王本身。外王还得具备为政者独特的资禀与才能。叔孙豹虽然才华卓绝，但在任人择贤方面，确实存在着失察之处。季札因叔孙豹的偶例，揭示出的是更带有普遍意义的人才学的问题。亦即“好善”之德，并不能代替“择人”之能。为大任者，必当具备慎举贤才的能力。

其次，人才关乎国运。中国古代人才思想十分丰富，选贤任能，以兴邦国的事例不胜枚举。商汤得有莘氏的媵臣伊尹而实现了鼎革之变。因此，殷武丁说：“股肱惟人，良臣惟圣。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尚书·说命》)文王得姜尚而使周朝肇基，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尚书·泰誓》)周公更是礼贤下士，乃至“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①可见，选贤举能，关乎国运。季札自己就是贤明之士，其父寿梦即因其贤而欲立之，但季札辞让不受，目的是不能变更承嗣传统，而成后世隐患。季札所在的春秋时期列国之间竞霸争雄，为人才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季札聘问中原诸国，就广交列国贤士，其情形诚如吕祖谦所云：“一旦札自吴出见，诸国贤者便倾盖如故，若素相知，以是知贤者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初不可以远近论也。如一见穆子便说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择人。一见晏子便说纳政与邑，以免栾高之难。才见一人便说许多话，如平生心腹之友，盖同心之言，其臭如兰。”^②当其到卫国时，认为卫国因为有君子贤才在，国运会安泰无忧：

(季札)适卫，说蘧瑗、史狗、史、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曰：“卫多君子，未有患也。”^③

这是季札于公元前544年历聘诸国中唯一没有提出为政建议，对国情做出无忧之评的国度，其原因即是多贤才理政当国。这些贤才即季札所谓“君子”。可见，“君子”乃是季札理想人才的标准。何谓君子?季札并未详论，但我们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推得季子所谓“君子”的基本内涵。

一方面，通过季札所论列的数位君子的德行特征中寻绎。季札论列了数位卫国君子，其中最重要的实际是蘧伯玉与史。^④关于蘧瑗(伯玉)与史，《四书人物考》载：

蘧瑗，字伯玉，卫大夫。……灵公立，尝与夫人夜坐，闻车声至阙而止，过阙复有声。公问夫人曰：“知此为谁?”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闻礼下公门、式路马，所以广敬也。夫忠臣与孝子，不为昭昭信节，不为冥冥惰行。蘧伯玉，卫之贤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于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废礼，是以知之。”公使人视之，果蘧伯玉。……赵简子将伐卫，使史默往视之，默还，曰：“蘧伯玉为政，未可以加兵也。”简子遂寝兵不出。……伯玉笃行慎德，老而不倦。孔子在当时所与善者：于齐则晏婴，于郑则子产，于卫则伯玉。数人而已，贤可知矣!^①

史鱼，名，字子鱼，卫大夫也。……灵公之时，蘧伯玉贤而不 用，弥子瑕不肖而任事。子鱼患之，数以谏灵公而不听。子鱼病且 死，谓其子曰：“我即死，治丧于北堂。吾不能进蘧伯玉退弥子瑕， 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当成礼，置尸北堂足矣。”子鱼 死，灵公往吊，见丧在北堂，问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对灵公。灵公蹴 然易容，曰：“夫子生则欲进贤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尸谏，可谓 忠而不衰矣。”于是乃召蘧伯玉而进之以为卿，退弥子瑕。徙丧正 堂成礼，而后返，卫国以治。^②

蘧伯玉历仕卫献公、殇公、襄公、灵公。从其行谊来看，蘧伯玉是笃行慎德、表里如一的“仁而智者”。史鱼是一位以进贤而黜不肖为志，以尸谏称著的贤士。他们都是品行高洁、德能兼备的有道之士。由此可以窥见季札所认为的人才高标——能使国无忧患的“君子”的含义。

另一方面，通过当时较普遍的对君子的认识蠡测其大概。春秋时期，对君子已有比较通行的理解，这从与季札大致同时的孔子的论述中即可见其端倪。在孔子那里，君子虽然有“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雍也第六》)“不忧不惧”(《论语·颜渊第十二》)等特点，但更多的是将君子与小人相对而称，诸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第七》)、“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第十二》)、“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论语·颜渊第十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第十三》)、“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第十三》)等等。但最关键的区别在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第四》)、“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第十四》)，亦即在于晓于义还是晓于利等德行之别。

季札的君子观与孔子相似，这通过他们对蘧伯玉、史鱼都有正面的评价中得到佐证。孔子与蘧伯玉交谊甚厚，在周游列国时，孔子曾住在蘧伯玉家中，对其有这样的评价：“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刘安云：“蘧伯玉以其仁宁卫，而天下莫能危。”^①《韩诗外传》云：“外宽而内直，自设于隐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善废而不悒悒，蘧伯玉之行也。”^②可见，蘧伯玉被孔子称为君子，根本原因乃是其具有“仁”“义”的德行。明人薛应旂云：“孔子在当时所与善者：于齐则晏婴，于郑则子产，于卫则伯玉。数人而已，贤可知矣!”^③孔子对于蘧伯玉的高度认同也从《庄子》里得到了印证，《庄子》认为孔子与蘧伯玉都是因时适变的俊杰，《庄子·则阳》云：“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尝不始于是之而卒诎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④《寓言》又载：“庄子谓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年非也。”^⑤几乎相同的内容而将孔子与蘧伯玉互置，可见两人之间性情与操守的趋同性。

对于史(即史鱼)，孔子亦有评论，谓之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史鱼为了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乃至“死以尸谏”，可见其“直”。但是，明人薛应旂有这样的评论：“宁武子之愚，史鱼之直，皆君子也。而孔子独以君子归伯玉焉。盖伯玉内虽介介，外则浑融，宁之愚、史之直，皆其所能而不为也。蛰以存身，非有得于默然足以容之道邪?是以君子贵达变也，噫，吾其有感于斯矣!”^①薛应旂据孔子称蘧伯玉为君子，而叹史鱼为“直哉”而未称君子，遂对孔子君子的概念做了自己的理解。其实孔子同样认为史鱼是君子。据《说苑》载：“仲尼曰：‘史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于人。’”^②由此不难看出，季札所谓君子的内涵是与孔子相通的，是德能相兼而以德为主的仁者、义者。这从被季札列为君子的公叔发也可以看出。据载，公叔文子，即公叔发，卫国大夫。当文子去世时，其子请谥于郑国国君，国君曰：“昔者卫国凶饥，夫子为粥与国之饿者，是不亦‘惠’乎?昔者卫国有难，夫子以其死卫寡人，不亦‘贞’乎?夫子听卫国之政，修其班制以与四邻交^③，卫国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谓夫子‘贞惠文子’。”4可见其也是一位德、能相兼的贤者。

当然，卫国虽多君子，但国君能否任用贤士，这也是国政能否无患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虽有贤士而不为用，致使国运不济的悲剧曾在历史上一次次被重演。伍子胥在阖庐与夫差两朝命运迥异，吴国的国势也判若天壤即是鲜活的案例。关于君主用贤，季札并未言及，但“未有患也”的结论，必然包含了对当时国君能够任用贤才的肯定，这也是季札人才观中虽未明言但可以推得的应有之义。季札对卫国国情的认识，也为后世所证明。当卫灵公时，就是因为有贤士在，且任得其所，才使卫国免遭衰亡。据《论语·宪问》：“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在孔子看来，君主能够使贤才得其用，便能使国家安宁。虽然卫灵公时南子干政，而孔子称其“无道”，但据《孔子家语》载：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当今之君，孰为最贤?”孔子对曰：“臣未之见也。抑有卫灵公乎?”公曰：“吾闻其闺门之内无别，而子次之贤，何也?”孔子曰：“臣语其朝廷行事，不论其私家之际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对曰：“灵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灵公爱而任之。又有士曰林国者，见贤必进之，而退与分其禄，是以卫无游放之士，灵公贤而尊之。又有士曰庆足者，卫国有大事，则必起而治之，国无事则退而容贤。灵公悦而敬之。又有大夫史，以道去卫，而灵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之入而后敢入。臣以此取之。虽次于贤，不亦可乎?”^①

可见，孔子视卫灵公为贤者的根据即在于能够使所任者各当其才^②。这也与此前季札对卫国国政的判断完全一致。只不过季札适卫是在卫献公末年，当时卫国经历了献公、殇公之变，卫献公被逐12年后，在齐、晋的配合下又复归卫国。季札未以诤言相赠而作无忧之评，这是其聘问列国时仅有的一次，原因则在于有这些君子可以为国辅政。诚如晁补之所言：“昔吴季札观上国，论其兴衰如指诸掌，而独见蘧伯玉数人者，以谓卫多君子，其国无故。此不探其天命之所在，而只以人事知之。然至于今，论知天者唯吴季札，则天人之际固可见矣。”^③季札观政不尽为探天命，其实是据人事推测一国的政情及未来，其中，对卫国诸贤的认识与判断最为明晰。季札对卫国政治的简括评论，体现了其丰富而深刻的人才学观念。

①《淮南子》第二十卷《泰族训》,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203页。
②[晋]杜预集解:《春秋经传集解》第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120—1121页。
③[晋]杜预集解:《春秋经传集解》第二二《昭公一》,第1178页。
① 叔孙豹因梦而倚重竖牛,“遂使为竖。有宠,长使为政”。([晋]杜预集解:《春秋经传集解》第二十一《昭公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250页)
①《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第三》,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518页。
②《左氏传说》卷九《吴季札聘列国观人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襄公二十九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66页。
④如《史记·卫康叔世家第七》:“(卫献公)三年,吴延陵季子使过卫,见蘧伯玉、史,曰:‘卫多君子,其国无故。’”(第1597页)
①《四书人物考》卷二十一《传十八·蘧伯玉》,见周群、王玉琴校注《四书大全校注》附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87—1288页。
②《四书人物考》卷二十一《传十八·史鱼》,见周群、王玉琴校注《四书大全校注》附录,第1290页。
①《淮南子》第二十卷《泰族训》,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203页。
②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卷二第十五章,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9—50页。
③《四书人物考》卷二十一《传十八·蘧伯玉》,见周群、王玉琴校注《四书大全校注》附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90页。
④[清]王先谦:《庄子集解》卷七,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31———232页
⑤[清]王先谦:《庄子集解》卷七,第246页。
①《四书人物考》卷二十一《传十八·史鱼》,见周群、王玉琴校注《四书大全校注》附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90页。
②[汉]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卷第十七,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30页。
③班制:尊卑的秩序。《礼记·檀弓下》郑玄注:“班制,谓尊卑之差。”
④[清]孙希旦:《礼记集解》卷十一《檀弓下第四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77页。
①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贤君第十三》,齐鲁书社2013年版,第149页。
②《孔子家语》中孔子对卫灵公的评论较《论语·宪问》详细,《孔子家语》中所记许是孔子对卫灵公的平心之论,颇合卫灵公的为政实绩。《论语·宪问》所论许是一时之愤。据《史记·卫康叔世家第七》载:“(卫灵公)三十八年,孔子来,禄之如鲁。后有隙,孔子去。后复来。”(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598页)《宪问》所记许是“有隙”之时。
③[宋]晁补之:《鸡肋集》卷第三十四《何龙图奏议序代李侍郎作》,四部丛刊景明本。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jizhazhuan/20221217779.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