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权力下移的动荡之世，季札在政治上既有维系传统的一面，又能因时顺变，表现了适应时代潮流的倾向。这种看似矛盾的政治态度形成的根本动因在于其祈求社稷安宁，亦即以民为本的政治理想。

首先，强公室、抑私门。西周王朝原本是周天子一统天下，但随着平王东迁，共主衰微，王命不行，当时的诸侯势力渐盛。平王驾崩时，鲁不奔丧，说明王室势力的衰颓。进而诸侯兼并战争渐烈。到齐桓公之时，霸政渐成，称霸者尊王攘夷，禁抑篡弑，实际替代了业已衰微了的周室的功能。这是王权下移的第一步，也是春秋的时代主潮。其后，霸政又逐渐衰微，王权进一步下移，私门迭兴。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变成“礼乐征伐自大夫出”，乃至“陪臣执国命”，进入了大夫执政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晏婴等一批贤明政治家为了保持社会的安定、有序，力图维持公室的作用。季札在聘问齐国时，“说(通‘悦’)晏平仲”，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晏婴的政治理念推测季札的政治倾向。晏婴在内政方面的一个重要理念在于强公室、抑私门。强公室是由晏婴忧国忧民的政治情怀所决定的，这与其后家臣以“张公室”为名夺取卿大夫的权力，以攫取自己的利益和地位有本质的不同。家臣的“张公室”是叛主，而晏婴强公室的目的是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安定。当齐庄公因私通棠姜而被崔杼杀死后，晏婴云：“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①社稷为先，君为次。齐国的崔杼在杀死齐庄公之后，拥立景公，自任宰相，庆封为左相。这一时期晏婴为了护公室，屡次受到生命的威胁。崔杼与庆封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利，威逼大夫、国人盟誓，晏婴为维护公室的尊严凛然以对。《左传》中有较含蓄的记载，而《晏子春秋》的记载更为详细：

崔杼既杀庄公而立景公，杼与庆封相之，劫诸将军大夫及显士庶人于太宫之坎上，令无得不盟者。为坛三仞，坎其下，以甲千列环其内外，盟者皆脱剑而入。维晏子不肯，崔杼许之。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颈，剑承其心，令自盟曰：“不与崔、庆而与公室者，受其不详。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杀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杯血，仰天叹曰：“呜呼!崔子为无道，而弑其君，不与公室而与崔、庆者，受此不详。”俯而饮血。崔子谓晏子曰：“子变子言，则齐国吾与子共之;子不变子言，戟既在脰，剑既在心，维子图之也。”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义也。崔子，子独不为夫《诗》乎!《诗》云：‘莫莫葛蘽，施于条枚，恺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婴其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钩之，直兵推之，婴不革矣。”崔杼将杀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无道而杀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从而杀之，不可以为教矣。”崔子遂舍之。^①

晏婴几乎以生命卫公室，虽然无法阻止崔杼杀庄公，但其尊君重义、守道不屈之举还是对于张公室、抑私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但在政治上宣示强公室，在经济上，晏婴也力护公室，坚辞封邑。据《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载：“崔氏之乱，丧群公子。故鉏在鲁，叔孙还在燕，贾在句渎之丘。及庆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与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②这与当时一起受到封邑的北郭佐、子雅、子尾等人或“受之”，或“辞多受少”，或“受而稍致之”明显有别。就在晏婴拒封邑前后，季札来到齐国，与晏婴相见，其情形如次：

聘于齐，说晏平仲，谓之曰;“子速纳邑与政!无邑无政，乃免于难。齐国之政，将有所归，未获所归，难未歇也。”故晏子因陈桓子以纳政与邑，是以免于栾、高之难。^③

所谓“纳邑与政”，服虔注曰：“入邑与政职于公，不与国家之事。”^④此时之“国”，非今日“国”之含义。《周礼》曰：“大曰邦，小曰国。”《齐语》：“参其国而伍其鄙”，国指郊以内，鄙是指郊以外，诚如钱穆先生所说，“一国只限于一城是也。”^⑤季札催促晏婴“速纳邑与政”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就齐国而言，“齐国之政，将有所归，未获所归，难未歇也”，季札的简括之论，堪称卓识。季札是希望晏婴拒受城邑，以强公室，从而使齐国结束大夫弑君篡位的乱局，使社会得以安宁。同时，通过拒受城邑而受到公室的信任，使贤者晏婴能有发挥政治才华的机会。季札所言，与当时的现实正相符合。据《左传》记载，晏婴不受封邑，“公以为忠，故有宠”，这为晏婴赢得齐国公室的信赖而委以重任，使其才华得以施展，从而使齐国“举贤以临国，官能以敕民”，^①“以节俭力行重于齐”。^②

另一方面，就晏婴个人而言，“无邑无政，乃免于难”。晏婴清廉为政，勤政爱民。当子尾对晏婴拒受采邑感到不解时，晏婴说：“庆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无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恶富也，恐失富也。”^③晏婴深谙得与失的辩证关系。“使无黜嫚，谓之幅利”，这与季札所说的“无邑无政，乃免于难”的观念正相符合。季札对晏婴的规谏在齐国其后的历史中得到了证明。鲁昭公十年(前532年)，齐国四族之间发生了内乱，陈氏、鲍氏攻打栾氏、高氏，结果栾氏、高氏战败，陈氏、鲍氏分了他们的采邑。在这个时候，晏婴对陈桓子说：“必致诸公。主，德之主也，让之谓懿德。凡有血气，皆有争心，故利不可强，思义为愈。义，利之本也，蕰利生孽。姑使无蕰乎，可以滋长。”^④最终陈桓子听从了晏婴的劝告，将分得的城邑全部交给了公室。其后，齐景公又给陈桓子莒地附近的城邑，也被辞谢，陈氏反而得到了壮大。在齐国的这场内乱中，晏婴因“无邑无政，乃免于难”，没有直接卷入其中。同时，晏婴还规劝陈桓子还邑于公室，践行了其政治观念。陈桓子的壮大也证明了晏婴与季札政治观念的合理性。季札会晏婴，体现了其鲜明的强公室、抑私门的政治主张。同时，对于财产、利益的得失观，充满着睿智与理性，这与其知礼让国的行谊完全一致。

其次，适时顺变的政治态度。黄道周曾称赞曰：“季子则可谓中行独复者矣。”^⑤黄氏之评，堪称的论。季札的政治理念恰恰具有“中行独复”的特点。他在认同晏婴的强公室、抑私门主张的同时，又能履中适变，顺应时代的潮流。这集中地体现在公元前544年聘问晋国时，对于晋国时局的判断与认同。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

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族乎!”说叔向，将行，谓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难。”^①

季札使晋显示出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在于对三家分晋的预感。但三家分晋局面的正式形成在于哀公四年(前491年)，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共杀知伯，尽并其地。^②其后，“烈公十九年(前403年)，周威烈王赐赵、韩、魏三家为诸侯”。^③但此时距离季札于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说“晋国将萃于三族乎”，或“晋国之政卒归之三家矣”，尚有100多年的时间，这确为一惊人的预测，但这一看似颇具预言色彩的判断，其中包含着季札对当时晋国社会的一种理性分析与推理。

晋国自晋文公至晋平公，作为诸夏盟主，凡八世，在诸侯国中持续时间最久。但是，晋国在诸夏又是殊为独特的一个，这就是异姓势力在晋国政治中具有巨大影响力，形成了“国无公族”的现象。这导源于晋国从西周末年开始为争夺君权发生的长期内乱，在公元前679年最终由曲沃小宗代翼绛大宗的过程中，晋君有六位被弑，大宗公族也随着晋君被弑而大多成为牺牲品。公族的地位下降，几乎沦为庶人。曲沃武公之子即位为晋献公后，新的公族势力逐渐壮大，于是晋献公听从大夫士蒍的建议，尽诛群公子。倚重异姓，翦灭公族，大夫专政的萌芽因之而产生。公元前522年，范、中行、知、赵联合驱逐了公族栾氏，并诛灭了栾氏全族，这时的晋国仅存范、中行、知、赵、魏、韩六大强族。最后几经战乱瓜分，形成了韩、赵、魏三家分晋的局面。虽然因为资料所限，我们不能具体分析季札何以得出“晋国其萃于三族乎”结论的原因，但是，通过对叔向所言，我们也可以窥见其对社会发展大势的肯认，季札所说的“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家”，如何句读?如何解释?亦即季札所云的意思为何?众说不一，其中关涉季札对晋国左右国政的大夫的看法，故需略做辨析。

“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对此，林晋的解释是：“君汰侈而多自贤其臣。”^①孔颖达正义曰：“谓多以恶人为良而善之。”^②明人陆粲则对孔颖达的疏解提出异议，谓：“《传》文云‘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家。’言国多良大夫，而此大夫又皆富，必厚施而得政也，此解谬甚。”^③但何以为解?陆粲并未言及。清人武亿《群经义证》则云：“‘君侈而多良’。案：《疏》谓‘多以恶人为良而善之’，是旧读，以良字绝句。考此宜多字属读，《周礼·司勋》‘战功曰多’注‘克敌出奇’证之。《成十七年传》‘范文子反自*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骄侈而克敌，是天益其疾也。’《墨子·鲁问篇》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货财则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与此文‘君侈而多’义正同，‘良’字属下‘大夫皆富’读。盖季札所云‘良大夫’即上文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三族皆晋之良也，故断以‘良’字属下为正。”^④但武亿的解释似有勉强，逗在“多”“良”之间似有不妥，因“君侈而多”殊难理解。现实则是君一而大夫多。我们以为“大夫皆富，政将在家”，并非完全贬义。从季札见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来看，对于三大夫而有“晋国其萃于三族乎”的发问，语含肯定，其“萃”字尤可证明。从季札此次出使中原诸国来看，所见的人物中，除了见孙文子是因“将宿于戚”，属于旅次偶遇之外，其他正式相晤者，诸如叔孙穆子、晏婴、子产、蘧瑗、史鱼、叔向等人都是当时最为著名的贤明君子。因此，见赵文子等三人也当属于贤者雅会这一类。对于王纲解纽、权力下倾的现象，季札显示了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对于公族衰微的现象有惋惜之意，这在其劝晏婴纳邑与政即可以看出。同时，他对叔向流露出惺惺相惜之情。就身份而言，季札与叔向有诸多相似。季札乃吴国王室。叔向属于羊舌氏家族，而羊舌氏又是晋国的显赫公族。楚人蘧启疆曾说：“羊舌四族，皆强家也。”(《左传·昭公五年》)叔向对当时政在大夫的现象虽然认可，但对权卿势强其实颇有不满。如昭公元年楚国令尹与楚王争权，当时的局面是王弱而令尹强，对此，叔向说：“强以克弱而安之，强不义也。不义而强，其毙必速。”(《左传·昭公元年》)因此，当季札与叔向临别之时所说的“君子勉之”，当包含了对叔向政治意向的肯定与支持。同时，也规劝叔向在“政将在家”的情势之下，当“必思自免于难”。其情甚殷，显示了对这一局面的无奈与顺适。另一方面，季札又是一位通时达变的政治家。他所谓“君侈”，客观地指出了公室的衰弱有其自身必然的原因。他很喜欢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并且以“萃”称之，明确地表示了对这一现象的认同。对“政将在家”的预判，既有“大夫皆富”经济基础的分析，也有世卿人“萃”而使季札“说”(通“悦”)的因素。孔子曰“君子时中”，安时顺适，不强违趋势，季札承认吴王僚，承认阖闾都是如此。因为改变时势必将会引起社会动荡，生灵为之涂炭，社会代价更大。季札对晋三家的认同，也是秉持同样的理念。顺应潮流之变，不但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背后更体现了其仁民爱物的政治理念。

① [晋]杜预集解:《春秋经传集解》第十七《襄公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023页。
①张纯一校注:《晏子春秋校注》卷五《内篇杂上第五·崔庆劫齐将军大夫盟晏子不与第三》,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27—229页。
②[晋]杜预集解:《春秋经传集解》第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106页。
③《春秋左传注·襄公二十九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66页。
④引自《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第一》,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457页。
⑤钱穆:《国史大纲》第二编第四章《霸政时期》,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6页。
①《晏子春秋校注》卷三《问上第三·景公问善为国家者何如晏子对以举贤官能第十三》,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54页。
②《史记》卷六十二《管晏列传第二》,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134页。
③[晋]杜预集解:《春秋经传集解》第十八《襄公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106页。
④[晋]杜预集解:《春秋经传集解》第二十二,第1329页。
⑤[明]黄道周:《易象正》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晋]杜预集解:《春秋经传集解》第十九《襄公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122—1123页。
②此为《史记》所载,然《史记索隐》:“如《纪年》之说,此乃出公二十二年事。”(《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第九》,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686页)
③《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第九》,第1687页。
①[晋]杜预注、宋林尧叟注:《左传杜林合注》卷三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三十九,《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9页。
③[明]陆粲:《左传附注》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清嘉庆二年授经堂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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